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后，约翰·希金斯相信他得到了答案。那两个人是约好了在那里碰头的，这是一次预先计划好了的会面。但他们是如何约定的？他确信当时在经济舱候机室里没见过任何身穿奶油色西装的优雅商人。不然一定会很显眼。登机和落座以后，嬉皮士没走动过。他也许从空姐的手里拿到过一张纸条，但希金斯没见到过这样的事，所以无从证明。
假如不是那样，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在深更半夜的这个时刻，在经济舱与公务舱的交界处的这次会面，是在泰国时就安排好了的。但为什么？商谈什么事情？交换进度报告？由优雅人士下达最后关头的指示？嬉皮士是商人的私人助手吗？肯定不是。穿戴成那种模样？他们的样子有天壤之别。希金斯开始担心了。进一步来说，他开始怀疑了。
当那两个悄悄交谈的人分开时，伦敦正是晚上十一点钟。比尔·布特勒看了一眼在身旁睡觉的妻子，叹了口气，关了灯。他的闹钟定在凌晨四点半，时间足够了。到时，他将起床洗漱、穿衣、坐进汽车，能够在五点十五分抵达希思罗机场，比飞机着陆提前整整一个小时。然后就是家常便饭的那些工作了。
刚刚过去的一天十分漫长。有哪天不是如此吗？他已经很累，但仍然睡不着。他的脑子在飞速转动，想的还是同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是他可以做的呢？
这是大洋彼岸美国缉毒局的一位同事给的一条线索，他们为此开始追查。
英伦三岛百分之九十的吸毒者，乃至西欧大多数瘾君子，所消耗的海洛因都来自土耳其，因此，都是棕色的。这个生意为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土耳其黑手党所掌控。土耳其黑手党是全世界最残暴的组织之一，但平常极其低调，英国公众大多数都不知道。
他们的产品来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种植的罂粟。看上去像粗制黄糖。大多数人是放一撮在铝箔里，然后隔着烛火吸食。英国的瘾君子不喜欢注射——那是美国人的做法。
从金三角和远东走私进来的不是这种土耳其毒品，而是泰国的白粉。这种毒品看上去像是烘焙用的面粉，而且通常混合了类似的白色粉末，好把剂量稀释成二十比一。这就是美国人喜欢的毒品。
因此，如果英国的贩毒团伙能够定期获得价格公道的白粉，卡萨·诺斯特拉[48]会感兴趣的。他们不做买卖，而是交换。可以用上等哥伦比亚可卡因以三比一的比例去换取：六公斤可卡因换两公斤泰国白粉。
美国缉毒署的那条线索来自他们的迈阿密办事处。混迹于黑社会的一名卧底报告说，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特拉菲坎特家族[49]三次派出运毒人（或者说是“毒驴”）赴英国，带去了六公斤哥伦比亚纯可卡因，换回来两公斤泰国白粉。
数量不大，但很稳定，每次前往都给英国方面的策划者带去价值二十万英镑的交易量。这种数量使比尔·布特勒开始怀疑除轮船和卡车以外的交通工具：飞机，旅客的行李。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设法睡上四个小时。
约翰·希金斯也没能睡着。他曾隐约听说过那个度假天堂的阴暗面。他回想起读到过的一篇文章，里面提起过被称为金三角的一个神秘地带：漫山遍野种满了罂粟——鸦片花。文章曾提及泰国军队难以穿越的、设在边境密林中的提炼工厂，鸦片汁在那里先被制成吗啡，然后经过进一步提炼，成为白粉状的海洛因。
乘客们都在睡觉，但约翰·希金斯因为拿不定主意而辗转难眠。卫生间门口的这次特殊会面也能有若干种清白的解释，但问题是，他一种也想不出来。
屏幕上的那只白色小飞机正飞行在土耳其东部安纳托利亚上空。这时，约翰·希金斯解开保险带，站起来取下他放在头顶上方行李架上的公文包，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是嬉皮士。
重新落座后，他在公文包里寻找纸和笔。后者很容易就够到了，然后他找到四张印有信头的信纸，是从潘西酒店的客房里拿的。他仔细撕去信纸上部印有酒店商标和地址的那部分，留下他所需的白纸。他把公文包当作书桌，开始用大写字母写信。半小时后，他完成了。
写完信时，那只白色的小飞机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上空缓缓移动。他把纸折起来，放进由英航提供的一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慈善信封里，并在正面用大写字母写上：机长亲启，紧急。
他站起身，静静地走到洗手间门边的帘子旁，窥视了一下厨房。一位年轻的男乘务员背对着他，正在准备早餐盘子。希金斯缩回身子，没有被察觉。这时，蜂鸣器响了。他听到乘务员离开厨房，朝前面走去。厨房没有人了，希金斯穿过帘子，把那封信笔直地放在配餐区的两只咖啡杯之间，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
