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最终消费者由此受到的损失来讨论。最终消费者购买产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他们购进了质量低下的消费品之后，同样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无法使自己需要得到满足，并因此而受到损失；二是为了克服所购消费品的质量低下问题，不得不追加一定的投入（如修理、索赔支出等），从而也将在此受到损失。前一种情况无疑是资源的浪费；在后一种情况下，追加的投入也是多支出的资源，这同样是资源的浪费。
因产品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并没有到此为止，厉以宁教授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当我们谈到产品质量低下而给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造成损失时，必须区分两种损失，一种是一般性的损失，另一种则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一般性的损失包括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损失，但可以通过经济上的赔偿而补救。对于这种损失，只要建立严格的产品责任与赔偿制度，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而不可挽回的损失主要是指因产品质量低劣而使消费者身体受到损害，甚至失去生命。
对于这种损失，即使产品责任与赔偿制度建立了，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失仍是难以弥补的。在一切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一旦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必将不利于整体国民经济。
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承受者不仅是消费者个人，而且也包括国家或社会在内。诸如因产品质量低下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居民身体素质下降、患病率或死亡率上升、资源存量的减少等等，主要的受损失者都是国家或社会。就对外贸易来说，因出口产品质量低下而造成的信誉的损失，也不仅仅由具体的生产者承担，而是国家或社会在更大程度上承受了这些损失。
有人简单地把产品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企业所有制的性质——有人认为公有企业的产品质量不行；有人则认为私营企业贪图利润，不顾产品质量。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些说法都不甚妥当。因为我们也常常看到，虽然有的公有企业不顾产品质量，粗制滥造；可有的公有企业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有的私营企业的确贪图利润，以劣质产品坑害消费者；但也有一些私营企业重视招牌和信誉，重视产品质量。可见，问题关键不在所有制，而在于产品质量检查制度是否严格执行，赔偿制度是否严格执行，以及企业怕不怕罚，有没有把产品质量放在重要位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要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检查制和赔偿制，对生产劣质产品的企业真正给予处罚，那么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公有企业都会重视产品质量。至少在现阶段，这是中国解决产品质量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然，采取事后处罚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企业能够认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以质量保信誉，以质量获得竞争力，那么对各方面来讲都会受益，从社会整体看则会使资源大大节约。
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
“效率”一词的使用频率颇高，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尽管我们时常听到，也时常说起“效率”一词，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却未必完全正确和透彻。从微观角度看，效率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还是听一听厉以宁教授对这一术语的详细解释吧。
“效率”一词的使用场合相当广泛，关于市场运行就有著名的“帕累托效率”，关于政府政策的实施也要考虑效率，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自然也有效率问题。
对于企业经营来讲，效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就未必人人都能理解正确了。有人说，重视效率就是重视利润，利大效率高，利小效率低；还有人说，产值就是效率，效率高产值才多，效率低产值就少。甚至还有这种说法：“我们这个企业养活了多少多少人，这是给社会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效率。”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些理解都是片面的，不符合效率一词本来的意义。
效率反映投入产出之比，反映生产率的变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表明资源配置合理有效，这就代表效率。人尽其才和物尽其用，意味着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货畅其流，意味着流通速度的加快和闲置商品数量的减少。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效率提高。
简单的说，在经济学中效率的高低升降是根据资源使用或配置的效率的变化来计算的。关于效率这一概念正确的含义，厉以宁教授引导我们从四方面来考虑问题。
第一，按照有一定投入就有一定产出的观点来看，不管投入多少都会有一定的产出，于是就要考虑：难道不管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都等于社会生产有一定的效率吗？假定生产过程中会使社会遭受严重污染，社会会受到重大损失，难道这也表明生产有效率吗？不生产这些产品，效率不更高吗？
第二，投入是投入者自行决策的，投入者只要愿意并且有能力投入，他就可以如愿以偿，然而产出却决不取决于投入者本人的意愿，也不取决于投入者本人有没有投入的能力，而要取决于产出是不是被社会所需要。社会如果不需要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积压在那里，销不掉，又有什么效率可言呢？不生产这些产品，效率不也更高吗？
第三，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所投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资源。投入某一种资源，可以有不同的产出。社会对这些不同的产出，有不同的需求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一种资源投入后的效率是不一样的。不生产这一种产品而生产另一种产品，效率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因此，不能认为同一种投入就一定会有相等的效率。
第四，与上一个要点类似，任何资源都是供给有限的资源。同一种产出，可以利用不同的资源投入。由于社会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不等，所以对某一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社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利用这些资源投入而利用另一些资源投入，尽管产出是相同的，但效率却不一样。在讨论投入产出的效率时，也应当把这个问题考虑在内。
