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甘为人之奴隶也。
在中国历史上，以女儿身能够名留青史的人并不太多，而秋瑾，则是一位众人皆知的历史人物。她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人们称之为“秋瑾女侠”。
弃家留学
秋瑾出生在福建省一个官宦世家，从曾祖那一代起，秋家就是世代为官。他的父亲秋寿南，是湖南省郴州的直隶知州。
秋瑾从小就在兄长的教导下读书，她十分喜欢研究历史，而且精于诗词歌赋，在15岁的时候，她又和表兄开始学习骑马击剑，算得上是文武双全。
20岁的时候，秋瑾奉父母之命，嫁到了湖南的一个富豪之家。她的丈夫王廷钧虽然是翩翩佳公子，却也是地道的纨绔子弟，所以秋瑾的家庭生活可以用“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来形容。秋瑾经常对别人说：女子是“沉沦在十八层地狱”，逐渐变成了“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如果秋瑾是一个受“三从四德”影响的传统女性，那么在面对自己悲剧的人生时，由于被伦常约束，可能会郁郁而终。但是对于秋瑾而言，她认为自己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秋瑾的丈夫经常出去吃“花酒”，这时秋瑾便女扮男装，带上仆人出去看京戏。在遭到丈夫的暴力对待之后，终至夫妻反目。到1903年，秋瑾和丈夫的感情已经完全破裂。
1903年10月5日，正是中秋节，秋瑾在北京离家出走。那时的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为了追求自由和解放，秋瑾说：“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人之奴隶也。”她决定只身一人前往日本留学。
在秋瑾离家出走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初年。那时的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封建传统的约束，“新思想”开始影响一批人。在北京的时候，秋瑾和书法家吴芝瑛相识。吴芝瑛当时发起了“上层妇女谈话会”和“妇人不缠足会”，这两位杰出女性在一起自然很有共同语言，正是在吴的影响下，秋瑾走上了反封建的道路。
在刚刚离开家的时候，秋瑾便住到了吴家，在那段时间里，她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里回忆说：“秋瑾当时看过那些进步作品，再亲眼目睹了国家危亡之后，决定走上改革的道路。”
赴死·拷问
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秋瑾担任总务、印刷、发行、编辑、撰稿等职务。《中国女报》在北京、杭州、绍兴等地设立了特约代销处，每一份报纸两角钱。虽然这份报纸前前后后只有两期，但是却体现了秋瑾非凡的志向，在发刊词里，秋瑾把《中国女报》比喻为“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的“一盏神灯”。
当时秋瑾和吴芝瑛说：“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由于当时许多革命者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推翻旧社会，所以秋瑾也加入了暴力革命的浪潮中。她和表兄徐锡麟都是光复会的成员，并且着手领导浙江起义。
当时秋瑾为了筹划起义大事，经常在杭州和上海之间来回穿梭，目的就是“运动军学两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
1907年7月6日，秋瑾的表兄徐锡麟前去刺杀时任的安徽巡抚，但最终功败垂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个礼拜之后，官府派兵丁包围了大通学堂。并且抓住了秋瑾，当时清政府对秋瑾严刑拷问，但是毫无结果。两天以后，秋瑾被处决。
