华润集团之所以能做到挟资本以令诸侯，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各种行业渗透、挺进。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它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正确剖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及时作出正确的战略调整，并能充分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把华润的张力无限放大。
胡雪岩：洞察局势做生意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其数十年的经商生涯中，创造了无数的商业奇迹。
在变化莫测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独特的商机，甚至做成了几件在当时看来绝不可行的生意，这些都是他审时度势的结果。
胡雪岩做成的最令人惊奇的事情就是操作了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笔对外借款。而在他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当时的官府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贷款。例如曾是军机首领深受朝廷器重的恭亲王就曾拟向洋人借银一千万两用于为海军购置军舰，所获朝廷批示却是：“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朝廷重臣恭亲王的碰壁，甚至让一向果敢又决断的左宗棠对向外商借款能否获朝廷批准也常常心存犹豫。
胡雪岩说：“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胡雪岩却不像左宗棠那样看待向洋人借款一事，他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断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因为形势已经变化了，这是时势使然。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官员中的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亲王独木难支，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镇压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的信心和决心，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二则当时发展军务并不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向洋人借款买船仍然可以暂缓。此时朝廷认为发展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镇压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言听计从，批准借款申请。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权倾朝野，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内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朝廷也自然应当颇为重视。抓住机会，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罢，一办则准成。
事实确实如胡雪岩分析的那样，朝廷批准了向洋人借款。“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对于促使事件的成功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对于事件的成功能够起积极作用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胡雪岩能够成功操作这件事情，也离不开他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和把握…特别是他能准确地看出形势的变化已经对自己这方相对有利，因此大胆实行，最终做成了此事，为朝廷也为左宗棠提供了及时的军费支持。
胡雪岩在其数十年的经商生涯中，和外商打交道的次数很多，从中受益也很大，可以说，胡雪岩能够把家业做大，很重要的一招就是从事对外贸易，包括出口蚕丝、进口武器军火等。而他能在当时中国一片闭关锁国的氛围中，趟出一条道路，全赖他对当时形势的洞察和把握，也就是他能够审时度势看待问题的结果。
胡雪岩通过左宗棠的关系，在商界的路子越走越宽，手上掌握的资金已从最初的几十万，发展到了几百万。他开始通过帮助左宗棠采办军粮、军火，为自己的商业发展借取更大的势。此时，胡雪岩与洋人之间为生丝贸易爆发场生丝大战。
当时，适逢小刀会起事，上海的局面动荡不堪。胡雪岩通过官场中的朋友打听到内部消息：两江总督已经上书朝廷，因洋人曾经暗中在经济和军火帮助小刀会，建议朝廷对洋人实行极其严厉的贸易封锁，教训洋人。胡雪岩心想，只要官府出面封锁了对洋人的所有贸易，那么自己在上海的生丝就奇货可居，所以这时候只需按兵不动，待时机成熟再行脱手，自然就可以卖上好价钱。为此，胡雪岩费尽心机结交丝商巨头庞二，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纵价格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他将从湖州收购的蚕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有脱手。而洋商也不肯示弱，扬言不买上海地区的生丝，要从另咯的地区直接进货，双方陷入了一场僵持中。
时间慢慢的过去了，双方的对峙也在加剧。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几个情况：一是由于上海小刀会的活动，朝廷明令禁止内地商人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与洋人交易；二是外国使馆相约一致做出决定，各自布告本国侨民，不得接济、帮助小刀会；三是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人，不顾英、法、美三国的联合抗议，已经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
这些情况对于胡雪岩的生丝销洋庄的生意来说，应该是极其有利的。首先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是因为朝廷禁止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其次，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许多的限制，而从洋人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一系列行动进行分析，洋人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洋人垄断丝业价格的工作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
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胡雪岩竟然又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不再坚持自己最初的高价格，毅然决定将自己的存丝按洋人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出手。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胡雪岩由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看出了整个局势发展的必然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在清兵的勇攻下已成强湾之末，洋人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洋人开始转变态度，已经决定与朝廷继续进行贸易往来了。同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人做生意仅仅是暂时行为，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必得继续下去，因而外贸禁令也必会解除。届时中国商人可以与洋人进行自由贸易。正是从时局的变化中，胡雪岩看出了时局发展大方向。那就是，迟早要与洋人长期合作做生意。在胡雪岩看来，中国政府从来不会体恤为商的艰难，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使中国政府不会为维护中国商人的利益与洋人去论斤争两。因此，在没有政府政策保护的情况下，与洋人的生意能不能顺利，最终只能靠中国商人自身的能力。既然如此，也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以免交恶太深，为将来留个见面的余地。因此，即使现在他已经垄断了市场，为了长远利益，在价格上略作…些让步，也在所不惜了。
