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拿毫笔将你打。”张学政踱来踱去，反剪了双手，十分得意。夜深了，却无睡意，夫人见状，披衣前来书房探望，见他剪手踱步，口中喃喃有语，似唱非唱的，满口的“我手拿毫笔将你打，锵锵锵”的，因张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少有话语，而今见他独自一人如此自言白语，夫人大惊，以为丈夫遇见鬼了，撞了邪了。于是大呼：“不好啦，来人啦！”把安安静静的一个学政府闹了个鸡犬不宁。
张学政是断然不敢把所奏之事告诉夫人的，不敢把自己的快乐同夫人分享，只是一个人偷偷地乐，夜里睡到床上，把夫人紧紧地抱了，竟是做了一夜的美梦。张学政越如此，夫人越是不安起来，派了家人，到庙里抽签，却抽了个“下下签”，求仙问巫，亦言有野鬼缠身，把一好端端的夫人吓得不成人相。于是又是请师公道士追魂立禁，打醮谢天，又是请道士求星拜斗，如此忙乎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道光皇帝接到贵州张学政的奏折，开始有些震怒，认为李继所讲《皇朝经世文编》确实有违朝制，朝廷钦点八股文范本，自乾隆中叶就已开始，已近百年历史，当然不能更改，认为张学政所奏在理，于是准备批准，将派钦差严查此案。适此两江总督陶澍、陶中堂入京见驾，道光皇帝把张学政所奏之事与陶澍讲了，想听听陶澍的意见。
却说陶澍自从江两代天阅兵以后，威望更是盛隆，他掌管清朝的东南江山，虽然只有寥寥数省，却是全国极为富裕的省份，掌握了大清经济的半壁河山，成了道光皇帝十分倚重的国之干臣。在听了道光所讲的张学政所奏之事后，陶澍并没有急于表态，只是反问了道光：“陛下以为如何呢？”
“朕准备依奏派钦差严查，只是尚未定决，故与爱卿言及。”
“陛下意欲再兴文字之狱乎？”
陶澍如此一问，却把道光皇帝问了个哑口无言。“《皇朝经世文编》微臣曾参与过编撰，所选之篇章，乃本朝自顺治爷开始至今被公认或钦定的经世济国之文，微臣曾向陛下奏请过的，并经陛下御览了的，可算是钦定的范本了。微臣以为，张学政所奏过于草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耶，望陛下圣裁！”
见陶澍反对，道光作罢，并不打算对张学政的奏折作任何处理。一个月过去，见贺长龄依然很是潇洒，自己并没有得到朝廷的片言只语，也就清楚“手执毫笔将你打”这枝毫笔并没有钢鞭的力量，并没有将贺长龄打倒，并没有将李继赶走，不久又恢复了沉默，整日又郁悒寡语。
张夫人见丈夫又恢复了往日的郁悒沉默，居然没有整夜拥抱自己了，虽然有一些失落的感觉，却终将悬挂了一个月的心放了下来。“谢天谢地谢菩萨，谢祖谢宗谢师公，终于驱了鬼除了邪了！”
一天，贺长龄接到陶澍的来信，信中提及了张学政所奏之事，这让贺长龄惊了一大跳，他没有想到，这个平时对他恭敬有加的张学政竟在背后放冷箭，于是有些愤怒，便喟然长叹：“人心难测啊。”因为有了陶澍的告及，尽管他本人没有见到参他的奏折，而且也终究没有参倒他，但他见了张学政，尽管秉了儒家的“天理”“人欲”观，做到了尽量克制，却终究心存芥，好像觉得他的整个人儿都改变了模样，而变得十分丑陋。他的恭维，他的尊敬，只是一种十分粗俗而又十分虚伪的丑陋之举了。贺长龄还是忍了，他没同张学政大开舌战，并且也不打算向朝廷参奏他，只是邀了他同登了省城书院，～同听了李继的讲座。李继讲演以后，贺长龄又作了一个演讲，他不是讲书，也没有讲《皇朝经世文编》，只讲了“人”，讲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立德，做怎样的人，这本是儒家研究了数千年的一些问题，而且一直在研究，在不断地深入研究。“本府认为做人，首先重在一个‘德’字上，其次才在一个‘才’字上，一个人只有做到了‘德才兼备’
才是一个完人。所谓德，概言之，乃品格道德，古之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也就是为致君****而学，为经世济国而学，这种学便是德，便是品格道德。然而今人所学则是竞心于利禄，为了利禄，甚至不择手段，不顾君臣父子之伦，不顾朋友、夫妻之义，这就不是德。学校、书院应该要培养‘真人才，真人品，真经济’的三真人才，不要去为那些利禄熏心之士制敲门砖，那样，学校、书院就是祸国殃民的温床了。”他再一次当着张学政的面，重复了书院的人才要求。当年张枝对岳麓书院的人才培训要求一样：“诸士肄业其中，朝受业，昼讲学，夜复习，京师论学取友，不苟同于流俗，教育有不倦之心，学者有不怠之功，蓄道德而能文者，外则为正士，出则为名臣，吾为尔士多望矣。”对李继在省城书院的讲学，一反常规而不以科举功名为培养人才目标十分赞许。
