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莲英行事做人低调谦卑，晚清时期杭州一位叫金梁的八旗后人写了一本《光宣小记》，里面就有一篇文章专门描述李莲英，说他在宫内行走遇上文官，一定要问好，然后毕恭毕敬站在一边，待他们路过再挪步，所谓“每相见，必请安问好，行必让道，坐必侧席”。那时候他已是宫中太监一把手了，实在不必如此委屈自己，但他却一直采用这种谦卑态度来对待他人。
同治十三年，26岁的李莲英任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进宫服役满30年才有资格担任，而李莲英此时进宫刚满17年。光绪五年，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慈禧日益大权独揽，李莲英的声望、地位也变得显赫起来。李莲英31岁时，就已经可以和敬事房大总管（清宫太监总头目）平起平坐了。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尽管这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但这是太监中从未有过的。雍正皇帝规定太监品级以四品为限，慈禧却为李莲英突破了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民间有语称，“李莲英生为慈禧、死为慈禧”，李莲英在宫内50余年，终生陪伴慈禧。慈禧与李莲英几十年形成的感情非同一般。慈禧在政治上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心狠手辣的独裁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脆弱、害怕孤独的老女人。几十年来，慈禧身边的奴婢换了一茬又一茬，善解人意的，除了安德海就只有李莲英了。晚清太监刘兴桥等人回忆说，慈禧与李莲英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能化解慈禧的烦恼并最会服侍她的只有李莲英。
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刘兴桥说：“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在西苑、颐和园居住的时候，慈禧太后还经常来找李莲英：‘莲英啊！咱们遛弯儿去呀！’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李莲英实际上成了晚年慈禧生活中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伴”了。
八面玲珑，太监怀善心做善事
李莲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只伺候好慈禧还不行，还得把皇帝伺候好了。尽管皇帝和慈禧娘儿俩不对付，但李莲英始终在努力平衡这母子二人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慈禧与光绪之间进退自如。
《德宗遗事》记载一事，说慈禧率光绪和文武百官出逃后返京，走到保定住下。太后住处铺陈华美，“供给周备”；“李莲英室次之”，也很不错；光绪皇帝住的地方却很惨。李莲英侍太后已睡，他还不忘去看看这位失势的皇上，“潜至皇上寝宫”，见光绪在灯前枯坐，小太监无一人值班，一问才知光绪皇帝竟然连铺盖都没有。时值隆冬，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当即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奴才们罪该万死也。”随即把自己的被褥抱来让光绪用。光绪皇帝回到皇宫之后，回想起西行路上李莲英对自己的照顾，常说一句话：“若无李俺达（满语师傅之意），我活不到今天。”
随着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与日俱增，朝野的议论和不安逐渐多了起来。有人说李莲英权倾朝野，收受贿赂，投到他门下就能当高官；有人说他“干预朝政，广植私党”；甚至还有人说他陷害拥护维新、站在光绪一边的大臣。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称北洋海军已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检阅。慈禧就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前去巡阅。
由于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生父，身份高贵，因此要加派太监、御医随行。而醇亲王是一个城府很深且非常谨慎的人，他主动要求派李莲英随行，以减少太后对自己的猜忌，慈禧马上批准了。
醇亲王五月初一回北京复命，这时朝廷中一片不满之声。监察御史朱一新向光绪上奏，批评派李莲英随醇亲王视察海军。他们还说李莲英妄自尊大，结交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理当查处。对此，清代著名维新派人士王照说，醇亲王离京后，每次接见文武官员，都让李莲英作陪。他的本意是避免揽权嫌疑，李莲英可以做证。而李莲英则记着安德海的教训，每天穿着朴实，替醇亲王拿着一支旱烟袋，随时装烟、递烟，甚至亲自伺候醇亲王安歇，为他端洗脚水，洗脚，百般体贴照顾，令醇亲王大为感动。他随醇亲王外出回到住处，则任何来访者不见。
从李莲英一向小心谨慎的表现来看，王照的说法是较为可信的，何况朱一新的奏折里没举出一桩李莲英违法的事实。慈禧问明情况后，下令将朱一新由御史降为主事，可见慈禧是站在李莲英这边的，出于对他的呵护，惩处了参奏者。
贪钱财，引现代电灯入皇宫
光绪二十年，北洋海军甲午战败，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舆论没有直接砸到慈禧太后头上，却把矛头指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李莲英也被点名批判。