以上所论述的都是对效率本身的判断问题。这些分析还没有涉及效率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涉及效率与地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但也已经引导我们去思索效率的科学含义了。
通过厉以宁教授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仅仅按照利润高低和产值大小来理解效率——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如果积压在仓库中，这决不意味着有效率；一个企业能养活多少人，这更不足以说明效率的大小——吃大锅饭的方式最能吸纳劳动力，但恰恰是无效率的同义语，这恰恰表明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资源配置不合理。
有效率的企业必定有竞争能力。它们究竟雇佣多少工人，取决于本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冗员多当然不能说明效率高。正确认识了效率的含义，才可能有的放矢的提高自身的效率，否则不但事与愿违，而且有可能影响经济改革整体的推进。
阅读后的思考：
企业管理问题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诸如战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财务管理、质量管理……随便哪一个专题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你是否曾在企业中工作过，或者担任领导职务呢？你认为企业管理过程中都有哪些关键环节呢？厉以宁教授在以上的论述中，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五个方面，并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加以分析。你不能指望阅读完上述内容就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厉以宁教授并不是在讲授一些管理技巧，而是在讲述企业管理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避免我们走入认识的误区。理解了厉以宁教授的思想，你至少不会在大的方向上走错。
四、社会发展与区域经济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文凭竞争
如果在早些年提到人力资本，人们恐怕还会感到新鲜和陌生，而今人力资本几乎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只要看一看各类培训班、辅导班的报名点处门庭若市的盛况，体味一下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的身心压力，大家就可以想见当今的教育和人力资本受重视的程度了。
教育和培训是决定工人生产率，进而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在学校里花费更长的时间意味着推迟进入劳动力队伍，意味着晚赚钱，但同时也意味着未来收入的增加。可以说，选择在校受教育的人面临着今天的读书、闲暇与未来的消费、收入之间的替换。
大学有着明显的成本，不仅包括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而且还有机会成本——本来可以从一份工作中得到的收入。如果说企业用在机器、设备上的投资产生了物质资本的话，那么在教育上的投资就产生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发展来自于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工作中的学习（又称“干中学”）以及童年时期父母在时间和金钱上所做的许多投资。通过支付教育费用和技能培训费，个人能够凭借更高的工作能力谋取更高的工资，即获得投资回报。在某些情况下，回报未必以高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是个人从事某项特定工作所获得的快乐、地位或者尊严。
美国在人力资本上投资巨大，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教育上的支出大约是2500亿美元；对中小学教育的政府支出则是地方和州政府的最大一项支出，占总支出的20％多。正是因为这样，要在美国找到一份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教育水平与经历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个人经历越丰富，就越容易获得一份好工作。话务员、保洁员的工资远不如医生、工程师的多，就是因为二者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巨大差异，培养一名医生或者工程师至少要5至10年的专业学习时间，而培养一名话务员或者保洁员似乎至多一个月就够了。
在谈文凭竞争之前，我们还要把不对称信息作为引子。当雇主准备雇佣员工时，他虽然知道一些候选人的能力比另一些高得多，但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他无法识别出这些候选人是谁，为了做出最后的决策，他不得不利用所有可供选择的信息。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在一些职业中，有头脑、思维敏捷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而那些在大学里修完高深课程并取得好成绩的学生已经表明他们具有雇主所需要的那种头脑。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所做的主要不是提高生产率，而是确定哪些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或者特殊的才能；学校对人才进行了筛选，教育水平则标志了一个人的能力。大学毕业生们较高的收入反映了他们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劳动技能未必是从大学里学到的，也就是说，大学只不过是发现了人才。
对雇主来说，教育水平起着筛选和指示的作用。平均来看，那些完成了大学四年学业的学生的确比中途退学的学生更能胜任一些工作，雇主们重视的往往不是候选人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技能，而是首先想到了学位的完成是一个人更具有能力的信号——聪明的学生会感到学业很容易完成，因此没有什么离开学校的动机；而在退学的人当中，很有可能有一些是即使做了努力也无法毕业的人。
虽然以上的分析都是一般而论，我们不应该排除特殊的情况，就像中途从哈佛大学退学的天才比尔·盖茨，但是雇主必须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判断。平均而言，完成大学的学业是一个好信号。而根据信号判断总比试用员工要节省成本，于是，雇主们往往把机会给了那些具有“最好的”信号和资历的人。
随着生存竞争的日渐激烈，求职者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自然会格外关注雇主的偏好，当大家发现了教育的信号作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在学校里花费了他们本不愿过多花费的时间。也就是说，人们呆在学校里可能主要不是为了获得技能，而是为了使潜在的雇主相信他们是高能力的人，值得付给高工资！拿到文凭和学位成了人们学习的一大动力，正是这个趋势引起了所谓的文凭竞争。
比较有能力的人愿意努力显示他们自己，以使潜在的雇主相信他们确实是有才华的。为了标志自己更高的能力，他们往往在学校里呆上更长的时间，获得更高的学位。近些年来，许多职业对资格的要求都比以往提高了，这不仅反映了这些工作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了，而且也反映了文凭竞争愈加激烈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