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门大开，欢迎普通群众进来。
他从一个贫困潦倒的打工仔，到拥有百亿元的超级富豪；从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到走进北京的人大常委；从争强好胜的嗜血商人到热心体育发展的社会活动家。霍英东的发展一直被称为一个谜，其实谜底也很简单：那就是热爱。对金钱的热爱，对机会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气魄和胆识令人佩服，他的赤诚和慷慨更让人感动。
悲惨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他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霍英东出生的时候，没有医院，没有产房，更没有妇科大夫，破烂的船舱就是他的出生地。在他来到这个世上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出生在香港的霍英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人，做穷人想要在香港这个繁华地方生存是异常艰难的。
在常人的眼中，霍英东这样在水上谋生的“舢板客”就好似“水流柴”，意思为无家无业，随水漂泊。甚至有人把他们形象地比喻为在水里漂浮的鸡蛋壳，稍遇风雨或者哪个调皮的小孩扔一个石子瓦片都有可能让蛋壳覆灭。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他的两个哥哥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另一个7岁。然而命运对他的考验仿佛还没有到头，在霍英东大约7岁时，他的父亲患病不幸去世了。父亲死后，一家人迁居到了湾仔的棚户区，这里没有点灯，没有厕所，甚至没有淡水。霍英东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几乎全部的童年。
虽然霍英东的母亲目不识丁，但她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多学一些知识。于是在霍英东大约6岁时便被人带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就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小学，这学校是免费的。1936年，霍英东考入到了皇仁书院，在这里，他接受了较为完备的中学教育。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尔成绩排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会觉得脸红。”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后来学校的校舍被日军占用，教室也改为马房，霍英东就这样开始走向社会。
那时刚刚18岁的霍英东是霍家唯一的男子汉，在没有机会继续上学的情况下，在家里一贫如洗的处境下，他不得不尽快找份工作挑起家庭的重担。
但是，霍英东所能做的就是当苦力。他在轮渡上加煤添火，在机场搬运石料，只要能挣钱，霍英东就卖力地去做。与其说是在做苦力，不如说是在搏命，正值年轻的霍英东从来就没有吃饱过，但每天却不得不饿着肚皮做活。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接触到了清道夫、厨师、相命先生、甚至还有小偷、暗娼等社会的底层人物。在这些小人物身上，霍英东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香港社会。
1942年，霍英东的母亲倾其所有在湾仔市场附近买下一家杂货店。在母亲的要求下，霍英东到店里做了一名售货员。棚户区杂货小店的生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勤勉，二是节俭。当维多利亚港湾上的雾气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杂货铺就要卸下门板，招揽生意了。
1945年，日本结束了对香港的殖民占领。日本人走后，各种物资十分匮乏，运输业成为了当时最迫切需要发展的一个行业，运输业的开展，必然要带动依附于它的驳运行业。一时间驳运业主大发横财。
霍英东的母亲不失时机地将杂货店的股权全部卖出，连夜找人洽谈，租下了湾仔的一处地方。有了地方之后，霍母联络了以前主顾的几条驳船，打出了旗号，开始做起了老本行——驳船生意。此时的霍英东一如在杂货铺一样，给母亲打工，按时领取薪水。
而此时的霍英东，无时不在想着发财的捷径。他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份日报，在字里行间寻找可以发财的机会。当时经常发布的战余物资拍卖的消息让他感觉到了发财的机会。他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下一些需要小修的军用小艇、廉价的舢板和发动机、水泵之类的物资。这对于常年在驳船上的霍英东来说，一看就能够看出其中的差价和买卖的可行性。每次拍下之后，霍英东稍作修缮，很快就转手倒卖出去了。“这种急功近利的买卖虽然赚得不多，但聊胜于无，慢慢地使我有了一些积蓄。”霍英东后来回忆说。
1949年，霍英东带着80位和他一样满怀发财梦想的渔民，来到了东沙群岛。可等待他们的不是遍地的黄金，而是一种炼狱般的生活。半年之后，九死一生的霍英东回到了香港，但自己所有的积蓄也全搭了进去。此时年近三十的霍英东看起来是个不知不扣的失败者。也就是通过这件事之后，他离开了母亲，开始了独自闯荡的生活，也开始了他人生新的篇章。
传奇的开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的政策，很多物资都在禁运的行列。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处于建国时期，百废待兴，对各种物资的需求量极大。这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对已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打击很大，但其实也给了一个巨大的利润空间。
