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曾国藩丁忧在籍，本想认真系统地读一读贺长龄、魏源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编》却事与愿违，咸丰的一道圣旨让他帮办团练，把他人生的计划搅得稀糟。要一介儒生办团练，岂不又是南宋孝宗皇帝让朱熹做武学博士一般的滑稽了。接到圣旨，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到长沙拜晤了巡抚张亮基。这张亮基更是狡猾，竟把办团练的担子全搁到了曾国藩的肩上，由帮办团练，变成了主办团练。别了张亮基郁郁地回到湘乡，一人独坐书房，苦苦思索，终究不是滋味，内心像打烂了一瓶五味子，酸的、咸的、苦的、辣的一应俱全，偏偏就少了甜的。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却听到传报：“郭嵩焘来访。”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氏，年十八即就读于岳麓书院，师从欧阳厚均，与曾国藩乃师兄弟之谊，岳麓书院毕业后，中了举人，参加会试，得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做庶吉士，以后又任苏松储道、广东巡抚、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
曾国藩听了郭嵩焘造访的消息，好像落水之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匆匆忙忙离开书房来到客厅。自从接到咸丰的旨意，曾国藩一直认为自己实在委屈，是咸丰在捉弄自己。
因此也向咸丰上了辞呈，请求致仕，从此不打算再做官了。他把自己内心的郁悒向亲友吐露过，但却终究“道不同，不相为谋”，未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些亲友没有替他拿个十足的主意，见了郭嵩焘竟是有些眼眶发红。
宾主归座，献茶已毕，尚未待曾国藩开口，郭嵩焘已抢先讲了个班超从军的故事。
“班超亦算是个文人吧，人家有塞外立功之志，而不愿老死书房，子城兄又岂不能为之耶？”
曾国藩本来原名子城，字伯函，因为两次进京参加会试，而名落孙山，自己觉得无趣，想涤其旧染而新生，因此自己更名唤做涤生，重新理清了思路，摆正了位置，刻苦地练了小楷书法，终于在第三次进京中试赐进士出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曾国藩踌躇满志，大有飞黄腾达之感了，于是有了更高远的人生目标，期望做国家的屏藩，建功立勋于乱世，于是更名为“国藩”。曾国藩两次改名，终把作朱熹一般的圣人作了自己最终的追求。所以见了咸丰的圣旨，首先想到的却是朱熹做武学博士的故事，认定这是咸丰对自己的捉弄与侮辱。
“子城兄愿涤旧染之污而新生，望作国之屏藩，区区一老儒又岂能成为国之屏藩耶？”
这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曾国藩早就清楚，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故事上来，却只是一味地想到朱熹。经郭嵩焘这么一说，茅塞顿开，继而又是两脸绯红，大有无地自容之慨“贤弟所言极是，愚兄却是怎么也想不到这班超之事，却是空有报国之志了。”
于是来到书房，取了写给咸丰的辞呈，交了郭嵩焘。郭嵩焘看了，冷笑了几声，将它捏成纸团丢入了炉火之中。曾国藩郁结于心的死结，终于得以解开，就在郭嵩焘的进言下立志出山，打起了招兵买马的旗帜来。
郭嵩焘力劝曾国藩主办团练以后，一直跟在曾国藩幕府中，帮助办理军务，协洲各方面的矛盾，筹集军饷，网罗人才。
且说左宗棠，自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肄业以后，中了举人，参加会试，终是败北，于是绝意仕途，在乡开馆以耕读为业，以后经湖南胡林翼的推荐入了张亮基的幕府。这左宗棠虽然考进士不中，却实在是一介旷世之才，是人中龙凤，与郭嵩焘、胡林翼极善。左宗棠作幕宾之时，恃才傲物，因此虽作幕僚却是结怨于巨卿，终被湖广‘总督官文抓了辫子，向皇上参了一本，几乎身首异处。
这左宗棠虽只是一个普通的举人，然而，却很是清高，他所崇拜的国朝人物，也就只有陶澍、魏源。后来在陶澍府里作西宾，教授其子陶桡。在陶澍的奏章中，左宗棠读到林则徐的为人，继而认为林则徐乃古今中外一伟人，而奉若神明。
林则徐虎门销烟，震惊中国，为国人赢得了尊严，增长了志气，却终于被贪婪的英法等国找了个借口，于是将船舰开到海湾把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紫禁城，扬言要以武力解决“销烟事件”。腐败的朝廷，竟迁罪于林则徐。