半小时后，当乘务员在准备更多份早餐盘时，才注意到那封信。起初，他还以为那是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款，然后他看到了信封上写的字。他皱起眉头想了想，最后走到前面去找乘务长哈利·帕尔弗里。
“有人把这封信放在了两只咖啡杯中间，哈利。我认为应该交给你，而不是直接拿去驾驶舱。”
哈利·帕尔弗里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好，西蒙，你做得对。大概是个怪人留下的。把它给我吧。现在，早餐盘子……”
他目送这个年轻人离开，注意到制服裤子下绷得紧紧的屁股。他与许多男乘务员共事过，也与其中一些人同床过，但这个小伙子看起来尤其迷人。也许到了希思罗机场……他看了一眼信封，皱起眉头，想把它拆开，但最终还是走上前方的舷梯并敲响了驾驶舱门。
这只是个形式。乘务长可随意进入驾驶舱。他径直走了进去，替班的机长坐在左边的椅子上，正注视着前方迎面而来的海岸灯光。法龙机长不在里面。乘务长敲了敲休息舱的门。这一次，他敲门后等在原地。
半分钟过后，阿德里安·法龙边用手指梳理他那正变得灰白的头发边打开了门。
“哈利？”
“这事有点怪，机长。有人把这个留在了中舱厨房间的两只咖啡杯之间。没有签名。我怀疑是一封匿名信。”
他把信件递了过去。
阿德里安·法龙的胃在搅动。在英航驾驶飞机的三十年间，他从来没遇到过劫机或炸弹威胁事件，但他知道有几位同事经历过。这是永远的噩梦。现在，似乎这个噩梦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撕开信封，坐在床沿读了起来。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机长，很遗憾我不能在信中签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绝对不想被卷入其中。然而，我希望当一名尽职的公民，所以应该把我目击到的事情向你报告。在你的飞机上，有两名乘客的行为极为奇怪，而且难以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信中接下来详细描述了目击者所看到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这事奇怪得让人起疑心。结尾是这样的：
该事件涉及到两名旅客，其中一人看上去像是嬉皮士：穿着褴褛，一副邋遢相，是那种可被称为渣滓的人；他的座位号是30C。另一人的座位我不清楚，但他肯定来自头等舱或公务舱。
接下来是对那个优雅人士的描述，结尾写着：
希望我没有造成麻烦。但如果那两个人是在合谋什么事情，那么这件事应该是当局希望能提前知晓的。
自作聪明、夸夸其谈的家伙，法龙想道。什么当局，不就是英国海关吗？还有，窥探他航班里的乘客，这种行为他也不喜欢。他把信递回给哈利·帕尔弗里。乘务长看过后抿紧了嘴唇。
“半夜幽会？”他猜测道。
法龙了解哈利·帕尔弗里，哈利也知道法龙对他有所了解，所以机长仔细地斟酌话语。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互相喜欢对方。而且不管怎么说，如果不在曼谷，他们之前能在哪里会面呢？那为什么不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碰头？为什么要在洗手间门口？真讨厌。哈利，把旅客名单拿给我好吗？”
乘务长去跑腿时，法龙梳理头发，理了理衬衫。他问替班的机长：“现在的位置是？”
“前方是希腊海岸。出岔子了吗，阿德里安？”
“希望没有。”
帕尔弗里拿着名单回来了。30C座位上是一个叫凯文·多诺万的旅客。
“另一个人呢？那个优雅人士？”
“我想我见过他，”帕尔弗里说，“头等舱，2K座位。”他翻动旅客名单，“是雨果·西摩先生。”
“在采取下一步措施前，让我们先确认一下这个人。”机长说，“悄悄巡视到头等舱和公务舱去。寻找毛毯下面露出来的奶油色丝质西裤。在衣柜里找到能与之相配的奶油色丝质西装。”
帕尔弗里点点头，走下舷梯。法龙打电话要了一杯很浓的黑咖啡，并检查了飞行状况。
起飞九个小时以前输入飞行管理系统的航路，确保“快鸟”一〇号按照预定时间飞行在正确航线上。系统显示，客机正在飞越希腊上空，再过四小时即可降落。现在是伦敦时间凌晨两点二十分，希腊时间凌晨三点二十分，外面仍是漆黑一片。机身下方有一些零星的云彩，偶尔能望见地面灯光，飞机上方则是一片灿烂的星光。
阿德里安·法龙的公民责任心不是很强，肯定比不上坐在经济舱里的那个匿名旅客，但他有点犹豫。那张纸条并不意味着他的飞机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去理会。
