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纪之初的留日学界
1903年3月初，陈天华从长沙出发，先抵达上海。不久又于3月20日从上海出发，3月27日抵达东京，入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而就在陈天华前往日本的1903年，游学日本已渐渐成为一种潮流。
应该指出的是，在最初的几年里，留学运动的进展并不迅速。到19世纪末，全部留日学生总计不过百余人，但是在1901年以后，留日学生的数目却急剧增长。这一现象与庚子之后中国社会心态的进一步开放有关，而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在此时推行“新政”，大力鼓励游学的后果。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对游学的奖励在此时不仅是对时代主题的回应，也成为各级政府政绩的表现。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对于奖励游学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促进了留学运动的迅速发展。1902年，留日学生便增至280人，到1903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目达到1000人。在1905—1906年，留日学生更有8000—10000人之多。
趋新色彩
像陈天华一样，大多数留日学生是想通过留学寻找强国之路的爱国青年。经过维新运动的洗礼，他们在国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对新知识、新观念、新学理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由于思想资源的局限，这些认识是模糊、残缺的，这也使他们对新的知识理念有着强烈的渴望。来到异国后，思想和知识上的空缺感使他们亟须调整、补充自己的知识结构。日本维新有成、国势蒸蒸日上的繁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身在日本，也使他们得以更容易全面了解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在晚清十年，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新知识界吸纳“新学”的主要源地。在经历三十年的维新运动之后，日本对于西学的介绍已是洋洋大观。在这里，有着各种各样介绍西方学说观念的书籍报刊，中国的新知识界找到了一个可以全面了解西学的场所。梁启超在1899年一篇《论学日本文之益》的文章中便表达了对日本“新学”丰富的由衷赞美：“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20世纪初年，中国学界对西学的引进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日文转译的。此时的日本，已经成为将西学转口输入中国的主要通道。
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留学生多为头脑清醒、志气不凡之人，对新的思想和环境反应敏锐。置身于新学充斥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其思想在无形中受到很大冲击。戊戌政变后，国内“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涉及”。但是在不远的日本，新风潮却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留日学生中扩展，与国内的肃杀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梭、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庇尔诸伟人相期许。”作为留日学生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对新事物和新观念的认同。
这种特征首先表现在他们此时对西学的译介。从1900年起，留日学生便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00年下半年，两种由留学生创办的刊物《译书汇编》与《开智录》出现。《译书汇编》创刊于1900年。在这份刊物中，他们翻译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的著作以及维新人物的事迹、日本宪法书籍、名人讲义等等，还大量译载西方的政治学术经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和《论自由》、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等，在留学生中风行一时。《开智录》由郑贯一、冯斯栾等创办于1900年冬，其宗旨便是“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其后继起的《国民报》也同样表现出对新学的热情。《国民报》创办于1901年5月，由自立军的参加者秦力山任主编。该刊除了积极介绍西方历史政治知识与近代思潮，鼓舞人们抛弃奴隶思想，反抗专制政体，以唤起国民精神为己任外，还在反满问题上表现出激进的立场。到1903年前后，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加，以各省为界限的各种刊物开始大规模涌现。其中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都是当时在留学生中影响广泛的刊物，这其中便有着大量介绍新知识、新理念的文字。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梁启超。梁在中国近代思想传播史上的地位是公认的，而其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正是在此前后。1899年，梁亡命日本后，先后创办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以充沛的精力、动人的情感将大量新的知识与学理介绍到当时的留学生界，鼓吹破坏主义与新民学说，一时执风潮之牛耳，对于当时留日学生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的转变影响巨大。此外，留日学生还成立了大量的译书机构，从事于西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在1896年到1911年间，中国翻译的日文书籍共有1014种，大大超过了此前中国对日本著作的引介。同时还有大量的报刊，其间也有很多期刊连载的译著。所有这些共同营造了一个趋新的文化氛围，深刻而迅速地转变着留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心态特征与价值取向，使他们越来越脱离旧式文人的特征，呈现出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色彩。
