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伟大预言家过去几十年的预测记录分析表明，他们的许多预测是错误的。比如，有一位名叫赫尔曼·卡恩的美国人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受欢迎的未来学家，而且是一个智囊团赫德森学院的院长。在他1967年的著作《2000年：20世纪最后30年里可能的100项技术创新》中有一整章的预测，有人指出，按照评判的严格和宽松程度，其预测的错误率在75%和85%之间。
卡恩预测说，在2000前，人们可以用核弹来挖掘、开矿和发电（哈，真吓人，该是怎样一个暴烈场面呢）；用新的更可靠的教育和宣传方法来影响大众和个人行为（大概是把人变成“傻人”吧）；给世界上不发达地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穷人看病不再难）；出现成本非常低廉的民用和商用建筑（让每一个乞丐都住得起公寓）；用人造月亮和其他方法在夜间为大片地区照明（这样还可以使农作物在晚间疯长，消灭饥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天气和气候（让台风不再登陆沿海省份）；人类休眠相对较长的时期（数月至数年，但不知睡这么久有什么用场）；建设永久性的月球基地和能长久居住的海底设施（甚至可能是殖民地）；广泛使用机器人为人类做“苦力”（而不是民工）；出现模拟的、计划的或者是编写的梦（打造梦产业）；便宜的无路的交通运输，等等。但是，这些预言都未能如期成为现实。
1989年，美国《产业研究》杂志曾经请美国大多数主要工业公司的研究部门主任预测未来10年将会出现的新技术。后来有人发现，在他们的22个预测中，有19个（占86%）是错误的。其中一项最惊人的就是预测说1999年人类的寿命将达到150岁至200岁（如果这实现了的话或者哪怕部分实现了的话，一旦这项长寿术应用在重要政治人物身上，世界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我国的权威媒体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引用公布了国外的大量预测。比如，1997年前后将淘汰隐形眼镜；2000年前将出现医治偏头痛、中风、抑郁、失忆的有效新方法，规定退休年龄将达70岁；2001年，室温超导将商品化，等等。这些，也都没有实现。
如此看来，未来学家（在有的国家直接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家担任）开起空头支票来也是很厉害的。因此，国外有人作出界定：未来学家是协助政府和企业做计划的，与科幻小说家不同。技术预测与科幻小说最主要的区别是，前者是在“具有真实性的托词下进行的销售”，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大人物们还是喜欢脱口而出伟大的未来，这样做有时是为了鼓舞士气，有时是为了骗人。他们不一定知道，未来像自然界一样，是非常复杂而且不确定的，其运行轨迹，往往遵循非线性原理，呈现出混沌的图景，这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在其所预计的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发展道路上都会受到阻碍，而政策也往往是这样。1998年时，美国有3300万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利，其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而这些进入市场的技术当中，又有80%失败。特别是，一些重大项目可能浪费大量资金，导致创新的失败。还有一种说法：“未出生的是无法预测的。”就是说，你不能很好地预测下一代人的行为。任何事情都需要人去做，但下一代人想的也许与你想的根本不一样。
不过，公平来看，预言家们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或者选择，而不是设计蓝图。这让人们可以事先准备起来，多一些预案。相对于预测的失败，没有预测的社会可能更糟。另外，我们既要考虑怎样用我们的能力去影响未来，同时也应该提前为未来建立一种保险和奖惩机制，以便在大言不惭和信誓旦旦落空之后，及时进行补偿和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