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清蒋介石邀他赴台的真实意图，白崇禧特派李品仙飞台谒蒋。李品仙抵达台湾后不久致电白崇禧，说总裁请白先生组阁出于至诚，具体情况请到台后一叙。12月26日，白崇禧收到李品仙的信息后再次致电李宗仁：“鹤龄（李品仙）、燕谋（徐祖诒）电：在台与各方谈话结论，蒋复职事与德公今后作法有关：甲、德公病愈而辞代总统，则介公复职；乙、病愈即回国，愿效林子超（林森，任国府主席，仅是一个傀儡，不负政治责任）；丙、介公或不复职，病愈不辞又不返，对德公最为不利。”他想劝李宗仁回心转意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处于李品仙、罗奇、陈良包围中的白崇禧在蒋介石函电交驰的催促下，终于在12月30日乘专机飞台。
对白祟禧的这一轻率举动，程思远后来说：“白崇禧在过去22年中，曾经三次逼蒋下野，蒋介石对他自然恨得刻骨铭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所以不立刻对他下手，是因为李宗仁在海外进行反蒋活动，白崇禧还有可供利用的余地，但这一次进入台湾就休想再出来了。”“小诸葛”算计种种不及老蒋，最终自投罗网。
与此同时，李宗仁在美国通过他的外交顾问甘介侯提供的消息密切注视着美国正在酝酿的新的对台政策。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美国对台政策。他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或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这无异于暗示如中共进攻台湾，美国决不过问。李宗仁了解这些情况后更坚定了对蒋介石的态度。
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从台北致电李宗仁，指出其六条出路，其中包括李宗仁辞去“代总统”仍任“副总统”，请蒋介石复职等。18日，李宗仁回电白崇禧：
一、德公割治虽经过良好，但身体尚未复原，故一时不能返国；二、职位问题，德公固愿引退，惟一再考虑，认为现在既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则行政院长代理过三月即违宪，而德公并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总统职位。因此，介公复职亦违宪，如同志不惊解德公苦衷，宁愿受责，不愿使本党毁法；三、美不援台，实因杜鲁门、艾奇逊对介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
同时，李宗仁派秘书黄雪邨来台。而黄雪邨进入台湾后就再也无法回去了。
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蒋阅后大怒，更积极部署“复职”。等到白崇禧得知蒋氏定于3月1日发表“复职文告”后，遂立即致电李宗仁：“望公不持反对态度，以期留有余地。”李对此置之不理。
蒋介石于3月1日“复职”。但白崇禧仍不死心，他派李品仙到香港，并随身携带一件声讨李宗仁外交顾问甘介侯的电稿，电稿罗列了甘介侯两年来在李宗仁身边所提的一些坏主意，因而使李氏陷于今日困难的地位，故追查责任，应由甘介侯负责。白崇禧想让留港的桂系将领夏威等人在电报上签名，一方面表明他的忠心，另一方面又可洗刷李宗仁的罪名。但是，夏威等人不愿签名，这使白崇禧大失所望。
3．罢免李宗仁
临近1950年年关，蒋介石被赶出大陆，惊恐不定，心情极为恶劣。蒋经国回忆说：
民国三十八年……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继沦亡，决于俄项。……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共产党的追打，美国的袖手静观，李宗仁的顽固对抗，使蒋介石忧虑重重，如履薄冰。那么，向李宗仁开火，坚决夺回“总统”的名分就成为当务之急。
而李宗仁携妻将雏到美后很快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诊断李患十二脂肠炎后施行手术，术后康复很快。出国行前，李宗仁曾致阎锡山一电，声明他离国后对职责问题的态度：
仁以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把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希仍就兄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
由电可知，他并不想放弃任何职责。但是，蒋介石急欲“复职”，对他步步紧逼，甚至白崇禧也在推波助澜劝他引退，他真是体味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现如今，既然他们不仁不义，也就休怪我无情了。李宗仁决心和蒋介石斗争到底！
1950年1月20日，台湾“监察院”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语多指责。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连复两电称：“病体尚需休养，未能即返。”“赴美就医未废政务，接洽美援，仍可遥领国事。”
此电一发，台北舆论大哗。2月4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刮起了抨击李宗仁的台风，要求蒋“总裁”复出，“绾领国事，统率三军”。李宗仁则以答复居正来信的形式作了答复。大意是：监察院之电醉翁之意路人皆知，我在国民党内三十多年的政争中，早已领教过了。我并无恋栈之意，因为在代总统任内，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早拟引退以谢国人。又何以迟迟不退呢？因为考虑再三，我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限，即为违宪。同时，我现正与美国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我们宜以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
从信中不难看出，李宗仁既不愿引退，更不想让蒋上台，他上台就是违宪。因为“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违宪之责！”