政治倾向与革命潜流
在留日学生日渐表现出强烈的趋新倾向的同时，其另一个特征便是同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有感于甲午、庚子之败与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现实，留学生大多是以寻找救国之道为留学目的，因而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强的政治倾向。陈天华在《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一文中便表达了这种观点：“是故中国学生者，非能如各国学生于国权巩固、人格完美之中而循序以求学者也。学之外，盖大有事在。所谓事者，亦求其毋致中国之亡已耳。”到了日本后，学生所处的境遇更增加了这种民族危机感。寄人篱下的生存状况使留学生时常要面对日本人的嘲弄、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侮辱，从而使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国势衰微时人格的卑贱。陈天华初至日本便有此感慨：“以留居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这进一步激发了学生混杂着耻辱、民族自尊、危机感的革新意识。知耻而后勇，共同的感受使他们很容易形成情感上的认同，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表现出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密切关注。强烈的政治意识也使他们结成团体并投身于爱国活动中。早在1900年，第一个学生组织励志会便在东京成立，“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励志会将“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重视责任以为辩办之基础1903年3月13日。作为纲领，主要是为了在留学生中联络感情，策励志节。同年，冯自由、郑贯一等人在横滨组织开智会，创办会报《开智录》，以启蒙民智相标榜。1901年春天，粤籍留学生又因中西报纸风闻清廷有意将广东割让给法国，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独立于清政府之外。这些团体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学生中的趋新倾向与爱国主义特征使得他们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何改造中国的现实政治，成为他们关注的主要内容。要想救国，就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这已成为一种日渐明晰的共识。中国应该实行怎样的政治体制，建立怎样的社会制度，这些成为他们议论的中心话题。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新思潮的浸染下，这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爱国主义也在发生变化。以忠君爱国为特征的传统的爱国主义逐渐让位于以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而在如何实现民族主义的认识上，也同样开始出现分歧。起初，留学生以改革中国政治、军事与教育为目标，在政治态度上主张推行新政来实现救亡，并无改良与革命之分。但是随着新思潮的传播和清王朝在内外政策上的保守、倒退，使得革命排满思潮在留学生中开始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马君武等人在东京联络留日学界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太炎撰写宣言书，声称明朝灭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公开提出反满革命的口号。纪念会原定于27日上午10时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精养轩举行，却由于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蔡钧和日本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如期举办。宣言书上的签名者也仅有十余人，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它的公开发起却表明了反满情绪在留学生中的蔓延。1902年冬，留学生中的重要组织励志会也因会员政见不同出现分裂。励志会在成立之初，就存在着有革命倾向的激进派和主张立宪政治的稳健派之间的差异。在1901年清廷决定聘用留学生之后，励志会的一些追求利禄之人便决意追随政府。励志会的激进分子因不满会内鱼龙混杂的腐败局面，由秦毓鉴、张继等人另组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青年会的成立，反映了留日学生内部思想的分化。但是由于青年会的口号过于激进，在当时应之者甚少。
