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
说起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范旭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他自幼接触维新思想，在日本留学改志，回国后一心创办实业。从最初的盐厂到碱厂以致到最后的酸厂，范旭东所尊崇的标准就是为中国的化工事业争气。他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化学工业的发展，但他留下的人才是一笔无法衡量的巨额财富。
变革从思想开始
1883年秋天，洞庭湖畔的湘阴县城，一位姓范的私塾先生正抱着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源让”，后改名为“旭东”。作为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范旭东父亲的收入并不高。
在范旭东6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逝了。为了维持生活，范旭东的母亲带着范旭东和他哥哥寄居到了长沙的姑姑家里。在小范旭东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那么忙碌，白天要给人浆洗衣服，晚上就在昏黄的油灯下做针线活。
在姑母的资助下，哥哥范源濂上了学堂。通过自己的努力，哥哥在13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进入到了长沙有名的岳麓书院继续读书。哥哥很懂事，每天从学堂回来，做完家务后就开始教小范旭东读书。
后来，哥哥又考上了梁启超任教习的时务学堂，接触到了维新思想。受康梁维新思想的教育，范源濂一心想着改制和变法，经常跟着哥哥的小旭东也深受影响：学堂的讲义他也看，维新派兴办的报纸杂志也经常阅读，甚至有时候还跟着哥哥去街上参加集会演讲。
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范源濂只能逃往日本。到了1900年，范源濂想乘着义和团运动将软禁的皇帝救出来，这次计划失败后，范源濂只能再次逃往日本，这一次，他带上了弟弟。
来到日本以后，范旭东苦学日语，不久便考入了东京第六高中，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在当时很多留学生看来，到日本学医目的就是为了在学成后医治国人的身体。品学兼优的范旭东受到了冈山的校长酒井先生的欣赏，希望他能留在日本。但此时的范旭东也和大多数的留学生想的那样，学医就是为了回国救民的。在经过几次挽留后，酒井先生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让范旭东深受震撼的话：“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等你学成了，中国早就灭亡了。
范旭东心里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冲击，学医的范旭东心里开始反思：学医需要长期的临床经验，即便想通过医学救国，其进程也是十分缓慢，而且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看到了日本之所以能够很快速地发展起来，主要依靠的就是工业的发展。由此看来，工业才是救国的道路，理工科才是真正实用的学科。既然如此，那就改行重学！
1908年，范旭东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为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范旭东除了每天刻苦学习书本知识，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天以外，他还利用假期四处游历，了解日本各地的工业建设。同时他又学习柔道、击剑、射击、骑马，让自己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两年后，学业优秀的范旭东被京都帝国大学留下了做了助理。此时的范旭东，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祖国。
借着革命的东风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国内百业待兴。听到这个消息后，范旭东再也无法平静了。与妻子的商量后，范旭东夫妇日夜兼程回到了祖国。
回到了祖国以后，在司法总长梁启超的推荐下，范旭东到了财政部工作，主要工作是进行货币的分析。他做事严谨，锱铢必较的态度很快在财政部吃不消了。此时的范旭东看到了官场的腐败和自己的无能为力。
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教育次长的哥哥范源濂便想办法通过关系把范旭东安排到了财政部盐务机关工作。在这里，范旭东第一次开始了解中国的盐业。
盐，不仅仅是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剂，也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而此时的中国，整个盐业的生产情况却没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市场上充斥着外商运过来的精盐。中国本土生产的盐常常含有大量杂质。在国外，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都不准用来作饲料喂牲畜，而在中国，大部分人吃的都是氯化钠含量在50%以下的大粒粗盐。这样长期食用本土盐的后果便是引发各种疾病。此外，现代化学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而中国的盐业生产还一直沿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技术。
学化学出身的范旭东知道：制盐提纯的技术并不困难，只是中国接触这项技术的人太少了。正在这个时候，在哥哥的帮助下，范旭东获得了欧洲考察盐务的机会。在这长达一年的考察时间里，范旭东对国际上的制盐工业有了新的认识。
在奥地利的时候，范旭东看到了详尽的盐业买卖法律，此外还有科学的制盐技术和制盐的先进设备，这些事务都让范旭东获益匪浅。
属于中国人的化工业
在其他国家考察的时候，范旭东想见识一下当时流行的“苏维尔法”制碱工艺。这种原料易得，生产纯度高的制碱工艺吸引了范旭东，他很想把这种方法带回国内。令范旭东感到愤怒的是，这种工艺方法是对外不公开的，他在欧洲处处碰壁，尤其是在号称“世界碱工厂”的卜内门公司参观时，接待的人十分傲慢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锅炉房吧！”
在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也成为激励他办理化学工业的动力。回到国内后，范旭东钻进了实验室，开始设计制盐的方案，开始了自己的建厂计划。
碱，在那个时候是十分珍贵的，尤其是洋人垄断了制碱工业，再加上外商刻意哄抬价格，一般来说，进口的碱需要付出比原料高七八倍的价钱。这对于研究化学工业出身的范旭东来说，技术不是太大问题：既然洋人能制碱，我们也能够搞出来。他的很多好朋友都是化学家，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肯定能够研制出自己的碱。
于是，他建立起了一座三米高的石灰窑。三个月后，终于研制了9公斤合格的纯碱，自己初步掌握了属于自己的制碱技术。有了技术的支撑，范旭东开始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开始购买设备，准备成立“永利制碱公司”。范旭东知道，公司需要的人才，在朋友的帮助下，范旭东邀请了三位技术大师：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侯德榜、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颖川、美国制碱专家李佐华。