且说这张学政，自从呈奏折参奏省城书院的教学概况以后，见没能扳倒贺长龄，便恢复了往日的郁悒与沉默，但终究做贼心虚。所以每每听到贺长龄讲话，总以为贺长龄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听了贺长龄所说的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怎样立德、立什么样的德的话是如坐针毡，如芒刺戳背。贺长龄讲得天花乱坠，学子儒生如坐春风，只有他听得冷汗直冒，心惊肉跳。“君臣父子之伦，朋友、夫妻之义”，这本是儒学最为基本的道德规范，而今在张学政听来，却有如天籁，有如震人心腑的感觉。偕贺长龄听讲省城书院以后，张学政更加郁悒，最后竟提笔向道光皇帝上了辞呈，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辞官归里，才算终于解脱了同贺长龄数年间不愉快的合作。
再说那游大，自贺长龄做了工作入了义学，十分勤奋，不久参加县试，一举中了秀才，嗣后入省城书院就读，与李继游，却经常出入于巡抚衙门，颇得贺长龄器重，参加省里的乡试，一路春风，甚是得意，中了举人。他入义学之时，已是十四五岁的少年，而今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了，长得白白嫩嫩的，绒绒的胡须，贴在薄薄的嘴唇上，浓眉大眼，英俊倜傥。自贫寒封闭的山寨走出，来到省城，游大的眼界大开了，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让这个年轻人了解到大干世界不止一个中国，在大清之外，还有更多的像大清一样的国家，就像走出山寨有县城，走出县城有省城，走出贵州有其他的省一样。为了让他开阔眼界，贺长龄没有急于让他参加会试，去考进士什么的，而是让他入了自己的幕府，让他做些书记之类的工作。因为游大对于贵州比较熟悉，对于贵州的过去，通过读书识字，比外省的贺长龄有更深的了解。
却说贺长龄在经营打点书院、学校的同时，对农桑之事也加以重视。贵州之地，因为缺少阳光，对于水稻的生长十分不利，而且到处高山坡地，有的是旱土，试种了几次江南的水稻失败之后，贺长龄陷入沉思，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出路了么？面对失败，他并没有退却，“一日在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他认为，只要居官一天，就要实行自己的职责一天，这就是岳麓书院的学风，岳麓书院的精神啊。从恩师罗慎斋先生所学的，不正是如此吗？“人之精神本与万物同流，官其地者，即山川草木无不与其精神相感召，有能兴其利者，则山川草木亦为之贡其精华而与之俱生。”贵州虽是穷山恶水之地，然而只要有人的精神相感召，兴其利，环境是可以改变的，人定胜天，事在人为，这是贺长龄在同陶澍一起改革漕运时总结出来的经验。
贺长龄当年同陶澍一起受命改革漕运之时，与陶澍、魏源一起反复协商，并亲自跑到上海，对大海的一切危险一一进行了分析与排除，终于征服了大海，使得改革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为了总结经验，他编辑《江苏海运全集》指出：“非海难人而人难海，人漕难人而人难漕，本事推之，万事可知也，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反是正之，百废可举也”。正是基于这种人定胜天的精神，他在贵州提出了种棉植桑的主张，并且派了游大和僚属到河南、山东等地采购棉籽二万六千多斤，发放给农夫种植，在贵阳城郊开辟园圃，插桑条数万，由农夫移栽。他又刊刻了《蚕桑编》、《木棉谱》、《棉花图》等科普小册子，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农夫进行具体的指导。使得贵州由不种棉不养蚕而成了全国的棉花、蚕丝大省。贺长龄的这些作为，当然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了朝廷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做了云贵总督，节制贵州、云南、四川三省，成为大清王朝西南天卜的主宰。
