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管是谁害死了我儿子，我要把他抓起来。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死去。我要让他在他的余生里，每天早上在监狱里醒来时知道他仍在那里，永远不能获得自由。我还要让他知道，这一切全是因为他冷酷无情地谋杀了我的儿子。”
这位老人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也许会上天堂，”他说，“我也许要下地狱。如果我必须下地狱，我会去的。”
他放开了她，朝着教授点点头，然后大步走向他那辆豪华轿车。当司机驶向去R街的那条上坡路时，他从仪表板上取下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在国会山的某个地方，一名秘书来接听了。
“给我接彼得·卢卡斯参议员。”他说。
当新汉布什尔州的卢卡斯参议员听到埃德蒙先生来电的消息时，他的脸收紧了。在战争白热化时结下的友谊可以延续一辈子。对史蒂夫·埃德蒙和彼得·卢卡斯来说，他们的友谊已经维持了五十六年。自从在一个春天的上午，他们一起坐在英国的一个草坪上，为他们各自国家的永远不能回家的那些年轻战友们哭泣时，他们就结成了兄弟般的友情。
双方都知道，当一方有事相求时，另一方会为他的朋友赴汤蹈火。现在这位加拿大人有事相求了。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个聪明之处是，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民主党人，但他时刻准备着可能会在其他党派中发现可用之才。珍珠港事件后，他在一场足球比赛中招募了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并请他组建战略情报局。
他招募的那个人就是威廉·多诺万，人称“狂野比尔”，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西线指挥过第六十九团。此后，多诺万因为有经验丰富的律师背景，成了赫伯特·胡佛手下的司法部副部长，然后又当了多年的华尔街法律顾问。罗斯福看中的并不是他的法律知识，而是他的战斗才智，那是这位政治家要创建美国第一个国外情报机构和第一支特种部队所需求的品质。
未经多少犹豫，这位老将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作他的帮手。包括阿瑟·施莱辛格、戴维·布鲁斯和亨利·海德，他们后来都得到了提拔重用。
那时候，出身豪门并在纽约曼哈顿和长岛长大的彼得·卢卡斯，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上二年级。在珍珠港事件的当天，他决定要去参军上前线。他的父亲决不允许这种事。
一九四二年二月，这个年轻人违背父亲的意愿辍了学，他所有的学习兴致全都消失了。他到处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私下去参加了飞行培训课程，结果发现自己老是晕机。
一九四二年六月，战略情报局成立。彼得·卢卡斯立即去报名并被录取了。他以为自己会在脸上涂着黑炭，在夜晚被空投到德军阵线的后方。但实际上，他经常去参加鸡尾酒会。多诺万将军需要一位体面而又灵活的第一流的副官。
他在近距离看到，战略情报局正在全力投入在西西里和萨莱诺登陆的准备工作，于是请求去参加战斗。要耐心，领导告诉他。这如同把一个小男孩带到糖果店里，却只让他待在玻璃柜台外面，只许看不许拿。
最后他去找将军并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我在您的指挥下战斗，要么我去参加空降兵。”
从没人给“狂野比尔”多诺万下过最后通牒。他凝视着这个年轻人，也许看到了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他自己的影子。“两个都参加，”他说，“但把顺序倒过来。”
在多诺万的支持下，一路都是绿灯。彼得·卢卡斯甩掉了他不喜欢的平民衣服，去贝宁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班，出来时就已经是一名空降兵少尉了。
他错过了诺曼底登陆战，因为那时他还在伞兵学校。毕业后，他回到了多诺万将军身边。“您答应过我。”他说。
彼得·卢卡斯得到了他的那顶降落伞，在一个清冷的秋夜，他被空投到意大利北部德军战线后方的山区里。在那里，他遇上了意大利游击队员，他们是忠诚的共产党人；还有英国的特种部队，他们似乎非常悠闲，没有什么事可以表现他们的忠诚。
