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都有自己想要的事业，都在用全部的力气追寻它，因为它会带来幸福和快乐。可是，一旦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又常常会对它产生依赖心理，甚至成为它的附庸。更严重的是，如果忽然失去了它，或者它被别人拿走了，自己将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难以接受这种变化。
工作与生活就像不断翻滚的浪花，各种变化时时都在发生。生活在剧变的社会中，的确使人感到紧张不安，除非有一种办法能使人们关注到这些变化，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启迪。
在变化的时代，应当紧跟时代节拍，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就会处于被动地位。要成功就必须川页应形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而不能因循守旧，这是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当今社会，各种事物都是飞速发展变化的，深处其中的人，也应审时度势，顺势而变，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以曾国藩为例，虽然他并不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但从他的一生"三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大事者是如何适应变化，以变应变的。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应变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涵了人们对他的评价。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成功和名声。
"其书字初学泖宗元，中年学黄山俗，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 "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中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作为一介儒生，曾国藩的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儒家思想，但是，其中又夹杂了各家的学说。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
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表明曾国藩具有善于应变的能力。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也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形成于他在京城做官时。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深入研讨，同时，曾国藩又得益于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点，这使他在理学素养上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他不仅对理学正纲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修身养性。这种修身养性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盾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而且，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被任命回到湖南组建湘军。在对待起义军和管理湘军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表现了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的极力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战争与治军上是行不通的。他在1852年2月《与魁联》的信中解释说：
"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十天之内已处斩了五个人。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十白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无从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曾国藩在为官方面，恪守的却是"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在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这不失为明哲保身的高招。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从诸子百家中汲取养分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曾国藩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精神偶像。也正是他的以变应变，才成就了他的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