通过这样的冒险，霍英东赚取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有人说数目有“三十万美金”，也有人说高达一百万。对于此类的问题，霍英东从来就是缄口不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赚取第一笔钱之后，霍英东没有效仿一般的暴发户，把钱存起来或者买一幢楼宇，做一个安乐的收租者。有了钱，霍英东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用钱去赚取更多的钱。
经过洗礼后的霍英东把目光集中在了房地产上。香港地狭人多，有人形容香港居民生活在鸽笼里，有人形容是火柴盒。一方面是居民用地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写字间和办公楼奇货可居。1954年的冬天，霍英东走进了一幢多层大楼。半小时之后，霍英东从大楼的门里走了出来。当这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把那张可以立刻兑现的20多万港元的支票放在案头的刹那，霍英东成为了这幢大楼的所有者。第二天，身穿中山装的霍英东又过来了，这一次，他把一块大理石的招牌挂在了门前的石墙之上——立信置业公司。10年之后，“立信”的名号在香港几乎是无人不晓。
在进入到房地产行业之后，霍英东采取了巧妙的办法——“卖楼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以前，购置物业是有钱人的事。每次买卖都是大笔的现金交易，没有拖延，更没有通融的余地。
那个时候的房地产生意并不好做，无论是买的人还是卖的人，都感到资金周转的困难。霍英东苦苦思索，有没有办法扩大购置对象，让房地产“发”起来呢？于是，他采取了楼宇预售的办法。只要先付10%的现金，就可以得到一幢即将破土新建的大楼。简单地说，如果以前你有建一幢大楼的资金，现在可以新建或者购买10幢。这种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楼花的热卖，霍英东的事业开始起飞了。
在进军房地产的时候，霍英东做了一件令整个香港界瞠目结舌的壮举——淘沙。钢材、水泥和沙子是建筑的三大主要材料。但哪里有沙呢？——海底。
面对一张特制的“南海海底储沙分布图”，霍英东沉思了一天一夜。最后霍英东觉得要冒这个险。这不是单纯的冒险，而是有着充足的考虑的：首先，大海中淘沙能拯救已经处于困境的淘沙业，能够给房产建筑业增添信心和动力；其次，挖深海床对疏浚码头、航道来说有着开创意义，尤其是香港这个海港城市而言；最后，这项活动的展开还可以为新兴的填海工程业务助上一臂之力。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呢？进军淘沙这个高风险但高利润的行业之后，霍英东的名字开始响彻香江两岸。
白天鹅走向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当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实行，霍英东就有心到内地投资。1987年，他回到了自己的原籍番禹，被安排到了县委院内小招待所一号楼的一间最好的套房里。但这套简陋笨拙的房间让他感慨不已。
如果没有回家的感受，霍英东不会萌发建造旅馆的冲动，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霍英东搞过驳运、搞过房地产、甚至搞过填海工程，但对于办酒店却没有任何经验。但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他一直想如果能够在当地成功地建设好一家现代化的旅游宾馆，这对增强人们的信心、加强引进外资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霍英东放出豪言，决定在一年之内把宾馆建成。要知道，那是在1979年。各种物资极度缺乏，很多东西都需要进口。但再多的困难也无法难倒这个充满热情的汉子。自1979年开始建设，用时一年多，中山温泉宾馆如期营业，他开创了国内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例。宾馆自开业以来，凭借舒适优雅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大量的顾客。
中山宾馆的牛刀小试为后来白天鹅的出现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方式，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广州作为临近港澳的城市，具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霍英东决定把新宾馆的地点选在广州。在宾馆的建设中，霍英东坚持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和自我经营管理。他不仅是为了赢利而建设这个宾馆，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借此机会培养一批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设计师和管理人才。
白天鹅宾馆刚刚开业的时候，霍英东就提出一个口号“四门大开，欢迎普通群众进来。”他留下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先有‘人气’，才有‘财气’”！当初这一口号的提出，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理由很充分，一是走遍北京上海，没有宾馆对普通群众开放的先例；二是大量人进来之后安保工作不好做；三是容易损坏物资。
