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官同志，你听说了吗？”诺布朗加和加里曼突兀地闯进来，诺布朗加手里拿着一份古巴报纸。
扫兴……我发自肺腑地暗暗叹息，合上手中的西班牙语书。
如果没有他俩突然的破门而入，今天一定会是个美好的下午的。拉美的暖阳从有些简陋但至少干净整洁的公寓楼窗户外洒进房间里，洒在三十平米的卧室中。
我开始想象起多米尼加大制糖商和烟草农场主的生活：沐浴在温暖的日光之下，在摇椅上翘着二郎腿读着热情不失恬静的拉美田园诗集。旁边咿咿呀呀的电风扇转着脑袋，手边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也向着电风扇叶所指的各方向飘动……
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难怪迈阿密的拉美裔落魄地主们，对卡斯特罗同志的革命恨之入骨。
“指挥官同志，您……在听吗？”加里曼把我从幻想中拉回了现实。他好奇地扫了一眼我所看的书名，轻声惊呼：“这不是……”
算了，现实比幻想残酷。多米尼加“新贵族”不会住在大城市的公寓楼，而该住在望不到头的庄园别墅中；他们也不会浪费美好的下午阅读他们授意发布的愚民工具，而应该计算一下压榨奴隶的所得；抬眼看向窗外，更不会像现在这样，窗明几净的大街上，充满着朝气蓬勃的居民，而恐怕应该是一望无尽的贫民窟和臭不可闻的垃圾。
“不好意思，刚才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我把仿橡树叶的一片书签夹进书页中，“喏，这书是《黑暗降临之前》。书店里买不到，俄语版就更少了，想看的话去黑市找找吧。回头再说这本书。诺布朗加同志，讲讲看，又有什么事了？”
“的确是大事。指挥官同志，这个你看了吗？”诺布朗加说着，把一份报纸放在了我大腿上。
是《劳动者报》。头版头条写着“伊恩·冯·埃里克同志在古巴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伊恩同志生前很讨厌记者对他的战功大吹大擂，尤其讨厌有人刨根问底追究他的家世，”诺布朗加啧舌道，“即使这张照片，还是上级命令他‘把拍照当做一项军事任务执行’，他才勉强同意的。”
诺布朗加指着其中一张照片。那是伊恩坐在一辆被击毁的光棱坦克上的样子。他似乎并不知道记者正在拍照，视线一直朝着坦克斜对角线，大概是记者旁边的地面上。一支突击步枪被他用手肘和膝盖骨夹在肚子前，眼神仿佛若有所思。
伊恩……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北美战场，至少在加勒比海东北部的联军战士，经常有意无意地拿我和他做比较。在我来这之前，伊恩一直被认为是最强的联军战士。
直到五个月前在拉格瑞达洛斯托温市（原迈阿密，解放后曾改名沃拉碟摩市，西班牙语意思是“维拉迪摩”。“二月兵变”后改现名为“鲨鱼巢穴”），他发现自己的手速实在打不着我，甚至连每一步的出手方式都没我的反应快。
但是我知道，那次我之所以能战胜伊恩，无关平时的训练和肌肉协调反应能力，全凭我这种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特殊能力”。如果不是我“预知伊恩同志每一步的行动”的话……我是打不过他的。
而且他并不是心如止水。出手的时候，他用眼神告诉我，他的一切想法并没有集中在战斗上。
他为什么会分心？记得我把伊恩扔到马路对面的时候，接住他的队长是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女军官。在她的眼里，我看到了理由。
“新奥尔良……有没有什么值得他牵挂的？”我当时在想。
我还记得，就在上个月，他的“红霜月中队”基本全军覆没。第三次路易斯安那战役中，“红霜月中队”一百人挡住五万尤里部队和一万联军傀儡部队整整十天十夜，“法国街区阻击战”震惊全世界。
“如果我们共产主义战士都有这样的勇气，尤里和杜根的脑袋早就挂在红场上了，”此刻诺布朗加还在回忆着这场法国街区阻击战，深情并茂地感慨着，“就算放在风暴小组里，也算是顶尖的战士。”
“格兰藏姆，把列宁的画像扶正了，小心点维拉迪摩大元帅的画像，然后过来——诺布朗加同志，别说你只看到了这个，”我拿起报纸翻到了第三版，详细描述“法国街区阻击战”的部分递给他们看，“新奥尔良是主战场，‘红霜月中队’附近有好几支友军。就算他们来不及，这里还有一个师的北美国际纵队。什么样的指挥官，什么样的友军，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马克同志！”诺布朗加神情严肃地警告，“这种直接讽刺高层的言论要是被肃反人员听见了，他们不会像我一样一笑置之……”
“好啦我的政委同志，谢谢提醒，我很清楚我这一点，”我轻笑着伸出一只手，叫他打住，“政委同志特地来这，应该不是替纳吉越俎代庖的。那是为什么？难道总政治部要大家学新一期战斗英雄？”
格兰藏姆当时刚搬了椅子，还没坐过来就笑得摔在了地上。加里曼更是笑得前仰后合了。这句其实纯属废话，诺布朗加如果是这种喋喋不休的政委，我早就像对付前两个政治委员那样一脚踹开他了。
唯独诺布朗加没有笑。见此情景，本就只有一丝笑意的我立刻收起了笑容。看起来，是有大事了。
“怎么回事？”我严肃地问。
“如果我说，”诺布朗加缓缓地回答道，“今天……我看见了活生生的伊恩同志……您信吗？”
“不可能！”格兰藏姆急着跳起来嚷嚷，“政委同志，你是不是看错了？可能是长得差不多……”
诺布朗加和加里曼在向格兰藏姆解释为什么他们看见的伊恩是真正的伊恩同志，可我已经没兴趣听了。走到阳台上，我拿起望远镜，眺望远处的古巴第二人民医院。
没有人知道，这三十分钟里我干了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我在阳台上，缓缓吐了一句：“诺布朗加同志没看错，就是可惜了。”
没过多久，从我这里得不到任何准话的诺布朗加和加里曼双双离开了，格兰藏姆也送了出去。
十分钟后，看着日薄西山的天空，我吐出半小时来的第一句话：“又浪费了一个美好的上午。”
“马克耶布卡同志，对于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遗憾，”一进门格兰藏姆就轻轻地对我说，“以伊恩同志的实力……他本来应该……”
“他应该属于我们计划的一份子，对吧？”我一屁股坐在铜栏杆上，转头问格兰藏姆，背后是华灯初上，干干净净的独立大街。
“别想了，”我挥挥手，轻轻回答道，“谁都有可能加入我们，唯独这个伊恩同志没有可能。”
“只要他是‘荣耀1956’的后代，洛马诺夫就是他的敌人。”
“但共产主义军人的军规军纪，在他的眼里大于一切。”
“好吧……”格兰藏姆叹了一口气，“如果没有遇到您的话……也许我会选择叛逃盟军国家的……”
“谢谢你的信任。对了，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吗？”我指了指不远处的古巴第二人民医院。
“古巴第二人民医院，”格兰藏姆回答，“也是诺布朗加同志认为自己看到伊恩同志的地方。”
“对，”我轻轻说，“你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诺布朗加第一个找来诉说这事的人是我。如果换一个的话……零号医院就暴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