1903年是留日学生革命反满情绪开始公开化的一年。1月30日（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正月初二），马君武于清国留学生会馆新年演讲会上公开宣扬革命排满，“登台演说，声泪俱下”。“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应如何看待。”主张欲救中国，必先排满，“大倡排满主义”。新年演说通过报刊的介绍在留日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集中代表了1903年留日学生中日渐上升的革命情绪。1900年前后流行于学生界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在1903年渐渐向排满革命的方向转化。
而正是这个时候，陈天华来到东京，进入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共同的境遇与感受很快使陈天华融入到留学生的群体之中。就在陈天华到来前不久的1903年2月，刚刚发生了留学生抗议日本大阪博览会欲用台湾土人在博览会中演习“恶风蛮俗”的事件。留学生与神户华商联络，致函博览会，声称这种方式有辱中国国体，如不撤去，大阪的中国商人将于开会日举黑旗志哀，以示抗议。在这种局面下，日方不得不作出让步。3月26日，又发生了弘文书院学生为抗议日方学监的无理新规则愤而罢课之事。此后的4月26日，成城学校开春季运动会，日方以中国不是独立国家为由在会场不悬挂中国国旗。中国留学生与来宾认为这种举动是对中国国体的侮辱，相约拒不出席以示抗议，迫使校方不得不挂出中国国旗。对于刚刚到来的陈天华，留学生方兴未艾的爱国运动显现出极大的吸引力，这与国内相对沉闷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使他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到留日学生群体的爱国活动中。更为重要的是，留日学生总体的趋新特征和他们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的翻译介绍为陈天华提供了接触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良好条件。虽然经过维新运动的洗礼和新式学堂的教育，陈天华对西学已初有了解，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学习显然不够全面、深刻、系统。身处日本，使他能更广泛、更直接地阅读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国精法》、卢梭的《民约论》、《美国独立檄文》等西方近代的思想学说，并能通过各种演讲、集会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到新的知识与观念。这些新思潮充实着他的头脑，也在慢慢地改变着他的思想。
第二节 拒俄运动中的陈天华
正在这个人心激荡的时候，传来了俄国意欲侵占东北的消息。
癸卯春（1903年），沙俄公然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绝撤退盘踞在中国东北的俄国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意欲独占东北。沙俄政府还公然叫嚣：“在撤净其余兵力之先，必须获得中国对于我们在满洲的利益的一系列保证。”早在三四月间，日本各报便纷纷报道俄国有不履行撤军之意的消息，并因为东三省与日本关系密切，频传日俄行将开战之说。1903年4月28日，东京《时事新报》突发刊外号，刊载俄国驻华公使与该报特派记者谈话，略言“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同日，东京《朝日新闻》亦刊登俄国七项要求的内容，并声称如不允，则不撤东三省之兵。这在留学生界引起极大愤慨。
4月29日上午，进步学生四十余人在东京留学生会馆召开干事及评议员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汤君槱提议电致南北洋，请其主战。”后爱国学生钮永键演说，“言中国志士激昂慷慨，徒有空言”，因而提议“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然后再致电南、北洋，俾天下晓然于我学生界中无畏死者”，。午后，又在锦辉馆召开学生全体大会，至会者500余人。公推汤槱为临时议长。钮永键、汪荣宝、程家柽、李书城等人相继演说，群情激扬，坚决表示“宁为亡国死，不为亡国人”。一致通过组建拒俄义勇军，开赴前敌。会后，便有百余人签名入会。此时的陈天华便签名入会，并被编入“本部办事”。4月30日，报名愿入军队者便达130余人，入本部办事者达50余人。5月2日，留学生复开大会于锦辉馆，陈天华作为义勇队队员也到场。会议决定改义勇队为学生军，规定以“拒俄”为目的，“代表国民公愤，担荷主战责任”。5月3日，学生军入会馆编制军队，公推蓝天蔚为队长，每日在留学生会馆体育场进行军事操练。
作为义勇队的成员，陈天华在拒俄运动中显示了饱满的爱国激情。“华等以瓜分祸迫，拟以血肉之躯，亲御强俄，为国民倡……签名之时，已置死生于度外。”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爱国热情。在此期间，陈天华积极参加拒俄运动的各种集会与操练活动。“每星期三、星期六午后，及星期日，分赴京桥区及各体育场，实弹射击，练习枪法。”在这一过程中，陈天华渐渐由一名普通学生变成活跃的公众人物。不仅如此，陈天华又将心中对沙俄侵略行径的愤恨化成血泪交织的文字，“日做书报以警世”。据他的同窗好友石醉六回忆他此时的情景：“每见他暗自哭泣，便知道他又写到一笔惊心动魄的字句上来了。”为了唤起国民的爱国精神，陈天华“以力薄不足以鼓励全国，遂欲先夺湖南而誓师”，而作《警告湖南人》一文，邮递湖南学界。在文章中，陈天华痛陈亡国前景之惨痛，呼唤国民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奋起抗争。他说：“中国之存亡系于诸君，诸君而以为中国亡则中国亡矣。诸君而以为中国不亡则孰能亡之。”这篇文章在湖南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拒俄运动是由留日学生发起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起初，学生并没有针对现存政府的意思。相反，运动的组织者还不断向政府请愿，恳请政府为维护民族利益而奋起拒俄。但是，拒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使清政府十分担忧它会危及到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尤其是风头正劲的东京留学生，更令其惶惶不安。