正在这时，驻美“大使”顾维钧派人向蒋介石报告：“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与艾奇逊接洽，安排杜鲁门与李宗仁于2月21日晤面。据说李宗仁的想法是，游说杜鲁门，让他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李，让其团结海内外民主人士，回台着手改革，使蒋先生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挠。因李宗仁欲以元首身份见杜鲁门，依国际惯例，须预先通过使馆安排，顾大使请示办法。”蒋介石大惊，忙指示：“大使馆应设法推迟李、杜之晤面，”并“必须于李、杜晤面前解决总统职位问题。”
2月14日，“监察院”再电李宗仁，指责他滞留美国，遥领国事，为此向“国大”提出弹劾。同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内称：
同人等佥认为总统的统帅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日二十七日临时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此电实是对李宗仁的最后通牒。
28日，李宗仁复电称：“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遂作长途旅行。”李宗仁何以固执己见不返台呢？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他作了说明：“台湾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在这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预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
同日，顾维钧又紧急报告：“大使馆借故延宕，然李急不可耐，遂经甘介侯与艾奇逊接洽，定于3月2日李、杜晤面。”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不再等待，他激动地声称：“倘若我去年初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意如此，殊为痛心。”“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并发表“复职”文告宣称：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兹于三明一日复行视事，期共奋勉，以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二天，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偕夫人宋美龄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在台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台省参议员及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中央委员共千余人，在此蒋介石宣布了“复行视事”后的四项方针政策：
军事上，先以巩固台湾为基地，进图“光复大陆”；
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并联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共同反共；
经济上，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俭，奖励生产；
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3日，蒋介石着特级上将服，头戴军帽，携穿黑呢夹大衣、领系花绸围巾的宋美龄出席了10万群众参加的大会，接受群众的“拥戴”。蒋激动地表示自己“一方面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感到欣慰！今后决定和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消灭全国共匪，收复一切失地，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大业。”他还亲拟了6句口号：“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
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登上“总统”宝座之时，另一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发表声明：
蒋氏会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置信，蒋氏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竟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
李宗仁还写了一封致蒋公开信，散发给记者，信中说：“阁下的高压专横的行为，既无法以宪法来作解释，且非人民所赞同。当此我国历史紧急之秋，阁下此种严重错误，对国家命运将有深切影响。”同时，他声明，他将“代总统”到下届“总统”选举时为止。
在蒋介石“复职”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邀李宗仁到白宫赴宴，以“总统先生”相称，从旁助威，以示对李宗仁的支持。当记者问杜鲁门：“您为何称李先生为总统？”杜鲁门答曰：“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如此说来，您如何称呼蒋介石？”杜鲁门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宴会结束，李宗仁给居正、于右任、阎锡山等人发出一电，电文说：
