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有部队能比英国特别空勤团更为隐蔽，如果有一支部队能使特空团相形见绌，那么它就是Det。
第十四独立情报连，也被称为第十四情报队，分遣队，或Det，是一支从全军选拔人员的部队，而且与全体男性的特空团不同，还有相当比例的女兵。
虽然在需要时也能高效率地参加战斗，但分遣队的主要任务是追查和确定坏人的巢穴，从而实施监视和监听。他们从来没被看见过，他们安放的监听器非常先进，极少会被发现。
分遣队较典型的行动是，尾随一个恐怖分子到他的老窝，半夜里悄悄地潜入进去，安置一只窃听器，持续几天或几星期窃听这些坏蛋的对话。用这种方法很可能获得恐怖分子的下次行动计划。
然后，身手敏捷、说话轻柔的特空团战士会安排一次伏击，在恐怖分子打响第一枪后把他们全部消灭。合法自卫。
截至一九九五年，分遣队的大多数行动都在北爱尔兰进行，他们获得的秘密情报，使爱尔兰共和军遭受了几次惨败。分遣队想出了个天才主意，潜入安放着恐怖分子棺材的停尸所，把一只窃听器塞入棺木里。
因为恐怖分子的头目知道他们已受到怀疑，极少开会讨论行动计划。但在葬礼时，他们会聚集起来，聚在棺材边，讨论行动计划。当然他们会用手遮住嘴巴，以免被架设在墓地上方山腰上的望远镜捕捉到他们的嘴唇运动，从而演绎出他们的讲话内容。棺材里的那只窃听器可以记录他们的谈话。这个方法使用了很多年。
后来，在前南斯拉夫，也是分遣队去对波黑的大屠杀凶手进行“近目标侦察”，再让特空团逮捕队去把他们抓起来送交海牙国际法庭。
史蒂夫·埃德蒙从多伦多艺术品收藏家鲁宾斯坦那里获悉，帮他追回被盗藏品的那家公司，叫哈泽德管理公司，是设在伦敦维多利亚区的一个非常隐蔽的机构。
哈泽德管理公司员工多数都是特种部队退役军人，他们主要专长于三种业务。赢利最多的业务是财产保护，顾名思义，就是为那些极为富有的人保护他们不想失去的珍贵财产。这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定期限内的业务，不是永久性的。
其次是人员保护。这也是一定期限内的业务。其实在威尔特郡就有一所小小的专为富人培训私人保镖的学校，收费相当昂贵。但暂时性人员保护仍然有不少客户。
哈泽德管理公司内最小的部门叫做“追查和带回”。这就是鲁宾斯坦先生需要的，派人去追查他失窃的艺术品并进行谈判让艺术品归还。
接到女儿心慌意乱的电话后两天，史蒂夫·埃德蒙与哈泽德管理公司的负责人会面了，他解释了他的要求。
“去找到我的外孙。酬金不封顶。”他说。
前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露出了微笑，即使军人也需要钱养家糊口。第二天他召唤来的那人叫菲尔·格雷西，是前伞兵团的一名上尉，也是分遣队的一名十年老兵。在公司内部，他被简称为“私家侦探”。
格雷西会见了加拿大富翁，他询问得非常详细。如果那个男孩仍然活着，他要知道他的个人习惯、品位、爱好甚至厌恶等一切详情。他拿了里基·科伦索的两张照片，并记下了外公的手机号码，点点头离开了。
私家侦探花了两天时间差不多一直在打电话。在彻底搞清楚他要去哪里、如何去、为什么要去和去找谁之前，他不想贸然出发。他花了几个钟头时间阅读材料：波黑内战、援助计划以及那里的非波黑军事存在。他在最后的那份资料里遇到了好运气。
联合国创立了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极为愚蠢地派部队到一个没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地区去维持和平，然后禁止他们开创和平，命令他们观望屠杀，不得去干预。这支军事力量被称为联合国维和部队。英国政府派去过一支强大的小分队，驻扎在维特茨，离特拉夫尼克只有十六公里。
一九九五年六月时，这个英国维和团最近换了一位新的指挥官，而前任指挥官两个月前才刚刚离任回国。私家侦探在皮尔布赖特的军人高尔夫球场里追查到了这位刚从维特茨回来的上校，了解到了许多情况。在与加拿大外公会谈后第三天，私家侦探飞赴巴尔干；不是直接进入波黑，那是不可能的，而是飞到了克罗地亚海岸的亚得里亚海旅游胜地斯普利特。他的身份掩护是一名自由撰稿记者。这是一个很棒的掩护，因为无从考证。但他还是带着一封某家星期天大报的信，内容是委托他撰写有关救济效果的连续报道，以备万一。