秋瑾的死给当地民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之后，有个种菜的老人回忆说：“当年我才十二三岁，秋瑾的行刑队伍就从我家门前经过，我亲眼见到了临刑前的秋瑾，她神态自若；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革命党人很神秘，再加上秋瑾是个女性，所以人们大多非常好奇，可是当看到秋瑾的英雄气概之后，所有的人都很感动。”
由于当时秋瑾没有提供任何的口供，而按照大清律法，官员不能杀没有口供的人；再加上轩亭口一贯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并非强盗，所以不能到那里去杀。因此，当时很多人对清政府的所作所为都非常不满。
为了平息社会上的责难之声，浙江巡抚张曾扬和绍兴知府贵福开始四处寻找证据，来证明秋瑾确实是一个革命党，“是罪有应得”。他们找到了许多秋瑾的革命诗文，还说秋瑾有组建军队造反的意图，即便如此，当时人们都认为，官府并没有依照法律办案。
杀害秋瑾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远超出了当地官员事先的料想，他们开始觉得不过是杀了一个乱党，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最后才逐渐发现，自己的这种行为可能让自己身败名裂，甚至影响自己的仕途！
在外界的压力面前，谋害秋瑾的元凶张曾扬只好“请假”避祸。后来，他又被调补江苏巡抚。而江苏的有志之士则共同行动，由写《孽海花》的曾朴带领，写信给都察院，说江苏人民拒绝接受这位民愤极大的“父母官”。在众人的压力面前，清朝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调补张曾扬为山西巡抚，次年月初即以病免职。
绍兴知府贵福，也因为谋害秋瑾而给自己招致祸害。他和张曾扬一样，在调到安徽时，被当地士民拒绝。在秋瑾事件之后，他的人生就成了一场悲剧，民国之后，这个人不得不改了名字，苟活于世。
秋瑾案的执行人、山阴县令李钟岳，在案件结束之后便受到了良心上的巨大谴责。据秋宗章在《六六私乘》里回忆，李钟岳对秋瑾的家人非常照顾，在清政府要求抄秋瑾的家时，他前去监督，为的就是保证不给秋家带来过分的损失，而且还多次安慰秋家人。对秋瑾一案，他消极办案，多方维护，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服从上司的命令，把秋瑾送上断头台。之后，由于在秋瑾案中和上司产生了冲突，被撤职。10月29日，由于内心的不安和道义的谴责，李钟岳第三次自杀成功，命丧于这一案件中。
借着为秋瑾鸣冤、平反的契机，江浙地区的民间力量快速增长，他们联合行动，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30年后，秋宗章回首当日，慨叹“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说到底，一个女子被斩首这个事实，才真正激发了人们的义愤。而秋瑾的慷慨赴死，又增加了悲壮的底子。她的死，成为革命正当性的思想来源和激进女性们参与革命绵延不断的动力源泉。
赢得生前身后名
秋瑾牺牲的时候年仅31岁，正是一个人最好的年纪，却不幸失去了生命。但是，作为一个以身殉国的女性榜样，却以自己的生命扬起了革命的气质。秋瑾的生前好友吴芝瑛和徐自华，不顾个人的得失，顶着极大的压力为好友下葬。慷慨悲壮，舍生取义，无不可为，此种肝胆相照的侠风激扬，遂成就一部留名青史的传奇。
秋瑾处决当日，官府就通知秋家收尸。当时秋家的人已经开始避难，听说了秋瑾被杀之后，他们害怕受连累，所以都不敢去领尸，遗骸便由善堂施棺，暂时存放在卧龙山上。两个月后，风声渐缓，方由秋瑾之兄雇人移梓在严家潭。
秋瑾死后半月，便有一位叫做“慕秋”的女士给吴芝瑛写信，他认为秋瑾的死，“此可为吾女界第一最惨之纪念也”，吴芝瑛义肠侠骨，应开会追悼秋瑾。11月10日，徐自华写信给吴芝瑛，约吴联名登报，以葬秋瑾。吴芝瑛见多识广，认为如登报，可能会引起政府的干涉，反而于事无补。两人相约分任购买墓地和安葬之事。
《时报》刊登了吴芝瑛将赴山阴为秋瑾安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发极大的震撼。在上海的绍兴人越凡投书《时报》，赞赏吴芝瑛“义肠侠骨”，愿共成义举。浙江象山的一位林放卿先生也来信说，“浙中之须眉男子汗颜无地”，愿助一臂之力。
后来，在这些有志之士的努力下，秋瑾的遗体才得以安葬，烈士的英魂才得以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