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负责的案子已经了结了，他便没有理由再住在比勒托里亚了，他赶回杜尔班，并开始作回国的准备。
可是阿布杜拉赛却非要为他饯别，否则不让他去，在西登罕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并准备在那里消磨一整天。
没想到正是这一次饯别的宴会成为甘地定居纳塔耳的一个契机，也促使他为南非的印度人争取应有的权利而斗争。从此便走上为那里的印度侨民服务的征程。
在饯别宴会上，甘地不经意地翻阅报纸，偶然中看到一张报纸的角落里有一段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谈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的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当时甘地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议案。于是他就这个问题问阿布杜拉赛。
阿布杜拉赛说：“这些事情我们懂得什么呢？我们只懂得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奥伦治自由邦所有的营业全完了。这使我们急躁起来，可是没有用。况且我们都是一些不中用的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我们看报纸，一般只是为了弄清当天的行情等等，还能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的耳目就算是这里的欧洲律师了。”
“可是，这里有那么多本地生的印度青年受过教育，难道他们不帮助你们吗？”甘地反问。
“他们呀！”阿布杜拉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们从来不屑于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也不愿买他们的账，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种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得受政府的管辖。”
这一番话却令甘地很不解，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自己的同胞，难道因为他们信奉基督就不再是印度人了吗？
然而他就要回国了，心里所想的一时又表达不出来，便对阿布杜拉赛简单地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了而成为法律，那就会使我们处境极为困难，这是钉入我们的棺材的第一支钉子，它打中了我们自尊心的根蒂。”
“可不是吗，”阿布杜拉赛也附和说，“我告诉你选举权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吧。我们本来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我们最要好的一个律师艾斯坎比先生——这人是你认识的，把这个问题装进了我们的脑子里。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个伟大的战斗者，他和码头工程师钩心斗角极为猛烈，他怕这个工程师会剥夺他的选票而在选举中打败他。所以他就把我们处境对我们说了，而我们也就在他的指使之下全都登记为选民，并且投了他的票。现在你该明白对于我们来说，选举权并没有像你所估量的那种价值了吧。不过我们懂得你的意思，那么你的意见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别的客人都在注意倾听这席谈话，其中有一个人说：“要不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办？你退掉这一条船的船票，在这里多住一个月，那么我们就照你的吩咐去进行斗争。”其他的人也齐声附和：“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把甘地留下。”
阿布杜拉赛说：“现在不用我留他了，因为你们也有权利留他。不过你们说得对，让我们大家劝他留下来吧，可是你们要记住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怎么办？”
提到费用问题，甘地觉得很难过，便脱口而说：“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成问题，为公众服务不能收费。如果能作为大家的一个公仆，我可以住下来。不过你知道，我和这些朋友不熟，如果你相信他们会合作，我便打算多住一个月。可是有一样，虽然你们不用给我什么钱，但我们打算进行的这种工作的性质，如果没有一点儿基金是搞不起来的。例如有时我们也许要发电报，印发一些文件，或者还得派人到处走动，和当地的律师商量，而且由于我还不熟悉你们的法律，我也许需要几本法律书籍作参考，所有这些都需要钱的。而且这件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做得了的，得有很多人出来帮忙才行。”
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对甘地说：“你是伟大而仁慈的，钱会有的，人也会有的，只要你同意住下来，那么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这个饯别会就这样开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在甘地的提议下，宴会很快结束了。
甘地回到住处，查明了那些选民名单上的人，同时在心里想好了发动这场运动纲领的腹稿，决心再在这里住上一个月。没想到自此奠定了他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撒下了为民族自尊心和为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的种子。
在宴会后，在甘地的组织下印度侨民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召开了由哈齐·穆罕默德赛主持的大会，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
这次会上有许多志愿人员进行了登记，而且在纳塔耳侨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都被邀请参加了。
杜尔班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都出席，他们负责带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到会上来，这些人全都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
当地很多商人自然都登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担任文书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诸位先生，他们都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和其他大商行的雇员。他们全都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居然也分担了一部分公众的工作。像这样被邀请来参加这种工作还是他们生平头一次。
面对着整个侨团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种种苦难，所有高低、贵贱、主仆；印度教、穆斯林、拜火教、基督教；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等之间的差别全都被忘却了。所有的人全都像是祖国的儿女和公仆，团结一致为争取印度人所应该拥有的权利而工作着。