可是霍英东坚决不让步，他说：“广州沙面是个很敏感的地方。以前就有所谓‘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历史创口。如今修了一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与当年的洋人来办的有什么两样！”又说“北京、上海的酒店我们管不着，但我知道全世界的酒店都是向公众开放的，没有理由让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酒店要对公众封闭”。在霍英东的坚持下，白天鹅宾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国际五星级酒店。
霍英东说，他要通过“白天鹅宾馆”，把祖国改革开放的形象以及对各国人民的友情，通过各国来访的友好使者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这不仅是“白天鹅”的职责，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在1983年开业以来，据不完全统计，白天鹅接待了近35个国家现任或者前任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等。
心系祖国体育
如果说霍英东只是在经济上奉献自己的力量，那他也不会被全国人们所记住。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家，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自七十年代起，霍英东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倾注到祖国的体育事业之上。而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加各项赛事是首要大事。但当时外有反华势力的阻挠，内有“左”的干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霍英东没有退缩，1974年的德黑兰，霍英东格外的忙碌。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亚洲足协会议，他想从亚洲足球打开缺口，争取中国加入到“亚足协”，然后再走向世界。
虽然当时联合国已经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和其他许多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仍然把中国排除在外，而保留台湾的席位。虽然已经错过了提案的提出时间，但霍英东仍然不死心，怀抱这一线希望、尽心尽力地去争取。因为他知道，如果错过了这次会议，又要再等两年。
这时，在霍英东的脑海中突然闪过这样一段文字：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的支持，可以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可以列入到会议的议程之中。说做就做，霍英东顾不上吃饭，便开始四处游说活动。在他的努力之下，许多代表同意把“让中国入会”的提案列入议程之中，投票的结果是：赞成票刚刚超过四分之三。
虽然争取到了列入议程的资格，但讨论“让中国入会”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时候又遇到了难题。按照章程规定，亚洲足协只接受已经参加国际足联的成员，而那时中国尚未成为国际足联的成员。貌似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但商人出生的霍英东灵机一动，提出了修改章程的建议。按照规定，修改会章需要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数通过。这次举手表决的结果依然是四分之三多数通过。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如果接纳中国为会员，台湾就得被开除。霍英东胸有成竹，果然，一经举手表决：赞同开除台湾的票数超过了三分之二！中国足球在“亚足协”中的合法地位终于得到了恢复。
连闯三关，霍英东把这个貌似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完成了。这虽然与中国强大国际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的，但霍英东的积极争取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一突破，霍英东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的通道。
1975年以后，所有亚洲足协举办的比赛，中国足球队都可以正式参加了。
1984年，霍英东飞往美国，亲眼见证了中国体育健儿一举打破“零”的尴尬局面，勇夺15块金牌的时刻。正如一篇文稿中写的那样，“在洛杉矶，霍英东度过了生平以来最不平静、也最幸福的时刻。商场闯荡几十年的霍英东，为一次次升起的五星红旗和奏起的国歌而激动不已。”
在国家体委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心绪翻滚。他突然间站了起来，面对安静下来的人群，霍英东脑子有些空白，原本普通话就不是很流利的他，此刻都有些结巴了：
“我……我想……拿出1亿港元给国家……”
稍许停顿了一会儿，他才较流畅他说完了要说的话：“我已是60多岁的人了，并不希望把钱全都留给子孙，我只想在去见到祖宗之前能够替国家和人民出一点力……这1 亿港元就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吧！”
顿时，一条新闻通过新华社传遍了北京，传到了香港，也传向了整个中国和世界。从此，霍英东与中国体育结下了更深的缘分。
2006年10月，享年84岁的霍英东在北京逝世。这位为了中国发展贡献自己一生的商业巨子走完了全部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条从艰辛中奋发向前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鲜花和荆棘同时存在的道路。霍英东虽然离去，但他留给祖国的财富依然服务着广大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