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十六、井师傅的塔尔寺
一
井师傅的外公，曾经在四十年代末，用一根针换过一只羊。
那时候外公也就二十多岁，是一个掌握了汉语，藏语和蒙古语的青海湟中塔尔寺人。多少年以后，他常对井师傅提起：“蒙语金，藏语银，汉语铜，土语破麻衣”。意思是掌握了蒙语做生意最好，藏语和汉语次之，讲土族的语言最不能赚钱。外公在很早的时候，就袭了父亲的位置，为塔尔寺收租。当时，塔尔寺主要由位于湟中附近的六个藏族部落供养，这些部落每年会上交给寺院一定的粮食、牲口和金钱，来养活这里一千一百余名僧人（此数据为20世纪50年代初的统计）。外公口才好，又懂得经营和变通，收租自然不是难事。平时，就辗转于中国大陆做生意，把上海的物资运到西北的蒙区，藏区。有一年，外公从上海带回很多绣花针到了青海南部牧区，当地人没见过针，纷纷用羊来换。于是，安徒生的童话不再是童话，而成了真实的故事。
讲外公事迹的时候，井师傅淡蓝色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他的瞳孔色来自母亲的藏族血统。青海湟中人在人种学上来说非常复杂，因为这里正好位于一个文化的十字路口，历史上曾经有多个种族来到这一地区，他们通婚和互融，形成了此地极为复杂的人种特征。
井师傅的母亲家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有藏族、蒙古族、土族、汉族等。外公年轻的时候，平时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话，通用语是藏语。然而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和老人的去世，通用语逐渐从藏语变成了汉语。常常是前面几句问好客气的话是藏语，而后面说正事的时候是汉语。“汉化也就是近二十几年的事情。”井师傅说。
井师傅的父亲是一个汉人。老婆也是汉人。我问他老婆：“你们家从哪里来？”老婆骄傲地回答：“我们的家谱上说从南京来！”
我问井师傅，“你父亲的家从哪里来？”，他坚定地说，“我们就是青海土生土长的汉族！”
她的老婆于是对他投去鄙夷的目光：“你们家就没家谱，还土生土长……”
井师傅提高了声音：“怎么没有家谱？怎么没有家谱？我们家谱就是可能丢了！”
我再问井师傅：“你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你怎么选择当藏族？”
井师傅又提高了声音：“我一直想改民族！现在能不能改民族？！我孩子大学出来了，改了也没关系了，我不想当藏族了！”
他的老婆又投去了鄙夷的目光。我连问为什么。
他说，在他外公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藏族说话老是出尔反尔，还经常改变，不讲诚信。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改民族！”他对着我，又一次愤愤地吼道，蓝色的瞳仁在灯光下分外犀利。
二
井师傅是个故事王。他是个油漆工，经常在湟中挨家挨户画房子，对湟中的神奇鬼怪如数家珍，尤其对塔尔寺故事十分精通。他讲故事时，配合上笃定的表情、抑扬的语调和他淡蓝色的眼睛，让人觉得天方夜谭也如亲身经历，日常故事也神秘不堪。他的同事，为了听他讲塔尔寺的故事，在他家住了三天，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走了。前年去他家的时候，他给我讲了半个晚上的鬼故事，当晚没有月光，我听完故事一个人睡在他家新盖的八十平，只有一张床的客厅里，对着玻璃外黑乎乎的花园，直到凌晨四点才敢合眼。
1969年，5岁的井师傅第一次被叔叔领到塔尔寺去玩。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和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望着这空寂而庞大的建筑群，他好像发现了家附近一个新的领地。从此以后，这个小男孩便每天跑到寺里玩，这也使他成了看管寺庙的为数不多的老阿卡的好朋友。1958年青海开始了宗教改革，塔尔寺中的绝大多数僧人被遣回原籍，强制还俗，还有数人被囚禁，劳教、判刑。在这里成立了塔尔寺管理委员会以及由部分僧侣组成的生产队，而看守寺院的任务就落在了十余个老阿卡身上。年幼的井师傅就在这一个个院落里面窜来窜去，而孤独的老阿卡们也十分欢迎他。他们常常牵着他的手，给他看每一个佛像，每一个塔，给他讲每一张壁画背后的含义，以及流传在塔尔寺数百年的传奇故事。