却说林则徐的官船经洞庭湖沿湘江上行，于一八五。年一月三日到达长沙，停靠在湘江岸边。湖南的文武官员知道后，都纷纷来拜见这名满天下的大臣。林则徐想起了一位从未见过的岳麓巨子——左宗棠，于是立即派人往湘阴柳庄请来一见。
左宗棠接到来信，兴奋不已，林则徐是他素来钦仰的伟人，于是马上赶到长沙。只见江岸上轿马熙熙攘攘，走到江边，递上拜帖，那家人赶忙走进船舱高呼：“湖南举人左宗棠拜见。”
林则徐正在闭目养神，听到左宗棠一来便道：“快请进来，其他客人一概挡驾。”
左宗棠匆忙上船，走过跳板时，因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家人忙把他拉上来，进仓盥洗更衣后，即与林则徐畅谈起来。
看看天色暗了下来，林则徐命将官船，驶到岳麓山下一个僻静处停泊，船上学起灯，摆起酒，二人对饮，畅谈古今中外大事，林则徐的两个儿子随侍在旁。两人从天下大势到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从舆地兵法到办理洋务，从新疆屯田水利到滇中战乱，无不各抒己见，双方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两北军政事务，见解不谋而合。两人，一个是年逾花甲、名震中外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年方三十七岁的草野书生，毫无拘束，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晨鸡报晓，东方显鱼肚色。
会晤中，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
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左宗棠说：“小生不才，但效忠报国是吾终生之志，请阁下放一心。”
接着，林则徐写了一副联赠给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表达了他对左宗棠的殷切期望。
在左宗棠的人生中，也只有陶澍、魏源、林则徐三个崇拜偶像。对于曾国藩却是不屑，时时以语相讥，甚至谩骂。
因为胡林翼的周旋，左宗棠终于捡回了一条性命，却被赶出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回籍作了“上湘农人”，何去何从却十分茫然。
左宗棠的离去，在曾国藩看来倒也觉得无所谓，然而于郭嵩焘、胡林翼看来，却是朝廷的一大损失。因此郭嵩焘同胡林翼一起奔走穿梭于曾、左之间。一方面向曾国藩推介左宗棠，大讲左宗棠的可贵之处；另一方面又劝左宗棠，让其言行举止有所收敛。于左宗棠，曾国藩确实有郭嵩焘、胡林翼一样的观点，认为他确是一个旷世奇才，但他在骆秉章幕府中曾公开卖官，以捐军饷，其做法确实有些出格，但却是将战时湖南的经济带动了，这一举措曾国藩是想也不敢想的啊。
但左宗棠却想得出而且做得到。
“子城兄啊，历来成就大业者，岂有顾及小节之士呀，季高为人虽可恶，然刚正廉明，秉性良实，乃旷世之才，子城兄正是用人之季，何不捐弃前嫌呀。”
由于郭嵩焘的极力推崇，曾国藩思考了一回，于是联合郭嵩焘、胡林翼向朝廷作折保奏，朝廷恩准，授左宗棠做了太常寺卿而襄办曾国藩军务。
郭嵩焘力主曾国藩弃笔从戎，出山主办团练，劝说曾国藩接纳了左宗棠，终于促成了曾、左的和睦。他随了曾国藩、左宗棠南征北战，而积下累累战功。朝廷论功行赏，授他做了广东的巡抚。
再说郭嵩焘早年求学岳麓书院，从师于欧阳厚均，欧阳的激进思想、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风，早已在他的脑海中深深地扎根，特别是学长贺长龄、魏源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做了广东巡抚以后，目睹夷人的“神器”更是神往，又经常与英国、法国人士接触，对英法等国的社会制度，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在曾国藩大办洋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时，郭嵩焘却提出了自己对于洋务运动的看法，他给同治皇帝上了条陈，奏日：“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盖其强，又末之一节也，曾国藩所倡之洋务，是西洋立国之末端。”他没有明确指出西洋立国之本，主张效仿西洋搞“君主立宪”，求改革朝廷政教，要改革自秦始皇以来所确立的君主封建制度，废除帝制。