当时关于选举权的法案即将二读通过。但在会上讨论中发言来看，没有印度人对这个不合理法案表示反对。
针对这一情况甘地在会上作了说明。于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发了一个电报给议会的议长，要求延期对这法案作进一步的讨论，没想到议长很快答应了这一请求，答应法案延迟两天讨论，这使甘地他们的心快乐起来。
打算提交立法议会的请愿书已经拟好了。这得缮写三份，还得多写一份发给新闻界，请愿书上还得尽可能征集更多的人签名，而这一切工作必须一夜办完。懂英文的志愿人员和另外几个人搞了一个通宵。
商人志愿人员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出钱雇马车出去征求人家在请愿书上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办完了，请愿书也发走了，有几家报纸刊载了这个请愿书，并发表有利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中造成了一种印象，并且引起讨论。
尽管如此，而且怀有成见的人为原议案进行的辩护也软弱无力，可这个法案还是被通过了。这也是他们预料的结果。不过由此而引起的激动却给印度侨团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而且给他们带来了坚定的信念：印度侨团已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这个侨团的政治权利和做生意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而他们并未因为法案通过了而放弃斗争。他们决定给当时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李朋勋爵送一份大请愿书，然而这也是一项不小的工作，也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于是他们又征集了一些志愿人员来分担一部分工作。
甘地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起草这份请愿书。他读遍了所有能够得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论点集中环绕在一个原则和一种权宜之计上面，提出在纳塔耳的印度侨民应该有选举权，因为他们在印度也有一种选举权。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便有一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
要在全省征求到这么多人的签名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尤其进行这一工作的人全都是生手。他们挑选了几个能干的志愿人员来负担这件工作，并决定除了签名的人对这份请愿书有了充分的了解绝不勉强签名。有些村庄分散在很远的地方，只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而志愿者们全做到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达乌德·穆罕默德赛，他成天不停地坐着他的马车奔跑，征得的签名最多。而做这些工作的人完全出于一种自愿的行为，他们也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不仅仅是为印度侨团，因而没有人要求过任何开支，有些人甚至自己掏钱支持这一工作。印度侨民的激情调动起来了，他们团结一致为印度人在纳塔耳的生存权利而忘我地工作着。这不能不说是甘地的一大功绩，没有他提出问题，没有他留在南非作斗争的组织者，那么这种形势也不会出现。
请愿书终于递上去了，同时甘地他们还印了1000多份散发出去，第一次把纳塔耳印度人的情况公之于世。
甘地把这份请愿书分寄给他所知道的报馆和出版社。《印度时报》发表社论有力地支持了印度人的要求；伦敦的《泰晤士》报也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又产生了一些希望，以为这个法案会被否决。
这时甘地离开纳塔耳已经不可能了，印度朋友从四面八方把他包围起来，要求他长期住下来。可当时甘地有他的难处，他不想再依靠公众的开支住下来，他要自立门户，通过自己律师业务维持生活。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侨团朋友时，他们表示愿意募集资金让甘地维持生活。可甘地表示为了公众工作，他不能要他们的钱。经过再三讨论，最后有20来个商人聘请甘地当法律顾问，为期一年。而阿布杜拉把他打算为甘地送行的一笔钱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就这样，甘地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了。
要做法律顾问，甘地需在这里的法院进行律师登记。
为此他向最高法院递交了申请，由于当初他在孟买高等法院登记时，将一份英文证书原件交存那里备案了，这一次申请需附上两份品行证书。当时甘地想如果这两份证书出自欧洲人之手会更有分量，因此他通过阿布杜拉赛的介绍弄到了两份欧洲商人的品行证书。这种申请书必须通过法院的律师递交上去，如果是由检察长递上去的，照章不收费。而当时担任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法律顾问艾斯坎比先生是检察长，甘地拜访了他，他同意为甘地递交申请书。
可法律协会却通知甘地，反对他申请为法院律师，这使他大为惊讶，理由是甘地的申请书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其实，当时他们并未料到会有有色人种的律师申请入会的可能，纳塔耳成长得力于欧洲人的企业，因而他们认为欧洲人必须掌握法律界。如果有色人种也加入进来，他们就会在数量上逐渐超过欧洲人，那他们的屏障就要垮台。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名著名的律师来支持他们的意见。
甘地会见了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可那位律师却说：“我没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话要说。有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证件，但这些证件原来并不属他们自己。你送来了欧洲商人给你的品行证书，我看不出有什么价值。他们知道你什么？他们和你的交情能有多深？”
甘地反驳说：“不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者，就连阿布杜拉赛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认识的。”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你的同乡吗？如果你的父亲在那里当过首相，阿布杜拉赛一定知道你的家族，要是他能为你写一份保证书，我绝对不加反对，那时我将乐于通知法律协会，说我无力反对你的申请。”
这一番话令甘地很生气，他不明白自己申请协会当律师和自己的出身和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他的出身多么贫贱或令人厌恶，又怎么可以用来作反对的理由呢？可他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怒气，回答说：“我不觉得法律协会有什么权力来了解这些细节，但我还是准备提交一份你所希望的保证书。”
甘地把阿布杜拉的保证书送到了法律协会，那位律师说不出什么来了，可法律协会却仍反对甘地的申请。
