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象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伕，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象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呵！“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恶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1946年1月5日。第1章 梯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梯比利斯（乔治亚共和国京城）市外，有一座小小的平房，这便是一九O四——六年斯大林及其同志们所经营的“地下印刷所”。到梯比利斯观光的人们一定要瞻仰这革命的遗迹，“来宾题词册”上写满了各种文字的赞词。
和附近的一般民房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平房前面的院子围着半人高的木栅，进了栅门，左首是一间很小的独立的披屋，内有一口井，正屋在右首，和披屋不相连，并排两间（每间约一方丈之大），前有走廊。正屋下层，那是一半露在地面的地窖，有小梯可达，从前这是作为厨房及堆积杂物的，现在还照当年的形式摆着炉灶和各种厨房用具。
正屋，厨房（一半在地面的地窖），有一口井的披屋，这一切都是四十年前梯比利斯的小市民住宅的标准式样；那么，当年的秘密印刷机就装在这三间屋子里么？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不说沙皇的宪兵和警察全是瞎子和聋子了。秘密印刷机是在这房子的地下。所以这一个“地下印刷所”名副其实是在“地下”。在当年，那两间正屋都是住人的。靠左首的那一间，住着一位名叫腊却兹·蒲肖列兹的女子，她常常坐在窗前做女红，人家在木栅门外就可以望见她。右首的那一间住着屋主罗斯托玛乞维列，一位规规矩矩的市民。这两间正屋里当然一无秘密可藏，更不用说庞大的印刷机了。正屋之下就是作为厨房和杂物堆放处的地窖。那时的小市民住宅都有这样一个地窖，空空洞洞的一间，这里也藏不了什么秘密。地窖是泥地——正规的泥地，连一个老鼠洞也找不出来的。
再看披屋。这里有一口井，如果放下吊桶去，当然可以汲取水上来。这是一口规规矩矩的井。四十年前梯比利斯的小市民住宅差不多家家都有这样一口井。
然而秘密可就在这井内。
如果你用手电筒照着细细看，你会发现井的内壁并不怎样光滑，这边那边，有些极小的窝儿；如果再仔细查看，这些窝儿的位置自上而下，成为不规则形的两行，直到井底。你要是愿意试试，下了井口，用脚尖踩着那些窝儿，就象走梯子似的一步一步可以走到井底。但是一口井的内壁而有这样的梯形窝儿，也并不为奇：掘井的工人就是踏着这些窝儿这样上来下去进行他的工作的。四十年前梯比利斯的水井差不多全有这样的梯形窝儿。可是，正在这样平平常常不足为奇之中，有它的秘密。
你如果踏着那些梯形窝儿下井去，到了十七公尺的深处，就是离开水面不过三公尺的地方，你会发现井旁有一个洞，刚好可容一人蛇行而入。你如果爬进洞去，约四公尺，便可到达另一井，这实在不是井，而是一条垂直的孔道，有木梯可以爬上去，约十公尺便到顶点，此处又有一条横隧道，约长三公尺，一人伛偻可入。隧道尽处为一门，进了门，一架印刷机就跃进你的眼帘。原来这就是“地下印刷所”了。这地下室的大小和它上面的厨房差不多，一架对开的印刷机和四人用的排字架摆在那里，一点也不见拥挤。地下室的四个壁角都有向上开的通气孔，又有小铁炉，在靠近排字架的壁角，这是专为烧毁稿纸和校样用的。铁炉也有烟囱上达地面。地下室和它上边那厨房的地面相隔两公尺厚的泥土。
