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炎培、戴天、温健骝的诗
50年代以来，有一批香港学生赴台就读，包括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如叶维廉、戴天、蔡炎培、金炳兴、温健骝、张错等。他们带去香港现代诗的信息，也在参与台湾的现代诗运动中接受影响，成为融通港台两地现代诗的桥梁和载体。他们有的学成后返归香港，有的则长期滞留台湾和海外。如叶维廉（1937—），1948年随家从广东移居香港，1955年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和台湾师大英文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后赴美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任教于加州大学至今。在台时，曾参与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加入改版后的创世纪诗社。滞美期间，曾两度短期返台任台大外文系客座教授。1980至1982年曾返港任中文大学英文系首席讲座教授。有诗集和理论著作30余种，大部分均在台湾出版。早年居港和后来客次香港时，有少数作品反映作者的香港经验，如早期刊载于《文艺新潮》的《我们只期待月落的时分》（收入诗集《愁渡》时易名为《城望》）和后来的《一九七三年晚春客次中国人的香港》、《沙田随意十三盏》、《香港素描》等，写变迁中的香港和都市繁荣背后的人性与伦理的丧落，倾吐着作者香港生活经验中的无限感慨。但较之作者大量的其他作品，这部分作品，仍属次要。他的获誉和影响，主要还在台湾，因此他更多地被视为台湾诗人或海外诗人。与叶维廉相似的还有张错（1943—），本名张振翱，另有笔名翱翱，原籍广东，生于澳门，1955年来港就读中学，1962年入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曾是台湾《星座》诗刊的主要成员。1967年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至今。有诗、散文、论著和译著20多种，也大部分在台湾出版，获誉和影响也多在台湾，同样也更多地詖视为台湾诗人或海外诗人。本书仅此提及，不详论析。
从台湾就读归来的诗人，以戴天、蔡炎培、温健骝对香港诗坛的影响最大。
蔡炎培（1935—），笔名杜红、叶景予、易象等。原籍广东南海，1938年随母来港定居。1958年入台湾中兴大学农学院就读，其间曾一度休学。1965年毕业后先后任职于《明报》和《新报》迄今：赴台之前，就以杜红为笔名，作品屡屡出现于《诗朵》、《文艺新潮》和《星岛日报》“学生园地”等报刊，是50年代香港寂寞诗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他始于50年代中期的诗作，最初受何其芳、卞之琳和《人人文学》介绍的梁文星的影响较大。
然而，作为一个从战争离乱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在颠沛、坎坷人生中获得的极为丰富的内心感遇和不拘形迹、疏放热情的性格，使他不可能永远将自己拘役在形式严谨的温馨抒情里。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他赴台就读，恰赶上台湾现代诗运动的调整和发展时期。一方面从批评现代诗的脱离现实和背弃传统而走向对中国文化传统和诗传统的重认，另一方面则在张扬超现实主义的同时企望将之与中国老庄哲学和禅佛精神相沟通。此时台湾现代诗出现的多种样貌，对身在台湾的蔡炎培的创作必有一定的影响。其实，感情丰富而又歌哭随心、“血着肉着”的诗人，是使他创作实现多元的深刻原因。
从整体看，蔡炎培旷达疏放、热情浪漫的性格，使他的诗中有着许多个人至情至性之作。但在他看似游戏人生的顽野的语言外壳里，蕴藏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从疮痍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对时代和社会的关切与责任。他说过：“单有讽刺还是不够的，至多成为第一流的诗人而已。伟大的诗人还要有一种‘同情’……这种‘同情’我称它作近仁。”（《蓝色兽》序）作者最有价值的作品，都表现出这一对人世不无悲凉的“近仁”的关怀。70年代末，他在接受访问时说过：“《小诗三卷》出版以后，我希望写出《中国时间》。”“《中国时间》缠得我好苦，三年来，一直意识着非写不可。”（羁魂：《专访蔡炎培》）事实上作者无论抒写个人浪漫的感兴，友朋至性的真交，还是现实的纷乱错落，无不定位在“中国”的时间和背景上。那个“从早到晚笃来笃去都是那个窿”的“巴士守闸员”的飘零，是“一个有巢氏后裔”的飘零；而《亚当的头》中那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的“许是蓬车浴血电视与玛瑙/许是纽约唐人街头南乳肉”的市井风情，是“渭城的三月，风陵渡上/有马尘之后的一个汉家的陵阙”。作者追求的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更深刻的介入。
作者曾说，他最初的诗的启蒙来自于童年他祖母教给的歌谣和小学所读的唐诗，后来才受到现代文学的熏陶。这来自不同方面的艺术影响有意无意地构成了蔡炎培诗歌风格的特点。当然蔡炎培是很现代的，从诗人对生命的关怀、人性的探寻和都市的批判，到象征、意象和语言技巧的把握，无不表现出他突出的前卫色彩。但在作者的现代传达中，又不时交错着或许来自新古典主义影响的对传统人文精神和辞章典故的借用和衍化。但是，在蔡炎培诗中最富创造个性的是他不避俚俗和粗野地使广东方言俗语在自己诗中脱颖而出。
蔡炎培早期的诗作多编入《小诗三卷》，于1977年出版。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又有《变种红豆》和《蓝田日暖》两部诗集出版。
戴天（1938—），原名戴成义，祖籍广东大埔，曾在内地接受教育，后随家移居毛里求斯。50年代初即从海外投诗香港发表。1957年以侨生身份入读台大外文系，参加台湾著名的《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和台湾的现代诗运动。毕业后赴美留学。60年代初返港定居，任职于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出版社和《读者文摘》，曾与文友创办《盘古》，《八方》等刊物。现为香港《信报月刊》总编。
戴天性格豪爽落拓，自称不参加任何文学派别团体，甚至声明，自己并非诗人，也不辑集出版，“作品发在哪里，就算在哪里”。情况虽有例外，伹大致反映了他随兴独行的为人性格和行文风格。诗集《峋嵝山论辩》在台湾出版时，编者在封底说明：“戴天的东西散落在各处，罕有留存，要不是关心的朋友搜辑，《岣嵝山论辩》是论不成的。”1986年在大陆出版的《戴天诗选》也为周良沛所选编，1987年收入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原创丛书”的《石头的研究》，则可能是他的自选。
叶维廉在为“原创丛书”所写的代序《原版“原创丛书”的意义》中说，“原创之为原创，除了要把外来的滋养化入自己的气脉外，我们还必须在摄取及呈现经验上贴近生活的根须，触及历史变动的机枢，只有这样，才能各具真声，各出其貌。”这段话亦可用来评价戴天整个的创作历程。戴天早期受到台湾现代诗的影响，追求“借灵性与智性的交配而以空灵为归宿”（台湾《70年代诗选》关于戴天的评语）。他因熟谙法文而比之对艾略特更接近梵乐希，对感性有着特殊的偏好。但他又寻求以知性来导引对美的感性投入，走向对于形而上的精神的超拔。这样，在戴天早期的创作中就蕴藉着复杂的美感因素，既有着象征主义的感伤色彩，又有着超现实主义的对精神层次的自我超越。
在早期这类诗酒风流的百无聊赖里，诗人无法忘怀的是“这罐上袅袅走来/绿色的古代”（《花雕》）。这种对中国传统的人文关怀，是贯穿戴天诗歌创作中最深挚动人的一个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