可最高法院并没有接收它的反对，甚至连艾斯坎比都没有出庭作答，首席法官便宣布说：“因为申请人未附原证件而加以拒绝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伪造证件，他将受到处分；而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的名字也会被注销。法律对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并无差别。所以本法院无权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进行宣誓了。”
待甘地宣誓结束后，首席法官却让他摘下头巾，告诉他，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你必须遵守法院的规定，穿规定的服装。甘地明白自此他受限制了。不得不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而取下了头巾。这不是因为他拒绝这命令就不合理，而是他想保存自己力量应付更大的斗争，不应该因头巾就把自己的技能消耗殆尽，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样做是值得的。甘地的伟大品格就体现在这儿，为了大众可以使自己暂受委屈甚至是侮辱，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阿布杜拉赛及朋友对他的做法不理解，甘地便设法说服他们，让他们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作为法院的律师，不尊重当地法院的习惯就是不对的了。尽管他的朋友们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但这件事还是很快平息下来了。
这种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以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原则对甘地以后的生活也有深刻的影响，他学会了欣赏妥协的美妙，这种精神就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分。它往往招致他的生命的危殆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可他却认为真理却是坚如金刚，美如鲜花。
法律协会的反对给甘地在南非又作了一次宣传。大部分的报纸都在非议这种反对，并谴责法律协会的嫉妒，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甘地的工作。
律师的业务曾经是，而且一直是甘地的次要职业。当时他还集中精力搞公众工作，因为这是他留在纳塔耳的目的。他认为散发关于剥夺选举权法案的请愿书本身是不够的，要给殖民地国务大臣留下一点印象，坚持鼓动是很必要的，为此应该成立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于是甘地便和阿布杜拉赛及其他朋友商量这个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要有一个永久的公众组织。
要给这个组织起一个名字让甘地伤透了脑筋。它最好不和任何特殊的政党有所混同。他知道“大会”这个名称在英国保守党分子当中，名声是很坏的，可是国民大会却是印度的生命所系，因此甘地要在纳塔耳把它加以推广。因而甘地建议将这个组织定名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1894年5月22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及热心的印度侨民的筹备下终于宣布成立了。
那一天，达达·阿布杜拉一间宽大的房子挤满了人。大会获得了全体到会者热烈的支持。会章很简单，不过会费却较重，只有每月付5先令才能成为会员。经济状况好的则被劝告多交一些会费。不过人们的热情很高，除一批月交1英镑会费的会员外，还有一大批月交10先令的会员，此外还有一些捐款。甘地是大会的秘书，因而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在他身上。可按月收集会费很麻烦，况且不经再三催促有的会员也不交会费，后来他不得不雇一个专门的文书做这一项工作，可后来文书也厌烦了，甘地便把按月收会费改为按年收会费了，并且还得预先交纳才行。
为此他召开了一次大会，会员们也同意这样做，并且会上规定了一年最少要交3英镑的会费，这样会费的收集工作便顺利多了。由于预先交纳会费，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便从来没负过债，当然这也和甘地在支配经费上的节约是分不开的。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通常是一月一次，如果有必要也有一周一次的。开会时总要宣读一下上次会议的记录，然后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印度侨民还没有参加公众讨论的经验，也不懂得作简明扼要的发言，每个人站起来讲话都有些犹豫。甘地便向他们说明会议的程序和规则，他们都加以遵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锻炼，不久他们便养成了就公众利益问题当众考虑和发言的习惯。
甘地对收集来的会费的使用本着节约的原则，开始时他只给会员发油印的收据以避免入不敷出的大量的铅印支出。当时人们交纳会费并不在乎有没有收据，而他总是坚持开收据，这样大会的每一份收入都记得清清楚楚。对于任何组织来说，细心保存账目，是必不可缺的，没有它们，这个组织就会失去威信。没有保存完好的账目，它就不可能维持原有的纯洁。
大会的另一特点是吸收了当地侨生而受教育的印度人来为大家服务。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了。协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有所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机会。除此之外，协会还是一个辩论的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各种问题的论文。
大会的第三个特点便是宣传。目的是使南非的以及南非的英国人和印度人民了解纳塔耳印度侨民的真实情况。为此甘地写了两本小册子：第一册《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包括一篇由事实支持的声明，说明纳塔耳印度人的状况；第二册《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包括一段以事实和数字概括了纳塔耳印度人选举权简史。
尽管甘地花了不少时间和费了不少脑筋准备这两本小册子，可他认为这是值得的，这有利于让世界各地的人了解纳塔耳印度人的状况，为这里的印度侨民所进行的斗争争取外界舆论的支持。
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结果是为南非的印度人赢得了无数的朋友，同时也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积极同情，这种活动还在南非的印度人面前展开了一条明确的路线。作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创造者之一的甘地无疑是功不可没的，同时，这也正是甘地走上为民族权利而斗争的道路的开始。从此他领导南非的印度侨民，在大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就是由于这样的斗争和不懈的努力，3英镑人头税才被取消，契约人的利益也得到了保护。因而25岁的甘地成为南非印度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斗争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