这就是胡雪岩眼光精明，能够时时准确地把握时局之所在。这一票生意做下来，胡雪岩确实没有赚到钱，但是这票生意却使得胡雪岩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道路。事实证明，胡雪岩在这一笔生意中在价格上做出让步，“卖”给洋人的交情，马上就为他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胡雪岩今后发展更大规模的洋庄生意，为他以后借洋债发展国际金融业，为他驰骋十里洋场，建树商界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胡雪岩在自己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能搏击商场屡战屡胜，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胡雪岩本人具有一种能够从复杂局势中看出大方向的过人眼光。当时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清攻府被迫对外开放这两件事情的发生使得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乱哄哄的局面。而在这之中，胡雪岩洞悉全局，审时度势，善于应对，认得准方向，把握得准商场机遇，最终成就了一代财神的大好局面。
【感悟中华商魂】
《老子》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阐述的是“福”与“祸”两中完全背离的状态在变换的情势中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微妙关系。胡雪岩由于深谙此道，因此在应对对外借款和对外贸易这两件事情上能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胡雪岩能够为清政府成功的运作对外借款事宜，关键在他通过前后对比认识到情势已经由不利与事情的发展转变为有利于事情的促成，并且将自己的想法果断的付诸实践，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而胡氏在生丝贸易中的一反常态则是同种思维方式的逆运用，自然也同样取得了令人惊羡的商业利益。“祸福”思想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商场中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但并非不可捉摸，由于事物或情势都要遵循孕育、产生、发展、成熟以及衰落、灭亡的规律，企业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也不能例外，没有哪一个企业能够永远的停留在某个发展阶段或者依靠某种生存环境，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应时机变、居安思危的思维，不仅对企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市场环境和会时局有相当的了解，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市场变化趋势以及社会局势的转变同样要做到了然与胸，从而在变与不变中做出正确抉择。
林绍良：与政策共舞
拥有近100亿美元资产的印尼华人林绍良，被美国《投资家》杂志评为当今世界大银行家之一，号称“世界第六巨富”。据信，林绍良的财产不仅超过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船王包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而且也超过了地产大王李嘉诚和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被一些媒体誉为“世界华人第一富豪”。
从一个不名一文的小学徒到世界华人第一富豪，林绍良的成功之路既充满坎坷、又富有传奇色彩。林绍良1916年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牛宅村，祖辈以种田为生。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军侵占福清，为了避免被抓壮丁，林绍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爪哇，投奔叔父林财金。在那里，林绍良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没多久，林绍良想只身到外面闯一闯，便离开了叔父的花生油店，独自做起兜售咖啡粉的小本生意。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又打响了，当地华商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良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经过周密策划后，决定从事一项危险但充满机会的业务——给印尼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
当时恰逢一位名叫哈山·丁的印尼军队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这位哈山·丁不是别人，正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统治印尼32年的铁腕总统苏哈托。这样，林绍良通过哈山·丁结交苏哈托，通过苏哈托开始了军火、药品生意，他不仅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而且和印尼的政要接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印尼独立后，百废待兴。林绍良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从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人开始创业，尔后再相机进入其他领域。林绍良于是先将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并从1952年起相继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企业的发展，他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
1967年之后，苏哈托出任印尼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林绍良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迅速拓展自己的事业。
印尼本是个条件优越的农业国，但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每年政府都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林绍良借机向印尼政府建议，在印尼国内自行加工面粉。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把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经过10年的努力，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了印尼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同林绍良凭借他的胆识与实力，又进军房地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土地2100公顷，成为印尼最大的房地产商，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20％。
在当年做军火、药品期间，林绍良还发现了另一宗大买卖——丁香生意。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每年进口量高达2万多吨。凭借与苏哈托的特殊关系，林绍良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相继获得政府授予的丁香进口专利权。这两家公司进口的丁香，约占非洲盛产丁香的马达加斯加和桑巴尔的总产量的90％，林绍良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1975年林绍良又开始涉足水泥生产。在政府的帮助下，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并控制着印尼90％，的方便面市场、85～A，的面粉市场、35％的牛奶市场及超过30％的石油市场。
在林氏企业王国中占有关键地位的是金融业。在早期的经营活动中，林绍良就发现要想在商业中立于不败之地，仅仅有实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他决心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盘谷银行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