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蒋经国在复兴乡的梅园）
随着日益年迈体衰，蒋介石愈来愈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了。鉴于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关键时刻众叛亲离，他对谁都不放心，思前想后，知子莫如父，亲父莫如子，还是子承父业，才能确保“江山永存”。
到台湾后蒋介石对蒋经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地位迅速撺升。为排斥亲美的美国桢和孙立人，消灭潜在对手，对二人一是放逐美国，一是投入监狱。
为便蒋经国顺利接班，又要使众人心服，蒋介石是让陈诚让位，再是用一个过渡性人物严家淦，可谓是用心良苦。
一、“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
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帝王思想影响的统治者，有极浓厚的传子思想。为培养蒋经国接班，可谓煞费苦心。越级提拔，铲除异己，任用亲信，顺利接班。
1．呼之欲出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正式宣布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的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蒋介石在秘密部署“父业子继”。蒋经国则惟父命是从，步步高升，真是父“慈”子“孝”。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追随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
蒋介石为蒋经国加入权力中枢做了精心安排。首先，他让陈诚任“行政院长”，陈诚对自己既忠心耿耿，又无独立野心，还能帮助自己支持眼前的残局，当然也不会妨碍蒋经国地位的稳步上升。其次，他安排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此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
对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既引起了不少人的喝彩，也免不了引来妒嫉的眼光。原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和蒋经国的二级上将“总政治部主一任”同时任命。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说：“现在连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蒋经国的耳朵里，他在“总政治部主任”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装的照片只有一张，是他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蒋经国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于办公室留影）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并交蒋经国一手包办。这虽说是一个小小的“组”，却指挥举凡一切党政特务系统。对于儿子的安排，蒋介石心里可清楚哪是重哪是轻。
此前，台湾权势炙手的最大特务头子是彭孟辑，他长期主管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彭孟辑见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怕自己“势威震主”反而没有好果子吃，他深知官场中的奥妙，遂激流勇退，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到了1954年，彭孟辑索性将自己手下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也双手捧给蒋经国。这使蒋经国的领导进入“统一情报的时代”，也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经过一番清理整顿，蒋经国全面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的特务组织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一个惟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此形成。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治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权，成为台湾政局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输诚”的彭孟辑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之位；而不买账的“军统”后裔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则被架空，几近赋闲，时值壮年，竟抑郁而死。
蒋经国的官衔虽非至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他深知自己资历甚浅，涉足政界，根基不够。因此，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嫡系，网络自己的势力。
原来，蒋经国的班底有“两干一俄”。“两干”即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一俄”指他留俄时的同学。“两干”是他旧时的嫡系和亲信，大多位卑名微，在老将云集的台湾，这些人自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还得经过一定的培养和锻炼方可成器；“一俄”虽有一些干才，但真正效忠于他的也为数寥寥，只有严灵峰、王新衡等几个，更何况个别人还讨不到蒋介石的欢心。
经过一番筹划，1952年11月，蒋经国的“第三干”——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
1950年7月，国民党开始了“改造运动”。蒋介石便委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借此机会，蒋经国大刀阔斧，向把持党务多年的CC系开刀，最终，CC系头子陈立夫被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一改旧时“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从而形成新的“蒋家天下蒋家党”，“太子系”势力急剧膨胀。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上，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至此，由老子撑腰，蒋经国进入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枢，而其爪牙、亲信则遍布各处，羽翼渐渐丰满。
（1955年9月，蒋经国率领145位青年攀登玉山时的合影）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蒋经国赣南带来的李焕、萧昌乐等亲信落脚此处。父子二人一唱一和，使“三青团”得以借尸还魂，成为蒋经国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一位令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新一代政治“强人”呼之欲出。
2.吴国桢被逼出走
对于蒋氏父子有背历史潮流的作为，许多人并不买账，指指点点。为使长子逐步接班，蒋介石不断清除异己，扫除障碍，为“太子登基”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在蒋经国的“接棒”之路中，打击最烈、轰动最大的是吴国桢、孙立人两案。对此，美国纽约《中报》1988年4月17日发表了美籍华人叶一舟的一篇文章，题为《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吴国桢、孙立人在蒋家王朝中的悲剧命运》。文章评论说：“国民党退台之初，最具国际声望的文武官员吴国桢和孙立人，在‘侯门深似海’的中国官场上，首先充当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的牺牲品。”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他是蒋介石眼中“红得发紫的人”，本来可以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但由于和蒋经国有过节，而最后导致流亡海外。