井师傅于是亲手摸过塔尔寺中手掌般大小的夜明珠，四个黄金制作的宫灯，看过塔尔寺至今秘而不宣的欢喜佛，爬过传说中埋藏宗喀巴胞衣处的菩提树。他每天乐呵呵的上去，摘几片树叶，拿到外面送给穿着皮袍偷偷朝圣的藏族人。他也曾静静地待在老阿卡旁边晒太阳，看他们偷偷地念经，看过太阳升起时阿卡生产队向毛主席请示后的出工。每天，他在太阳出山时去寺院，天黑下来才回家，就这样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塔尔寺的壁画故事和神奇的传说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对他来说，这比一个月每天连续放映的样板戏有趣多了。
1979年，塔尔寺再次对外开放。官方统计报告显示，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前，这里有1600余名僧人，而开放的那一年，只有64人。
少年的井师傅站在寺院外，看着塔尔寺二十余年中还俗娶妻的僧人们绕着寺院一圈又一圈地磕长头忏悔。看着庞大的寺院因为重建一点一点被拆迁，一座座几百年的壁画墙轰然倒塌，看着原来被干部们占领的活佛和阿卡家被归还寺院，看着改造僧人住宅中，塔尔寺一点点变小，变小。变得连欢喜佛都被遮盖，连鎏金大佛脚下的故事也看不见。
井师傅最后一次去塔尔寺是20世纪80年代末，这也成了他与塔尔寺的最后一次会面。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甚至没有接近过那里。因为这一年，他在塔尔寺的最后一个老朋友，不在了。
之十七、“浑身的肉儿想干了”
“曹老师，你找个情人吧。”
有一天，党又水画完画，倒身坐在我旁边的水泥墩上，拿出一支烟悠悠地说。
不远处另一位休息的画匠王再土，这时开始唱青海花儿。
大石头根里的石榴儿，
石榴儿根里的土儿，
这两阿哥是一对儿，
啊个是闹的肉儿？（哪个是我的肉儿）
我抬头看一眼天，天像一锅清汤，清澈地让人想哭。头顶一朵火腿样的白云正悠悠地看着我。
“为啥我要找个情人啊？”我问党又水。
“找个情人好啊，长相惦记着。我们青海好多人都有情人啊！”
被太阳晒得睡意昏昏的我，马上竖起了耳朵。
党又水于是开始计算认识的人中谁有情人，描述他们和情人的样子，听得我痛心疾首，好像我不找个情人都对不起这么高的比例，对不起王再土辛辛苦苦给我教的几首花儿，更对不起我未来不知其踪肉儿们。
正当我沉浸在对自己肉儿的遐想中时，一个村妇带着她的小孙女来看画，坐在了我旁边，也加入这场讨论。
她的孙女长着一张俊俏的小脸，饱满得像刚上色的苹果，我情不自禁摸了一下，问：孩子的爸爸妈妈在打工？
在青海农村，许多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农村里剩下的都是带孩子的老人。
“是啊，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女儿在卖手机；她的爸爸在饭店里当厨师。”
“那孩子今天来看外婆？”
“没有，因为她的爸爸是上门女婿。”农妇笑了，微微露出一丝自豪的神情。
在青海东部农村，上门女婿相当于嫁到别人家里的男人。结婚之后，他们要搬到自己妻子的家里，照顾其父母，而基本不承担赡养自己父母的责任。如果家中无子，父母就要考虑招一个上门女婿。以前招上门女婿是女方出钱聘男方，可是现在因为女孩子少，农村适龄男子找媳妇非常困难，所以，连当上门女婿也要给女方家聘礼。
“那么小姑娘爸爸家是不是儿子多啊？”我很好奇。
“没有，因为我女婿的爸爸死了，妈妈就跟叔叔好了。”
我一惊。
党又水这时淡定地看了我一眼，又抽口烟：“这样的事情我们农村的有啊。嫂子跟叔叔的，还有爬灰，爬灰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突然想起《红楼梦》里焦大的怒吼。
“公公和儿媳妇？”我试探道。
“你知道噢。”
是啊，怎么能不知道。之前采访时，一个画匠跟我说他的邻居爬灰，公公和儿媳私通，后来儿子和儿媳就分家出去，婆婆一气之下跑到新疆去了。
“有爬灰的，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儿子是光棍，跟亲妈发生关系的，后来被他爸告到生产队，生产队的把儿子打了一顿。”旁边的一个农妇插嘴道。
这时我觉得我的眼珠都要迸出来了。
“还有一个光棍，是叔叔，和他亲侄女发生关系了，后来亲侄女出走了。那个女孩只有十四岁。”党又水说。
“没有报案嘛？！这是强奸啊！”我跳起来。