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仁仅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为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奉告。
其实，不用李宗仁奉告，当天下午白宫发表声明：国务院收到了蒋“复职”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国家“元首”，杜鲁门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这一重要问题！
蒋介石看到美国的声明后略为宽心，他更不理睬李宗仁的一套了。3月13日，蒋在总理纪念周发表了《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称：“我一生中有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复职的使命是“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第二次复职的使命是“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最后胜利”；第三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蒋介石的第三次使命不会完成。
蒋介石重新“登基”，李宗仁不肯善罢甘休，屡揭蒋介石的伤疤，蒋感到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1950年5月5日，他指使“国大代表”胡钟吾等711人连名提出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其罪状有三：其一，李自代总统以来，妄倡和平，而养痈成患，侈言抵抗，而失地丧师；大陆沦丧之际竟藉词出巡，擅行赴美，……迹近逃亡，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其二，李在国外遥领元首职权，而不负丝毫责任，以国事为儿戏，视大法弁髦。其三，蒋已复职，李“代总统”应自动解除，现存一“总统”和“代总统”，是李破坏“法统”，动摇国本，颠覆民国，理应罢免。胡钟吾等人将联名签署书提交“国大”，建议召开临时会议行使“国大”罢免权。由于众多“国大”代表反对，此提案暂予搁置。但蒋介石仍不死心，准备随时寻找机会。
恰在此时，“毛邦初案”事发，原来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命人将国民党在美国的存款以私人名义化整为零，分存入外国银行，以防不测。仅在国民党驻美空军购料处负责人毛邦初那里，就有1000万美元。及蒋复职后他令毛邦初将这笔钱电汇台北，毛邦初公然抗命并将一批机密文件交给了李宗仁。不久这些文件却散发到美国会议员手里，搞得蒋介石声名狼藉，十分恼火，遂加速了他罢免李“副总统”的步伐。
1952年1月，“监察委员”金维系等92人受蒋指使，提出“为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提请弹劾”一案，该案经“监察院”大会审查成立，并起草了报告书，称：
佥认副总统李宗仁于代行总统职权期间弃职出国，复于代总统名义解除后在外国擅发命令，显系违法失职。至其公开声明，“拟有恢复中国合作政府计划，不久即可宣布，此计划并非完全依赖武力”，显系有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之意图，实触犯刑法第100条之罪行，当经决议……经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案成立后，“监察院”将此案送交“国大”秘书处，“国大”秘书长依“法”致函李宗仁返台接受弹劾。李宗仁接电后未予理睬。但“国大”因代表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按期召开，直到1954年1月才召开“国大”。会议通过弹劾案，并致电李宗仁返台对弹劾案提出答辩。李宗仁接电后认为弹劾案的提出和通过是非法的，并亲致蒋介石一函：“按照宪法第90条，全体监察人员的人数，确定为223人。又按宪法第100条，对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得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之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过半数则为113人。前年1月11日监察院出席委员只为93人，凑足法定人数尚少20人。吾兄竟唆使违法集会，对仁提出弹劾，所持理由，为若干委员未曾选出，若干委员未曾报到，若干出缺，若干附匪，擅将全体委员减为160人。宪法明文规定之人数，可以任意减少，毁法弄权，莫此为甚。”
蒋介石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李宗仁未到台答辩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大”代表所签署“副总统”李宗仁“违宪背誓”罢免案与“监察院”所提“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的弹劾案。
至此，罢免李宗仁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蒋介石把李宗仁的职权剥得一干二净。
二、国民党的改造
（蒋介石召集国民党负责人开会）
蒋介石退台以后痛定思痛，认为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内许多党员对信仰三民主义的动摇，导致国民党人心涣散，战斗力不强。蒋介石“复职视事”重新获得了“总统”名分后，即着手整顿国民党。
1．检讨与反省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孙中山逝世后，他背叛了革命，在国民党内逐渐地夺取了领导权，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国民党总裁，权倾一时。
然而，就是以此之盛，却于内战中节节败退，连外国势力大力支持也无济于事，其800万正规军队短短几年时间便差不多全部覆灭，他自己当然也很伤心，以至于痛苦反省。在节节失利中，蒋介石为失败所作的检讨主要有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