蒋介石器重吴国桢，是因为吴毕业于美国，和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向为美国人所欣赏，蒋介石也就“爱屋及乌”了。同时，蒋介石对吴国桢委以重任，也由于吴国桢从不结党营私，办事讲效率，令出必行，讲究法治，却也不失为一位“干才”。吴案发生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回忆道：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自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上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洋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吴国桢）
1949年12月，蒋介石退台后，一切行动皆以争取美援为主，而素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向来与美国交好，故而他就成了“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选。吴国桢对此曾大惑不解，婉言相拒：“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上任“台湾省主席”后夺了陈诚之权，陈诚对吴耿耿于怀，吴国桢向蒋介石做了报告后坚请辞职，蒋介石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吴国桢听了蒋介石和他说的“贴心话”后，深受感动：“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遂依旧做他的“台湾省主席”，幻想励精图治，挽救党国。
吴国桢一时虽受宠于蒋介石，为何又遭贬呢？原来，吴国桢虽讨好了老子，可他却得罪了儿子。
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之命到上海打“老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一方面对蒋经国没有积极配合，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对蒋经国之举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吴国桢的权力被蒋经国架空，他又很不买蒋经国的账，致使蒋经国对吴国桢早已心存芥蒂。
到了台湾以后，蒋经国独揽台湾岛的安全、情报和特务系统大权，尤其是就任“总统府资料组”组长后，更是发号施令，借故打击异己和政敌。吴国桢对此深为不满。1950年，蒋经国逮捕了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吴国桢认为蒋经国随意抓人，证据不足，不服人心。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吴国桢，抓王哲甫是蒋介石的意思。吴国桢坚持认为：“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哲甫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但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的间隙却越来越大。
后来，蒋经国曾令全省特务以清查户口为名，一夜间逮捕398个人，其中19人仅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吴国桢获息后出面干预，蒋经国方将这些人释放，避免了一次滥害无辜。事后，吴国桢对蒋介石进言：“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蒋介石未置可否。
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还涉及一个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台之初，“中央”与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应付这样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作为“省府主席”曾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特务机关一些预算外的要求和请托，吴国桢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他曾悄悄对朋友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对蒋经国不俯首听命，早已被看成是蒋经国“登基”的障碍，而吴国桢竟还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原爱经国兄，是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忠言逆耳，蒋介石听后很是尴尬和气恼。遂产生了除掉吴的念头。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和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老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原则，断然挂冠。蒋氏父子见拉不过来，只有杀。而‘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这使人们更加看清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蒋介石略微松了一口气，吴国桢的存在价值也大大降低，蒋氏父子遂对他突下狠手。吴国桢在《八十忆往》中讲述了如下一件事：
1952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到台北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要返回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见了，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走运，正巧吴夫人肚子疼，开车不久就到一家饭店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驾驶员发现两只前轮的螺丝都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爬坡或转弯时，车轮必飞脱出去，吴氏夫妇必将粉身碎骨。
（吴国桢与夫人黄卓群）
吴氏夫妇死里逃生，深感惶恐。加之，吴国桢素与“行政院长”陈诚不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仍保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准备偕夫人赴美。5月24日，在宋美龄的周旋下，吴国桢夫妇离台。陈诚、蒋经国、蒋介石、宋美龄等五百余要人和亲友前往机场送行，盛况空前，破历史之记录。行前，吴国桢的好友张群赠送他曾国藩手书的对联一幅：“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与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不料，吴国桢刚抵美不久，1954年1月，台湾就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流言。报刊推波助澜，接连发表社论，其中有《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国桢要求蒋介石：“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并作“辟谣启事”寄回台北的父亲联系报纸刊出，结果，吴老先生跑遍各报，无人敢登。吴国桢“含冤莫白”，1月29日，他在纽约《民声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辟谣：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家着想？然而古语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仍洁其名。桢恳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台湾当局见此，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函告吴国桢：
“前次总裁指示不必登报，纯出于爱护之意，以为此类无稽之谈，不必与之计较，今兄在纽约侨报既有公开信谈及此事，此间自亦无妨同时发表吧。”
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吴的“辟谣启事”：
“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浑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侪于人类。”
2月7日，吴国桢在美国接受台电视台和合众社记者的访问，公开表示，他之所以离台，是由于“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并发表三点政见：
台湾如不实行民主政治，将无法争取美国与侨胞的支持；
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专政，而他主张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