“没有，很早了，一个家里的事情，他们家不报案，家丑不可外扬嘛。”他继续说，“这样的事情农村里面有啊，无头冤案。前几年我们那里，一个男孩死在水库旁边，裸体，肠子都被弄出来了。最后都没找到是谁干的。”他说完，掐灭了烟头。
空气里荡漾着可怕的又暧昧的沉默。
我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划来划去。“那你上次跟我在庙里说的人和动物的事情……就是人和动物发生关系的，这个到底有没有？”我把话题一转。
旁边的画匠和农妇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个……这个……还是有的噢？”他们相互窃窃私语。
党又水正色道：“这个有的。男的放羊的，有的就会和羊发生关系，还有和驴。女人说是和狗发生关系。但女人的我们那边没有。听说西宁有。”
我点了点头，郑重地翻开笔记本，认真地记下了他们告诉我的故事。
笔记本的另一面，赫然记着党又水曾给我唱过的一支青海花儿的歌词：
老爷山上的盘盘路，
刺玫开得炸眼呢
女人家穿的健美裤，
沟蛋绷圆着呢（屁股蛋绷得很圆）
之十八、神秘的赵道长
一
我下山的那天早上，天蒙蒙亮，赵道长就扛着一株杨树从浓雾笼罩的山下走来。一身深蓝色的道袍，黑畯畯的脸，花白色的胡子晕在雾色中，近了的时候，唯见那笑容荡漾开来，如同山顶一朵苏醒的花。道长肩上的杨树，已有碗口粗细，两米多长，树冠拖在地上，叶子还是新鲜的。这么高的山，我背包爬上来都困难，可年近六十岁的赵道长却只身一人扛来，如入平地，丝毫不见气喘。我不由地盯着他多看了几眼。
在庙旁洗漱的党又水见了，忙迎上去：“道长，你驮个木头干啥啊？”小水也围上来，摸着树叶上细密的雾水珠儿。
“这是雷劈木。”道长摸着树干，微笑着说。
雷劈木？我不由得很好奇，忙凑近去看。的确，这是一棵被雷从中间劈成两半的杨树，奇怪的是，它是从树冠到树根整齐地裂开着，唯独中央一线发黑，好似火烧。
“雷劈木就怎样？”党又水忙问道长。
“雷劈木好啊，你看，它半夜被雷劈了，却没有烧着，还劈地这么整齐。这是好东西！”
“那这个能干嘛呢？”党又水又问。
“我去拿它做一把剑。”道长仍旧笑眯眯的。
画匠们这时便懂了道长的用意，忙凑上来，纷纷向他讨一块木头，因为据说雷劈过的木头，仿佛被雷神盖了印章，具有避邪除妖的功效。
这雷劈木，我是第一次见，觉得很新奇，然而让我更想深究的是，和我一样住在山顶的道长，是如何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于山脚数百棵杨树里，找到一株雷劈木的？
当时我已来不及多想，下山到西宁办了点事情，准备两日后再返道观一探究竟。
从西宁到此山，一路要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吃完午饭从西宁出发，却没想到路遇堵车和司机拉客，断断续续到县城已是下午五点，天色有点暗了。在县城吃了晚饭，又给画匠们买了点东西，等坐上去道观方向的小面包车时，天已经全黑了。走着走着，居然暗得连山影都看不见。我问司机，天怎么会这么黑。自从上了山，还没在晚上的农村这样走过。司机说，这里修路，经常停电，你看，又停电了。他听我要去道观，忙笑道：你这么黑上山去拜什么啊？我拉了这么多年客，还没见过晚上这么黑上去的。那山上什么也看不见，又全是野草，还那么陡，那么高，你还背着这么大的包！
然而此时我似乎已经没有选择。他于是很好心，把车从公路上拐到村里，再停在山脚下，然后一脸同情和不放心地看我走向黑夜中的大山。
下了车，我一抬头，满天的星光仿佛瀑布一般流泻下来。
然而没有月亮。我便打开随身带的手电筒，拨开眼前的荆棘和野草，硬着头皮开始登山。山上鸟虫这时都睡了，连风声也没有。只有我的腿在草丛中穿梭的声音和山下激流而过的溪水声。越往上走，连溪声也没有了。安静，四维如太古一般的寂静。
突然，我手电筒的光芒闪了几下，变微弱了。快没电了！我心头一惊，忙加快了脚步。注意力集中在眼前惨白的手电筒光芒笼罩的、有限的几个台阶中，我感觉自己都要溶解在黑暗里了。
这时，却听到前方一个低沉的声音：“你来了？”我心中大惊，差点魂飞魄散。定了定神，就看到一个穿深蓝色道袍，满脸胡子的影子走进灯光里。
是道长！
他憨厚的笑容又荡漾开了。如果是普通人，在手电筒下的形象总有些吓人。可不知道为何，道长走进这惨白的灯光里，微弱的灯光也仿佛明亮了许多。
“你缓缓上吧。”他温和地说。
等我彻底回过神来，道长已经走远了。
四维又恢复了太古一般的宁静。
我走了几步，才发现不对劲：道长在这么黑、这么陡的山里健步如飞，居然没有带任何照明设备！
那雷劈木也是这样找到的？我的心里乱作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