陕西道监察御史恩溥、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吏科给事中褚成博等人纷纷上折，指责北洋海军将领贻误军机，并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暗中来往，相互包庇。其中，安维峻奏折中有“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实左右之”，说对日本的决策看起来是皇太后决定的，实际已被李莲英左右了。这也成为日后人们抨击李莲英干预朝政的一大证据。实际上，安维峻本意是要求慈禧不要再事事牵制皇帝，并严惩李鸿章。奏折中尽管涉及李莲英，但只不过是用来做铺垫陪衬而已。得知这个事之后，慈禧异常震怒，以皇帝的名义发上谕说，天下事都要听皇太后的。随后，安维峻以“离间”皇太后与皇帝的罪名，被革职充军。实际上，朝臣们对李莲英的抨击都没有结果，主要是因为这些攻击都是仅凭道听途说，拿不出真凭实据。
清史家分析，许多想在地方上谋官位的人都走过李莲英的门路，但他是否真的去向慈禧疏通过，谁也说不清楚。以慈禧喜怒无常的性格，就是李莲英也不敢轻举妄动——事情办成了，人们以为是李总管的作用；事情没办成，就是李总管不给面子。而真相究竟如何，谁也说不清楚。
虽说现在拿不出很明显的李莲英干涉政治的证据来，但他贪财的事却十有八九。曾任怀来县知县的吴永曾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述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率光绪及百官出逃，吴永在随驾西行途中任粮台会办，掌握钱粮大权。他回忆，到山西后，太后的排场越来越大，一切费用都要地方承担，太监们则趁机勒索钱财。像首领太监以及有点儿权力的小太监，都需要几两或十几两银子打发。但总管太监就不同了，没有个一百两左右是绝对不行的。
李莲英曾经敲诈勒索朝中办事官员，江宁织造是内务府设在南京的机构，负责办理绸缎服装并采买各种御用物品，江宁织造每次织办服装衣料时，都要向宫中太监请示并领回画样，按图制作，这成为李莲英一伙太监索要钱财的机会。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三，江宁织造驻京人员来煜在给江宁织造广厚的信中说，李莲英借他们拿图样勒索白银120两。来煜在信中说，要是别人还能用好言好语去磨，唯有这位李总管不好对付。
有件事，让慈禧太后喜欢非常，也让李莲英赚了一大笔钱，这钱是从老外那儿扣来的。可以说慈禧是北京使用电灯的第一人。之前，皇宫的室内照明多用蜡烛，间或使用油灯，清代晚期，国外的蜡烛才进入中国，被称为“洋蜡”。让电灯照亮颐和园这件事开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翌年正式投入使用，不幸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把颐和园内的电灯和电灯公所毁坏殆尽。1903年，慈禧太后住进颐和园，电灯又亮了。
有一则趣事：1903年有位德国商人想将西方电气商品打进中国市场，但慈禧反对。外国商人懂得，要想打开中国市场，首先要让慈禧带头用电灯。于是重贿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他们趁慈禧外出之际安装了电灯。傍晚慈禧一进乐寿堂就质问：“我一走，你们为何在殿内张挂那么多各色‘茄子’？”李莲英叩头请安后恭问：“老佛爷，该上灯了吗？”慈禧说：“上。”李莲英将门后的电灯开关打开，瞬间灯光满堂大放异彩。慈禧惊喜地问：“这些‘茄子’一下子全亮起来了，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李莲英毕恭毕敬奏道：“这就是电灯。”李莲英说，用电灯方便、干净、明亮、安全，老佛爷用上它可以“添福添寿”。在慈禧的带动下，中国各大城市慢慢都开始用电灯。就这样，李莲英借助电灯，发了一笔大财。
以慈禧的精明老练，她不可能不知道身边太监有些胡作非为，但只要他们不干预政事，把自己伺候得舒舒服服，太监们贪点儿钱财在她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退休离宫，一代大太监离奇死亡
戊戌变法后，出于对时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李莲英出言谨慎，没有像以往那样旗帜鲜明地表态站在慈禧一边，慈禧心里不好受，从此在感情上对他有些疏远。西逃回到北京后，李莲英认为自己这一辈子侍候皇家还是尽职尽责的，可以考虑退休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慈禧死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办理完慈禧的丧事，于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初二，离开生活了51年的皇宫。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为感谢李莲英在宫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薪每月六十两白银退休。临走之前，李莲英把入宫多年来，慈禧太后赏赐给他的诸多宝贝都交了出来，说是为了防止宫里的宝贝流失民间。
李莲英这样做其实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手里的钱多了去了，宝贝也不少，这样做是丢车保卒，表明态度，让别人放松对他的警惕。
慈禧和光绪都走了，李莲英也老了，该走了，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的、多余的老人。他能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喜，却不能左右太后的决定。他既改变不了历史，也扭转不了乾坤。清政府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归罪不到李莲英这样的太监头上。