这就是“地下印刷所”构造的概况。当年进出这地下室只有一条路，就是上面讲过的那口井。工作的人员和印刷物都从井口进出。现在，为了参观者的方便，在正屋旁边另筑一座螺旋形的铁梯，可以直达地下室的后壁，而在此后壁上又新开一门。参观者不必下井爬行，可以舒舒服服从那道螺旋形铁梯走进地下室了。
一九O三年，斯大林在乔治亚领导革命工作，计划建立这个地下印刷所。先由罗斯托玛乞维列出面购了这块地，并向梯比利斯市政府工务局领得营造住宅的执照。于是他们雇工先开一地穴（因为一般居民的住宅都有地窖以贮藏粮食等，造房之前先开地穴，不至于引人怀疑），然而开的太深了点，见了水，只好废止，而在其上再开一地穴，长方形，约宽五步长十步。这时候，作为业主的罗斯托玛乞维列就借口钱不凑手，停止建筑，将工人都辞去。然后同志们把印刷机拆卸，零零碎碎运入地穴，同时又在地穴的一端开凿了三公尺长的横行隧道，和十二公尺长直通地面的垂直的孔道（如上文所述）。等到这一切都完成了，就用厚木板封闭了孔道和地穴向上开的口子（约三公尺见方），又在木板上加了二公尺厚的泥土。从地面看，一点也看不出这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此后，另招工人在这地穴上面建筑了厨房和两间正屋，又造披屋，开井，深二十公尺见水。井已完成，即辞退工人，再由同志们自己动手，在深十七公尺处开一横孔，便与地下室来的隧道沟通，于是大功告成。
这个“地下印刷所”设计的巧妙之处即在利用那口真正的水井作为进出的唯一的路。因为水井是家家有的，不至于引起人们怀疑。
一九O四年“地下印刷所”开始工作，一切都很顺利。但为了谨慎起见，又在正屋的左首一间设置了暸望岗；担任这一个职务的，就是长年坐在窗口做女红的腊却兹·蒲肖列兹。她如果看到院子外的街道上来了可疑的人或宪兵警察，就按一下隐藏在窗下的电铃，“地下印刷所”的人们听到这警铃，就把机器停止。这是因为印刷所虽在地下，但机器转动的声音地面上还是可以觉到。腊却兹·蒲肖列兹一直活到八十多岁，于一九四六年五月故世。
一九O六年，由于斯大林的提议，乔治亚的革命组织内成立了军事组。主持其事者为男女同志各一人。军事组开会地点即在此“地下印刷所”上面的左首那一间正屋内。不料军事组内有叛徒，向沙皇警察告了密。但叛徒实不知此屋之地下尚有印刷所。警察搜查全屋，一无所获。因无所获，警察未封屋亦未捕人。但此屋显然已不能复用。业主罗斯托玛乞维列在门前贴了“召租”的纸条。可是隔了两日，大队宪兵从早到晚搜查了整整一天，仍无所得。但是一个宪兵官长在那口井上看出可疑之处来了。他看见井内壁的窝儿颇为光滑，而且井内壁的上端也颇光洁，他推想必有东西常在此井口进出，故而把内壁及开井时内壁所留的窝儿都磨光了。他用纸放在吊桶内，烧着了纸，把吊桶徐徐放下井去，发见吊桶还没有达到水面的时候，桶内的火光忽向一旁牵引。于是断定了井内必有秘密。召了消防队来下井去查看，始知井内另有隧道通别处。消防队员不敢进隧道，宪兵也不敢进入。但有一事已可断定，即此房及其院子的下面必有地下室。宪兵们根据这一个假定到处探测，结果，在厨房里找到线索，就把那“地下印刷所”发掘出来了。
根据当时的官方文书，宪兵们在此“地下印刷所”内除抄获对开印刷机一架外，又获乔治亚、阿尔美尼亚及俄罗斯三种语文的铅字一千余公斤，已印就的小册子及传单八百公斤，白报纸三百二十公斤；此外尚有炸弹，伪造的身份证等等。当时官方呈报上级的报告写了两大厚册，现在尚保存于马恩列斯学院乔治亚分院的史料保管库内。房主罗斯托玛乞维列被捕，充军到西伯利亚。一九一七革命成功后，罗斯托玛乞维列始得自由。“地下印刷所”被破获后，沙皇的宪警把上面的正屋和披屋都放火烧了。一九三七年，苏联政府恢复了此一革命史迹，把沙皇政府当年从这“地下印刷所”抄去的东西都找回来放在原地方。腊却兹·蒲肖列兹并亲手布置厨房内的用具，使与当年一样。
最后，关于那架对开的印刷机，还要补几句话。这架机器是德国货，本为沙皇的乔治亚市长向德国定购的。但不知为什么，机器到后又搁在仓库内了。革命组织内的工人同志从仓库内把这架机器拆卸陆续偷运出来，装在那地下室，并且使它为革命服务了两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