却说同治御览了他的条陈以后开始觉得他所奏有些道理，继而一想，这岂不是要求朝廷自动放弃帝位或者自动放弃皇权？改革政教者，改革数千年来的周公之礼，孔孟之学也。同治翻然猛省，继而认为郭嵩焘所上条陈犯了欺君之罪，于是下旨推出午门斩首。曾国藩、左宗棠等大臣，以死相谏，指出郭嵩焘所言之“本”，并非明指，绝不含有蔑视皇权的意思。
郭嵩焘吓得只是磕头，奏道：“臣实在是为社稷之兴旺，国力之强大，岂敢欺骗圣上。”
在场的大臣一齐跪下保奏。同治帝暂时息怒道：“遵诸位爱卿所请，先摘掉顶戴，听候处理。”
其时，同治皇帝有一心病，就是西太后与东太后不和，大权独揽，又时常训斥孝哲皇后，因此心中郁成一病，又兼着爱游玩，多受风寒，就染成了痘疾，不久就魂归：天府去了。
同治皇帝驾崩的那一天，阴云四起，天日无光，西北风吹得呜呜作响，真有风云变色之态。
由于同治皇帝归天，郭嵩焘自然削官为民了，于是带了家人，一路沿湘江而上，回到了故居湖南。
再说湖南的绅士们，听到这个消息，为郭嵩焘的遭遇打抱不平，他们沿江迎来送往，盛情款待，船到湘江码头，府县官员早就率了达官贵人恭候于此。郭嵩焘步出船舱，这些士绅们敲锣打鼓地迎接，接着坐轿入城，巡抚李瀚章、学政吕朝瑞竟是率了军政要员，于巡抚大门恭迎，似乎压根儿不是一个遭贬落难的官员，却是一个朝中的一品要员巡视一般，与省城诸友聚会，频繁交往，殆无虚日，真个是一派衣锦荣归的景象。
且说郭嵩焘遭贬，家居已近十年，同治驾崩后，传位于光绪。这光绪皇帝虽是年幼，却算个比较开明的君主，世界激剧的变化，西洋先进技术的不断渗入，伴随了政治、文化的渗入竟是让光绪有些眼花缭乱而不能白已。于是他接受了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但光绪虽为一国之君，其实权却是完全控制在慈禧太后的掌心。
这慈禧太后却是千年沉睡不醒的老佛爷，此刻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已经将国门击了个粉碎，一把大火，把圆明园烧了个罄尽，却始终烧不醒这位老佛爷，她依旧在做着美梦，梦见不同肤色不同衣着的外国使者，捧了外国的奇珍异宝，在向她老佛爷进贡。在高呼中国皇帝万岁！万万岁！她仍旧梦见四夷咸服，天下升平。所以当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进行到一百天的时候，袁世凯向深居内宫的老佛爷做了报告，光绪就有了被软禁的奇耻大辱，变法自然就子虚乌有，接着就是流血事件发生。
这是后话，待后再述。
且说光绪帝亲政数年，丧师失地，一言难尽，光绪帝委实不快，默念衰败至此，沉思非变法不可。但朝臣多是泥古不化的守旧派，惟有郭嵩焘不同。于是一道圣旨，又将郭嵩焘重新起用，授他做福建按察使，不久又提升做兵部侍郎兼做清朝驻法国公使。因为郭嵩焘在同治时代乃是洋务派的中坚，做，一东巡抚，又多与洋人接触，对于国外的风俗、政见、礼仪有了些了解，所以让他做钦差大臣、驻法公使。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人就不清楚，这公使到底是什么玩意。因为中国人，早就被英法的坚船利炮吓昏了头，见了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就认为是坏蛋，而冠以“鬼子”之名，而今郭嵩焘却要受命赴法国，去与这些“鬼子”为伍了，这岂不成了民族的败类了，不成了假洋“鬼子”了？
郭嵩焘受任做钦差大臣驻法公使的消息一传出来，就引起朝野哗然。中国人崇尚洋务，却是痛恨洋人，谈谈洋务尚可，但真要是做起洋务来，见到洋人却真是深恶而痛绝。早在十年前，郭嵩焘做广东巡抚之时，曾经力主在国内修筑铁路，制造蒸汽火车。他认为修筑铁路实乃国家富强之本，“盖铁路之兴不及数十年，而泰西之富强乃益盛……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两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修筑了铁路，通行了火车，固然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却无异于自己打开了国门，给洋人出入中国带来了方便。中国人是最惧洋人的，“铁路一开，穷乡僻壤皆染外国邪教，有害风俗，岂不呜呼哀哉”，这是万万不能的啊。这外国邪教，真是有如祸水，洪逆洪秀全不就是由于外国邪教作祟么？洪逆的教训还不深刻么？所以当郭嵩焘将兴修铁路一事做了条陈上奏同治皇帝时，就遭到了朝廷包括各部尚书、侍郎、御史和大学士的坚决反对。这些京官老爷们整日里优哉游哉于京城，锦衣玉食的，早晨起来，洗漱已毕，穿上朝服，鸭公一般，来到金殿，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呀。他们找不到反对兴修铁路的真正理由，却是大谈修筑铁路要破山凿洞，有伤风水，割断龙脉，会惊动山川之神和龙于之宫。“到时山川之神不安，旱涝之灾易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