他在斯普利特待了二十四个小时，这座城市是通向波黑中心地区的一个热闹的集散点，他买了一辆二手但结实的越野吉普车和一把手枪。手枪只是防备万一。从这里的海岸到特拉夫尼克是漫长的、艰苦的行车路途，但他确信他掌握的情况是准确的，他预计不会经过战争地区，他也确实没有。
波黑内战是一次奇特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战线，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激战。只有单一种族聚居的、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村民，几百个遭焚毁和遭种族“清洗”的村庄，以及游荡在其间的一股股武装。这些武装部队大多数属于周围居民的“国民”军，但也有几支雇佣军、土匪团伙和自称是爱国者的丧心病狂的准军事组织。最后一种是最糟糕的。
在特拉夫尼克，私家侦探遭遇了第一次挫折。约翰·斯莱德已经不在那里了。“关心老人”机构的一位热心人说，那个美国人已经加入了“喂养儿童”，一个更大的非政府慈善组织，其总部设在萨格勒布。私家侦探在他的四轮驱动车内的睡袋里过了夜，于次日驱车北上，长途跋涉开赴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在那里，他在“喂养儿童”的仓库里找到了约翰·斯莱德。但斯莱德没能提供多少帮助。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要去。”斯莱德说，“听着，朋友，‘面包和鱼’的行动已在上个月结束了，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他带着我的一辆崭新的越野吉普车消失了。这可是我百分之五十的运输工具呀。”
“此外，他还带走了我三个当地助手的一个。查尔斯顿方面很不高兴。当和平最终到来时，他们不想继续救援了。我告诉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们回绝了我。我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还算是幸运的。”
“那个波黑人后来怎样了？”
“你说的是法蒂尔吧？不会是他干的。他是一个好青年，经常为自己家破人亡而伤心落泪。如果他有什么仇人，那只会是塞族人，而不是美国人。”
“那条钱包腰带有任何线索吗？”
“哦，那是一个愚蠢的主意。我提醒过他，放在那或带在身上都太张扬了。可我认为法蒂尔不会因为那个去杀他。”
“当时你在哪里，约翰？”
“问题就在这里。假如当时我在场，这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我肯定会反对，不管他们是去干什么。可我在克罗地亚南部的一条山路上，试图把一辆发动机断了油的卡车拖到最近的城镇去。愚蠢的瑞典人啊，你能想象吗？汽车开到半路上油箱用空了却完全没注意到。”
“你发现了什么？”
“我回来时吗？看来他们肯定是进了那座院子，坐上那辆越野吉普车开走了。另外一个波黑人，易卜拉欣，看见了他们两个，但他们没说话。他们是在我回来前四天走的。后来我一直在拨他的手机，但没人接听。我恼火极了。我猜想他们是去参加派对。起先我主要是恼怒，而不是担忧。”
“知道他们是往什么方向去的吗？”
“嗯，易卜拉欣说他们朝北开的。那就是直接进入特拉夫尼克镇。从镇中心道路朝四面八方延伸。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你怎么想这件事，约翰？”
“哦，我猜他接到一个什么电话，或者更有可能是法蒂尔接到一个电话，并向里基求助。里基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如果他接到请求医疗急救的电话，他会马上驾车赶去提供帮助。他们可能冲动之下来不及留下信息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