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蔡钧便电请政府：“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并且蔡钧还勾结日本警署下令解散学生军。清廷也密电各省督抚，对爱国学生要“随时拿获，就地正法”。面对这种不利的环境，留学生经反复讨论，黄兴、蔡锷、陈天华等留日学生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于5月11日以学生军为基础，另组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军国民教育会订立实行办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表现出日渐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5月14日，军国民教育会派遣钮永键、汤槱二人作为特派员，归国向清廷要求允许学生军开赴前敌。同时，又派遣运动员赴国内各地联络爱国团体。当时陈天华与黄兴一同被推举为湖南省运动员。黄兴不久便返回国内开展工作，但陈天华却因“川资无出”，故而稽迟，其任务实际上改由留学生许翔担负。在拒俄运动中，陈天华主要是以充满感情的文字煽燃风潮。
第三节 留日后陈天华思想的初步变化
在1903年5、6月间，《苏报》先后刊登了陈天华的四篇文章：《警告湖南人》《论〈湖南官报〉之腐败》《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复湖南同学诸君书》。这四篇文章是陈天华赴日后发表的首批文章，也是陈天华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公开阐述自己的主张。它们对于了解陈天华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警告湖南人》写于拒俄运动初起之际，贯穿全文的是一种强烈的危亡意识。在文中，陈天华描述中外各国亡国灭种之惨状与目前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图景。同时，他又对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所呈现出来的懦弱、冷漠、恭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厌恶。他说：“谓将有所待乎？则台湾、胶州、旅顺、威海、广东之割，亦曰将有待也，何以惟闻日蹙千里，投袂而起者不闻有人也。人之断吾手足也，吾不之较，直待断吾首，然后起而与抗，不已晚乎？东三省、广西之失，不特手足也，直断吾首，而犹曰有待，不知如何而始无待也。”因此，陈天华对中国社会目前的局面表现出深深的担忧。更为重要的是，陈天华对时局危亡的认识已不再停留于夷狄乱华的传统层次，而是在一个列国争存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危急局面的世界主义背景。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民族危机是由于西方列国民族帝国主义的扩张造成的，并从种族进化争存的角度指出民族帝国主义扩张的必然性。他说：“人日加增而土不加辟，欧洲于百年之中人民陡增一倍之外，本国既不能容，殖民地又无间隙，其旧不去，其新何居。”因而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出发，陈天华指出西方诸国民族帝国主义的扩张实质上是一种种族力量的扩张。“初以我为奴隶，继将以我为牛马，终则等诸草芥，观于澳、美之土人及中国之苗、瑶，可以省也。”因而他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消亡，而且是种族这一人种全体以及作为种族一员的生命个体的消亡。虽然陈天华对民族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存在很多的偏颇之辞，但是陈的这一主张却代表了他赴日后思想上的发展。民族帝国主义观念在1903年的留日学界已经存在。在杨笃生此时发表的《新湖南》一文中，杨对这一观点曾给予了较详细的论述。在陈天华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杨文的影响。但是与以前从传统思想资源中为民族主义寻找依据不同，这一思想体现的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陈天华对时局的分析就显得更为深刻并带有了明显的近代色彩。同时他还指出：“国亡则无以自存，苟为奴隶亦不可得。”从而以种族为中介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如此，陈天华并没有止于对惨痛现实的描述上，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他关注的是如何将民族从这种沉沦的局面中挽救出来。因而他又表现出了热切的救世情怀。在这里，陈天华强调了广大国民的重要地位。他说：“中国之存亡系于诸君，诸君而以为中国亡则中国亡矣。诸君而以为中国不亡则孰能亡之。”他认为国民为一国命脉之所在，挽救国家必须依赖广大国民的力量。因而他不遗余力地试图点燃民众的爱国热情，号召同胞奋发向上，努力抗争。
几乎同时，陈天华又写作了《论〈湖南官报〉之腐败》一文。与《警告湖南人》中的鲜明的民族主义基调不同，此文涉及更多则是民主主义的内容。在《警告湖南人》一文中，陈天华指出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依托于广大国民的集体努力。而在此文中陈指出，要能真正动员起国民的集体努力，就应该使国民真正享有自己的权利。在《论〈湖南官报〉之腐败》一文中，陈天华历数了《湖南官报》对政府的恭顺、内容之顽劣与运作的腐败，认为报纸作为国民舆论的代表，应担当着监督政府的职责。“是故舆论者与官场乃不相容也，既不相容，必发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然后官场有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也。此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这实际上是承认国民具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他认为这是国民“高尚完美、独一无二”的特权。这里隐含的是一种人民主权的近代民主观念。但是陈天华并没有在此论述这种权利的合法性根源与具体的权利转让程序，而只是从改良政治的角度阐释了在官场腐败、顽劣、专制的现实面前保持国民这一权利的重要性。陈认为只有使国民具有监督政府的权力，才可以振奋国民之生气；只有具有蓬勃生气的国民才能改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救中国之前途”。应该说，陈又回到了爱国主义的归宿。实际上在这里，陈天华已经触及了民族主义与民主化两个相互关联的话题。