两星期之后，他获悉这支“悠闲”的小分队也在执行敌后的战斗任务。他加入的杰德伯勒分队里，有一批最勇敢、杀敌最多的战斗英雄。
他在山区里熬过了一九四四年的严冬，几乎马上就可以毫发未伤地坚持到战争结束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和五个战友遭遇了还在该地区活动的德国党卫军别动队。双方交了火，他的左臂和左肩挨了两颗斯梅塞冲锋枪的子弹。
他们在荒郊野岭上，没有止痛的吗啡，忍着剧痛经过一个星期的行军之后，才找到一支英国的前线部队。在现场做了手术，打上一针吗啡，又迷迷糊糊地被送上一架解放者飞机后，他被转移到伦敦一家设备完善的医院里重新接受治疗。
恢复体力后，他被送进苏塞克斯海岸边的一座疗养院里。在那里，他与一个正在治疗断腿的加拿大飞行员同一个病房。两个病友一起下棋打发时间。
回家之后，他干得如鱼得水。他进了他父亲在华尔街的公司，最终接手了管理工作，成了一个金融界巨头，并于六十岁时开始从政。二〇〇一年四月，他的新汉布什尔州议员的任期已经到了第四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他刚刚见证一位共和党总统当选。
当听到是埃德蒙的电话，他告诉秘书暂时切断所有其他电话，然后他的声音传到了十英里之外的豪华轿车。
“史蒂夫，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你在哪里？”
“就在这里，华盛顿。彼得，我要见你。有重要的事。”
参议员觉察到了他的口气，于是收起了笑容：“好的，朋友。告诉我吧。”
“中饭时说吧。你能来吗？”
“我会取消其他活动。到亚当斯饭店，我常坐的那张角落里的餐桌，那里很安静。一点钟。”
当参议员跨进餐馆的大堂，加拿大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你好像很严肃，史蒂夫。有问题吗？”
“我刚刚在乔治城参加了一个葬礼。我刚刚埋葬了我唯一的外孙。”
参议员凝视着他，脸上呈现出分担痛苦的表情：“上帝呀，老朋友，我真遗憾。我简直不敢想象。病死的？还是意外事故死亡？”
“我们到饭桌上去说吧。有些材料我要让你看一下。”
就坐之后，加拿大人回答了他朋友的提问：“我外孙是被谋杀的，手段极其残忍。不，不是在这里，也不是现在。是六年前，在波黑。”
史蒂夫·埃德蒙简要地解释了一下：小伙子的年龄，一九九五年时他想去减轻波斯尼亚人的痛苦，他一路辗转抵达了特拉夫尼克，他同意帮他的翻译去查看家宅。然后，埃德蒙把拉耶克的那份证词递了过去。
马提尼酒端上来了。参议员点了烟熏三文鱼、黑面包和冰镇默尔索干白葡萄酒。埃德蒙点点头，意思是一样。
卢卡斯参议员习惯于快速阅读，但看到报告的一半时，他吹出一声低沉的口哨，放慢了阅读速度。
当参议员拨弄着盘子里的三文鱼并读着报告的最后几页时，史蒂夫·埃德蒙打量着四周。他的朋友选了一个好地方：桌子位置很隐蔽，在窗边那架大钢琴的视线范围之外。透过窗户能看到华盛顿的一部分。亚当斯饭店的位置独特，它更像是点缀在十八世纪乡间的一座房屋，而不是繁华都市里的一家餐馆。
卢卡斯参议员抬起头来。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史蒂夫。这也许是我所读到过的文件中最骇人听闻的。你要我做什么？”
一个男服务员来收拾盘子，并端过来两杯黑咖啡和餐后的陈年雅文邑葡萄酒。他们静静地等待这个年轻人离开桌子。
史蒂夫·埃德蒙俯视着他们放在白桌布上的四只手。那是老人的手，青筋暴露，指头像香肠，分布着老年斑。那是驾驶飓风战斗机朝着德国空军的多尼尔轰炸机编队俯冲下去的手，是在波尔萨诺郊外把M-1卡宾枪里的子弹朝着党卫军部队全部扫射出去的手，是经历过战斗、抚摸过女人、抱过初生婴儿、签发过支票、创造过财富、制订过政策、改变过世界的手。曾经一度。
彼得·卢卡斯捕捉到了他朋友的注视，并明白了他的心情。“是的，我们现在老了，但还没死。你要我做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做最后一件好事。我的外孙是美国公民。美国有权把这个恶魔从全世界任何地方引渡过来，以一级谋杀罪把他押上被告席接受审判。也就是司法部，还有国务院，要跟任何可能窝藏这个暴徒的政府部门联手合作。你愿意去与他们打交道吗？”
“我的朋友，如果华盛顿政府不能够给你带来公正，那么没人能够。”
彼得·卢卡斯举起了手中的杯子。
“最后一件好事。”
但是他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