有了人才，范旭东又赶赴欧洲，采购设备，几经波折，“永利制碱公司”终于开始投入到了实际的生产。
然而，就在很多人满怀希望时，第一批出厂的碱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制碱厂生产出的碱红白杂陈，根本达不到设计要求。这个时候，最初200万元的启动资金已经花了精光。在股东人心惶惶的时候，范旭东坚持自己看法，组织公司的技术骨干们投入到了制碱技术的研发。经过反复的实践，永利制碱公司终于掌握了“苏维尔制碱法”的秘密，敲开了制碱工业的大门。
在终于看到了自己公司研制出纯白的碱，范旭东感慨万分。范旭东把自己公司生产的碱命名为纯碱，以区别洋碱。这种优质的纯碱，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红三角牌”纯碱。到了1926年，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被称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真正的实业家
在范旭东大力经营下，中国人的纯碱逐渐占领了市场。英国卜内门公司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一方面，他们同永利公司大打价格战，同时也向永利派出商业间谍。面对气势汹汹的挑战，范旭东选择了积极应战，他拉低了价格，并且在日本强占市场。范旭东有“久大精盐公司”撑腰，资金上有了保证；由于自己和哥哥的特殊身份，在销售和税收上也得到了不少的优惠。
双方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卜内门公司有些受不少了，开始与永利公司进行谈判。在谈判桌上，范旭东态度强硬，永利必须占中国纯碱销量的55%，卜内门公司的市场份额不能超过45%；英商在中国销售纯碱的价格，必须征得永利的同意。英国公司只能做出让步。
永利公司在制碱工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功，但范旭东深知“酸碱乃工业之母”，为此，他于1929年向国民政府提出资助2000万元用以建立“国立酸碱厂”的建议。也有人提议筹备硫酸铔厂。“硫酸铔”即现在所说的化肥硫酸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对化肥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因为中国自己不能够自己生产化肥，每年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化肥，耗费了有限的外汇资源。除此之外，范旭东还看到制造硫酸铵的工艺和造炸药仅差一步之遥。如果中国自己能够生产硫酸铵，这无疑是对国力的有益补充。在政府与外商谈判久拖不决的时候，范旭东毅然决定自己承办南京硫酸铔厂。
南京硫酸铔厂在当时是号称“远东第一化工厂”。这个工厂的发展成败关系到中国化工业的发展。1934年，范旭东派总工程师侯德榜率技术人员赴美设计和采购。除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外，凡是国内能够自己生产制造的设备，范旭东均自行解决。
经过3年的艰苦筹备，1937年2月，南京硫酸铔厂顺利生产出我国第一批硫酸铵，揭开了我国化工史上新的一页。实际上，南京硫酸铔厂实际上成为能生产包括硫酸、硝酸、化肥等多种产品的大型联合企业。从设计到实际投产，在当时动荡的岁月里，范旭东为这座工厂寄托了太多的心血，他是一个真正的实业家，想靠实业救国的人。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12月，日本人攻占南京，南京硫酸铔厂被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范旭东在南京彻底沦陷之前，忍痛撤离了人员设备。
为梦想含恨离世
在抗战时期，四川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化学工业对抗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范旭东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带着资本去香港或者日本。他来到四川之后，跋涉于巴山蜀水之间，勘察地形、选择厂址，为筹措资金而奔走。四川盛产盐卤，但盐的利用率比较低，范旭东和侯德榜辗转实验，并到国外出国考察，终于把盐的利用率从75%提高到90%以上。这便是后来被永利化学工业总公司命名的“侯氏制碱法”。
在进入到四川的最初五年时间里，范旭东从来没有停歇过，短短的时间里，范旭东办成了自流井久大盐厂，恢复了黄海化工研究社，和侯德榜一起完成了侯氏碱法的试验。除此之外，他还打出了当时国内最深的油气井，用芒硝制碱，用桐油提炼汽油，等等。在后方做出了一个化学家，一个企业家所能做出的一切。
到了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有了新的突破。范旭东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凭着办工业养成的敏锐眼光，他开始搜集资料，准备筹划战后的复兴计划。在范旭东心里，一直为国人对办工业的漠视而痛心。范旭东认为，认为如果自己以及其他工业家早些把中国的工业建设好，中国就可以不要吃这么大的苦了。所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机的时候，范旭东便认识到：抗战胜利，政府必先建设工业，认为“一旦停战，各国势必倾全力于复兴，彼时器材之迫切需要，或更甚于现金。”
正在范旭东筹划了一幅新的创业蓝图时，他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资金短缺。1944年，范旭东和卢作孚等实业家到美国出席大西洋费城国际工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后，美国进出口银行钦敬范旭东的事业精神，愿意向永利公司借贷巨款，协助永利各厂复兴建设之用，而且取息极低，无须抵押，唯一需要的就是中国政府保证而已。范旭东由此看到了希望，他迫切地希望早点借款成功，希望尽快将所需要的设备买到手。但让范旭东十分失望的是，国民政府对在美的借款合同一拖再拖，打上去的报告不停地作着公文旅行。此时的范旭东异常的焦急，不仅买新设备需要钱，工厂的修理也需要钱，而这些钱主要就是指望那1600万美金的借款了。但当时主持行政院的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对批准范旭东借款的要求一再推诿。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宋子文想把永利纳入他自己的资本集团。但是范旭东想与孔、宋保持距离，认为民营工业有许多胜过国营之处，他反对政府的干预。这样一来，借款的计划就被拖延了下来。范旭东面对这种情况，心里自然极度压抑。
1945年10月，积劳成疾，心情沉重的范旭东因病逝世。在他的追悼大会上，他生前好友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都前往致哀。当时，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主席送去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同志亲往南开中学吊唁，他和王若飞的挽联写的是：“奋斗垂卅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