四天后，《苏报》又刊登了陈天华的《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当时，拒俄运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展开，“到处风发，气象特佳”。爱国青年邹容有感于各地学生运动互不统属、各自为战、难以持久，因而于1903年在上海倡议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旨在联络各地学生，共同奋斗。为此，邹容在海内外学生中广泛散发倡议书，以求响应。陈天华此文的写作正是对此倡议的一种回应。此文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陈天华对组建联合性大团体的重视，并且他论述了在当前组建一个坚固的联合体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群体中相对分散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发挥出更大的能量，“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应该说这一主张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很有远见的，反映了趋新群体力量由分散走向联合的必然趋势。其次是陈天华对学生群体的角色定位。在文中，陈天华指出学生实为国家的主人。在民族危亡、政局残破的关头，向上应扑责、反抗政府及官员的腐败，向下应提携、唤醒沉迷于睡梦中的民众，并承担起抵御外侮的责任。他说：“夫学生者，非被举世之推崇而目之为主人者乎？如其为主人也，则必尽其主人之天职，毫无失放。内而政府，外而疆吏，皆受佣于主人者也，而顽固而婪毒，主人得以扑责之，推倒之。列强者，对主人而立于客位者也，客欲喧宾夺主，主人得以排击之。各级社会，皆吾主人之兄弟、亲戚也，而知识缺乏，主人得以提携之、输贯之。”因而学生乃中国存亡之关键所系，对于国家存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既表现出陈天华的自觉意识，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救民水火的民粹精神。这与陈天华先前经世思想中流露出的那种政治进取性与社会责任感显然密切相关。
这三篇文章在陈天华思想转变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是陈天华赴日后首次发表的文章，也是陈天华首次发表自己思想性的言论。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思想资源对他的影响，如传统的民族主义、儒家的人格理想等等；同时也可以看到在风潮涌动的时代背景中陈天华对新思潮敏锐的吸收。民族帝国主义、民主、自由、国家观念等新近的概念、观点开始涌现。这种吸收既来自于留日前新式学堂的学习，更多的则来自赴日后思想上日新月异的震撼。新学在陈天华的知识结构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在政治忠诚上，民族国家开始逐渐取代王朝利益；在行为模式上，则表现出更浓郁的爱国主义关怀。而且，从这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陈天华后来思想发展的渊源与主要脉络。民族帝国主义、民主主张、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不满以及重视学生群体的民粹思想，这些都是贯穿陈天华思想始终的线索。而随着认识的深入，这些观点将日渐丰满，并成为陈天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拒俄运动中，陈天华思想中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其政治态度的转变。那就是由先前以改良为特征的爱国主义渐渐向革命排满的道路发展。这种发展受到当时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拒俄运动中满清政府与爱国学生之间互动影响的结果。如上文所述，1903年前后，在留日的激进分子与团体中已散布着革命排满的情绪。虽然这种情绪呈现出日渐上升的趋势，但是在整个学生群体中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在上述陈天华的文章中，尤其是《论〈湖南官报〉之腐败》一文，陈虽然屡屡指责政府的专制、顽固，但很少涉及到排满革命的内容，而且对政府的批评也没有带上种族主义的色彩。这表明他仍冀望政府能改过自新，变法御辱。但是清政府在拒俄运动中对青年学生领导的爱国运动的疑惧与压制，使得陈天华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愤恨不已。“爱国有罪，拒俄无理”，使得陈天华爱国无门。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此时的苦闷和心路转变的历程：“华等以瓜分祸迫，拟以血肉之躯，亲御强俄，为国民倡。后以俄事渐缓，改为军国民教育会，至日本体育会学习体操，以备有事之秋，稍尽义务，自谓于意无恶。不谓内地当道，不谅其心，反加以多事为（之）名。不思学生军设立之初，报告监督，通电政府，名正言顺，别无他意。以此为罪，将谓俄不可拒乎？”应该说，正是现实的挫折和政府的腐败顽固立场加速了陈天华的革命化进程。面对清政府在学生爱国运动中的倒行逆施，他开始渐渐将爱国与推翻现政府联系在一起，走上革命排满的道路。也就是在此时，陈天华开始了《猛回头》与《警世钟》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