关于李莲英之死，一直存在争议，有“病故”及“意外”的说法。
1908年10月，慈禧太后去世，据《李氏家谱》载：“百日孝满，出宫养老”，李莲英搬进北京棉花胡同家中，整日吃斋念佛，闭门不出。3年后，李莲英去世。据李家后人说，李莲英是病死的，病因是痢疾不治，得病后三四天即殁。但是，清史档案和墓志铭，则用了一个“殒”字，模棱两可。
围绕李莲英出宫和他的身后事，有许多传说。有人说他是看到光绪弟弟载沣监国摄政，恐遭报复退居宫外；也有人说，李莲英死后，宫中太监纷纷抢夺他的遗产，隆裕太后将其财产全部充公；还有人说，李莲英生前得罪了许多人，出宫后深居简出，但最终还是被人在后海附近暗杀。
类似传说虽十分盛行，但从当时清宫对李莲英出宫及死后的安排来看，这些传说都无法令人置信。但是为何李莲英的墓中只剩他的头颅，而其躯体不知去向，无人得知其因。但是至少，李莲英是病死的这一说法，并不能站住脚。
李莲英究竟为何人所杀，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
一、李莲英死于他杀，是事实。病死之说，仅仅是其家人的说法，不足信。
二、李莲英死于仇敌。尽管李莲英圆滑机警，却仍有大量仇家。“权倾朝野”之人，肯定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的。仇家可以是革命党人，也可以是宫中同道，亦可以是袁世凯授意之人。其实，最有可能杀他的人，则是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其时任监国摄政，权倾一时，他杀人的动机也是有的——李莲英下手毒死了光绪皇帝，报哥哥被杀之仇，顺理成章。
三、至于悍匪劫杀之说，则有点儿牵强。李莲英被杀的地点，也无确切之说。因此，极有可能是杀人者扔还了李莲英的首级。李家之人，找不到尸体，只好将其头颅下葬了。
李莲英生前荣华富贵，死后也得以厚葬，其墓前也有“大中至正巩固千秋”的对联，有“饰终之典等于元勋”的碑文。据说，“文革”期间，李莲英的头骨被学生们挖出来后当足球踢，最后竟然被扔进了学校茅房的粪坑里。后来，亲手挖开李莲英墓的那个人拿了一个粪勺，把李莲英的头颅捞出来，埋到了一个山坡下，从此无人知晓。
老梁论成败
李莲英是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他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身份和定位，千方百计地讨主子欢喜，时时处处谨慎小心，就算得志也不飞扬跋扈，从不树敌，人缘很好。墓志铭中说他“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也就是对主子恭敬，对下属宽厚，多少年来不敢松懈。这也是李莲英飞黄腾达的秘诀。
管窥袁世凯——体味窃国者的雄才与悲哀
和历史上那些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一样，袁世凯也是一个矛盾体。他年少轻狂，嗜武废文。他执政之后，废除科举，却喜好诗文，舞文弄墨；他大力训练新军，积极采用国际先进作战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却又给士兵灌输传统落后的愚忠思想；他主政直隶期间，大力发展经济，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向资本主义社会学习和靠拢，却又反对过于近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从袁世凯去世到现在将近100年了，后人对他仍没有一个定论。有人说他贪财好色、凶残跋扈独断专行，是个暴君式的人；也有人说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海军的创始人，勇于改革、励精图治、爱国爱民；有人奉他为乱世英雄，也有人赞他胸怀大志，有人说他狼子野心，有人说他力挽狂澜……总之，定论颇多，似乎很难用我们曾经在教科书中读到的那套标准和理论来评论袁世凯复杂而传奇的一生。
弃文从军，袁世凯掌新军展政治才能
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地主家族。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袁世凯得名即与战争行伍有关，这正暗合了他未来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曾自谓说“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他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他从小胸怀大志，13岁那年，就写下“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楹联。22岁那年，袁世凯离家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1882年6月，随吴长庆率领的军队入朝平定“壬午之乱”，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的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
平心而论，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今首尔）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他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他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派人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