但麻烦在于，英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下面设有一个安全委员会，而他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如果在希思罗机场出了什么状况，无论是西摩还是多诺万因触犯法律而遭警方或海关拘押，要是被人知道他曾经得到过明确警告，却没有对这两名旅客采取任何行动，那他将很难为自己辩解。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当希腊国土在身后远去，飞经巴尔干地区时，他作出了决定。哈利·帕尔弗里已经见过那张纸条，更不用说写下这张纸条的那位“尽责公民”了，如果在希思罗机场真的发生了什么事，谁又会保持沉默为他撑腰呢？所以，最好是采取安全措施，以防万一。他决定拍发一份不致引起恐慌的预警无线电报，不是发给海关，而是发给此刻正在希思罗机场值夜班的哈欠连天的公司调度员。
在公开频道上发送信息，无疑是告诉了正朝希思罗飞去的半数飞行员，而此时起码有二十多架飞机正飞往伦敦，这么做简直像是在《泰晤士报》上登广告。还好英航的客机上装有一台叫ACARS的小仪器。
ACARS即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能用来向希思罗的英航调度处发送加密信息。发完后，这个皮球就从他那里踢出去了。
乘务长从下面的客舱回来了。是雨果·西摩，他说，毫无疑问。好，法龙说完，发出他的简讯。这时候，他们正在飞越贝尔格莱德。
比尔·布特勒没在四点半被闹醒。四点差十分时，电话响了。是他手下在希思罗机场四号航站楼值班的人打来的。他边听电话边把双腿从毛毯里伸出来，很快就清醒了过来。二十分钟后，他已经坐进汽车，边驾驶边做起了打算。
他对圈套和匿名举报了如指掌。这些差不多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古老的诡计了。起先，会有一通从市内某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匿名电话，检举在一架正朝这里过来的飞机上，有一名走私者。
海关不可能对这通电话置之不理，尽管他们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肯定，电话里所描述的游客是清白的，他只是被选中，当作转移视线的工具。而打电话的人则自然是在伦敦活动的犯罪团伙的成员。
被描述的人将会被截下，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那个长得如朝露般纯洁无辜的真正走私者，则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可是，机长发过来的警告呢？这倒是头一回。警告来自机上一名乘客的纸条？两个旅客被检举行为可疑？布特勒开动脑筋，试图透过所有这些表象与事件背后的主谋一较高下。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在从中捣乱。
他在四号航站楼停好车，走进这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建筑物。此时是凌晨四点半，十几架有着英航标志的巨型喷气式客机，正分别从非洲、远东和美洲飞往这座几乎被英航独占的航站楼。两个小时后，这个地方将会重新喧闹起来。
下午六点钟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迈阿密起飞的航班，经过七小时的顺风飞行，再加上五个小时的时差，将会在这里遇上飞行了十三个小时、再减去七个小时时差的那些东面飞来的航班。上午六点到六点四十分这几十分钟时间里，第一批走下飞机的旅客便会如潮水般涌入。他手下的十名“重击组”队员已经从伦敦周围各郡出发，穿越黑暗的公路朝四号航站楼赶来。布特勒需把他的人员悄悄安排在下飞机的廊道、护照检查处和海关大厅等各个区域。他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有漏网之鱼。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清楚自己行李箱里装了什么的走私者临阵畏缩，不敢去取那件行李。行李厅的皮带机一圈又一圈地旋转，海关官员也监视着，但剩下的那只旅行箱就是没人认领。走私者以后要如何面对痛苦而愤怒的黑社会头目是他自己的事，无疑有人会因此性命难保。可布特勒要的不仅仅是一只无人认领的箱包。他要的是人赃俱获。
按照伦敦西德雷顿空管中心的指令，“快鸟”一〇号正在飞越英吉利海峡，向苏福克海岸飞近。飞机先要飞到机场北面，然后经过一次长而缓慢的向左转向，使客机能从西面对准并飞向主跑道。
驾驶舱里，阿德里安·法龙回到了左边的驾驶座，听着从西德雷顿发来的指示。747客机已经下降到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度，法龙可以看见伊普斯维奇的灯光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