贺长龄受命做了云贵总督，离开贵州之时，对贵州的文化教育一直耿耿于怀，临行之际，留书数箱并遗一书后任，信中所嘱之事，无非学校、书院。“仆每思黔省为天下极苦之区……边氓偏陋，贫不知学。往年饬在官吏，筹谷建谷，设主义学，足下踵而行之，千万留意！”他离任后，朝廷派了黄惺斋做了贵州巡抚，这黄惺斋乃贺长龄同科进士，做过学政、布政使之类，有着同贺长龄相似的经历，但为人却与贺长龄不尽相同。贺长龄一生正直，“生平取与，一准与义”；像陶澍一般“取一文，不值一文”；自己不取不义之财；也不送不义之财，“陋规多所屏却，于朝中权贵亦无所馈献”。
黄惺斋却不同，自己不仅索取，亦知馈献，因此，他主政贵州不久，贺长龄所肃正的吏风便被他搅得一团糟。刚刚兴起的棉花、蚕桑业也遭到破坏，民生又回到原来的极苦。因为贺长龄的兴教，倒是让贵州的士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黄惺斋的治理竟是产生出许多的不满来，边陲的回族人也就结集，先是落草为匪，继而揭竿起义，所过州府风起云集，居然有了些气候。黄惺斋派兵进行了弹压，却终无功而返，于是向贺长龄报告。贺长龄巡抚贵州九年，国泰民安，百姓侍桑弄棉，小日子倒也怡乐。见了黄惺斋的报告，很不以为然，总认为是黄惺斋为政苛刻所致。是官逼了民才反，因此并不主张大军剿杀，只是主张安抚，督抚政见不一，黄惺斋于是向道光上奏…折，参了贺长龄一个剿匪不力之罪，让道光抓了一个辫子。本来贺长龄的主张确实是出于利国利民之计的，自从林则徐虎门销烟以后，海外的“红毛夷人”已经盯住了大清这块肥肉，在此之前，贺长龄曾呈奏折向道光帝提过建议，即“治国有经，安内必先攘外”，建议将有限的军队调到作战的前线去，不要留在内地来镇压自己的子民。但由于陶澍客死任上，朝中无人，贺长龄臼然孤掌难鸣，因此被黄惺斋这么一奏，自然就让道光大怒了。不过还好，他没有受到林则徐一般严重的处分，林则徐是被撤职充军到新疆，贺长龄终究只是降补河南布政使。
游大自贵州中举以后，一赢跟了贺长龄，于其幕府之中帮助办理军政事务，学到了贺长龄的人品、学问，他对贺长龄不仅以师礼事之，更是以父礼敬之。贺长龄降职河南布政使，远离云贵，游大在贺长龄的督促之下，参加了朝廷的会试，竟是春风得意，赐了进士及第，授了县令之职，因为政清廉，有乃师键长龄的品格道德，以后官运亨通，做了‘户部侍郎。游老七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游家竟有如此好运，后来他入京城，住高房大宅，享受人间之福，做了老太爷，死后还得了皇上一谥号，不过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贺长龄做了河南布政使，现饭重炒，对仕途有些厌倦，特别是道光晚年，太平军在广西的金田揭竿起义，已经搅得大清的江山摇摇欲坠了。而道光的官场越来越黑暗，让人恶心，朝中要员变着法子贪钱，今天是某中堂寿庆，明天又是中堂的夫人生日，大官的喜庆，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断。今天中堂寿庆，因为中堂属鼠，送一对黄金白银老鼠，尚不至于让下属倾家荡产。明天中堂的夫人生日，中堂夫人却是属牛的，要送一对黄金门银的牛，下属就是卖了家财，当了士地，也是断然送不起的呀！但是如若不送，朝中便无人替你讲话，你做官，就好像建在海滩上的一栋房子，说不定一时三刻海风来了，抑或海潮来了，房子也就淹没了。贺长龄一生是极不愿意如此作为的，所以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就向道光上了辞呈，以年老体衰、身体多病为由，请求辞官归里。
贺长龄辞了河南布政使之职，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湖南，有了游子回归的感觉，但他终究赋闲不住，他又来到了当年他就读的母校——岳麓书院，在这里，他同那些同他当年一般渴望知识、渴望学问的年轻人：大炎了怎样做人，要做怎样的人，要立德要立什么样的德，这样一些儒学的问题。
正是：
春风马蹄赴黔境，满目凄然泪沾巾。
何时子民归王化？比照岳麓兴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