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物质匮乏，吃穿差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建国后，条件相对来说好多了，吴玉章生活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曾回忆说：吴老在吃的方面毫不讲究，不喝茶，不抽烟，不饮酒，每餐饭弄什么菜他吃什么菜，餐后征求他的意见，他总说“好好”。稍微有好一点的东西，他就想着大家。1950年除夕，办公厅送了一些野味来，吴老说这是中央的关怀，亲自主刀把肉分割成几块，派人给胡锡奎、成仿吾、李培之等校领导送去。剩下自己的一份儿，在吃饭时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叫过来。让大家一起吃。有的同志因工作暂时来不了，他还特地分出留着。穿衣方面，他把从延安带来的洗得泛了白的衬衣、衬裤补了又补。一件小皮袄坏得实在不能再穿了，他就叫改成护膝，晚上看文件时搭在腿上。他女儿为他添置了一条小薄绒被，还挨他一顿严厉的批评。用的方面从来没有超过标准，偶有稿费收入，吴老还叫退回去，说吃穿用都是公家包了的，写稿子也是份内的工作嘛。他用的那枝钢笔粗得写出的字像毛笔字，还是工作人员说了好几次才换了新的。工作人员把吴老一块用了多年走走停停的旧表给换了，他还叹气，说：“唉——那不是还可以用嘛。”他住的地方是过去的老房子，日照很差，室内又暗又潮，冬季晚上特别冷，要安装暖气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李培之同志（王若飞烈士的夫人）。他说：“她是烈属，要先行照顾。”最后轮到给他安装时，他只叫安两个屋子的暖气片，他媳妇和孙子们的宿舍都不让装，只叫烧煤。浴室是从一处大厕所隔出来的，下水道不大通畅，进屋去是不敢开窗的，开了就臭得不行。至于将另一间旧房刷点白灰临时改做会客室，完全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省得来了一批客人后挤得连个坐处都没有。就是这一点也是工作人员反映多次，吴老才同意修的。办公厅几次提出给吴老换车、换房子，有几次还准备把一处外国使馆的房子让给吴老住。吴老总是说现在条件很好了，比延安、西柏坡村好多了，现在经济建设需要钱，老百姓生活还不富裕，我们尽量地给国家节约吧……
不谋特权
吴玉章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们同样严格要求。
他的独生儿子吴震寰是著名的水电工程师，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不幸在华西医院因病逝世。当时，儿媳一人拖着四个孩子在成都生活，十分困难。这些孩子最大的八九岁，最小的还不到半岁。吴玉章忍着老年丧子的巨大痛苦，决定叫他们母子到北京来共同生活。儿媳带着孙子到北京后，他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第一，为了不增加国家负担，家属一律到隔壁校部大灶食堂吃饭，带小孩去吃如果不方便，可以给他们买个饭盒打回来吃，但不能跟我同吃，也不准在我的小厨房内去单独做饭菜。第二，家属有事外出，不准随便用公车，可以到外面大街上去乘电车。电车费可以从我的津贴费中开支，不能拿到公家财务上去报销。小孩子上幼儿园也不得用小车去专门接送，可以派人乘电车到指定地点去接小孩。”吴玉章看到工作人员瞪大眼睛看着他，就又解释说：“小孩从小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如果每个小孩家长都派小车接送，不但浪费国家汽油，而且在群众中还会造成不良影响，群众会说我们和旧社会一样，一人当官，全家享福。而且更严重的是使小孩子从小养成一种骄傲自满、盛气凌人的恶习，这对他们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吴玉章的女婿是1933年被军阀杀害的，他的独生女儿从此寡居。建国后，他把女儿、外孙接到北京生活。外孙蓝其邦刚到北京，吴玉章就对他说：“我们有两重关系，一是同志关系，一是长辈与后辈关系。封建社会讲夫贵妻荣，封妻荫子，共产党是不讲这一套的。我们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你们工作得好是你们的功劳，我工作得好是我的努力，可以互相鼓励，但不能有所依附，不单是你，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能用我的名义在外面去办什么私事。”
吴玉章说到做到。三年困难时期，他女儿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还要她回四川荣县老家去参加生产劳动。他外孙女婿从广东来京开会，带着糖和水果来看他，他一定要对方去补货票。外孙蓝其邦有一次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信笺写信，他看到了，就把越南胡志明主席给他写的信让外孙看。原来胡志明主席是用旧报纸翻过来当做信封的。
吴玉章一生艰苦朴素。他认为：生活与广大群众拉开了距离是很危险的，国民党为什么原来受人民欢迎，以后又被人民反对呢？就是因为它腐败……生活太优裕了，容易滋长特权思想，这也好比硫酸，用得好它是催化剂，用得不好它就是腐蚀剂。
严于律己
1930年10月，吴玉章被派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担任教学工作。远东出版局约请吴玉章编写一本中文教科书。当时，他除了教学之外，还忙于抗日宣传，四处募捐，支援国内的抗日斗争，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缺少系统研究问题的时间，只仓促摘录了斯大林的一些言论，选编了别人的一些文章，自己也写了几篇，编辑成书。
这本书出版后，有人提出书的内容有些错误。吴玉章听说后，认真进行检查，果然发现摘录的斯大林言论有的不完整，选编别人的文章和自己的文章也有些差错。于是，他足足用了半个月时间，重新学习马、恩、列、斯的有关理论，深入研究书中涉及的问题。然后，他给党支部写了声明，把别人指出的错误和自己检查认识到的错误一一列出，并对错误的来源加以检讨，同时表明自己要对此事负全部责任。最后，他要求党给他严厉的处分。
在党支部大会上，吴玉章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学习不够和做事轻率的错误，再次要求党给以严厉的处分。他说：“无论我自己的文章或别人文章上的错误，我都愿完全负责，且誓必和这些错误做斗争，以保持布尔什维克党理论的纯洁。并请党给我以严厉处罚，以作为党员不加强学习理论和做事轻率、疏忽的教训。”随后，党支部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针对吴玉章如此诚恳的态度，与会的许多同志都认为吴玉章对党忠实，承认错误态度坦诚，认识错误深刻，改正错误勇敢坚决，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诚实态度，处罚应从轻。有的说应予以轻微的警告，有的说予以劝告就够了。最后，林伯渠同志说：“我认为不必予以处罚。因为党之处罚党员，是以其犯了错误以后，或辩护，或掩饰，或不坦白承认自己错误，或勉强承认而不能深刻认识他的错误，这种种都是对党不够忠实。玉章同志素来都是对党忠诚的，此次所犯理论上的错误，或为他自己写的文章，或为他选录别人写的文章，他都坦白诚恳地承认错误，并且加深理论学习来了解错误。并把错误不仅当作自己个人的污点，而且当做党的污点要无情地和它斗争，以后还要和这此不正确的理论作斗争。这是我布尔什维克党员光明磊落的态度。党之所以给党员一种处罚，正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好党员。而玉章同志自动地做到了这点，我认为不必给予处罚，只需作一决议，指出他的错误，嘉许他诚恳地承认错误，加深研究理论来了解错误，并愿和错误作斗争，是合乎党员应有的态度。最后还希望他加深理论研究认真完成他愿与不正确理论作斗争的任务就够了。”
大家一致同意林伯渠的提议。会后，同志们不但没有因为吴玉章犯过错误而轻视他，反而更加信任和尊重他。认为他这种勇于改正错误，严于责己的精神，堪作党员的模范。
一字之师
吴玉章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中表现出了他崇高的品格，而且在学习上表现出了他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虚心好学的作风。
吴玉章不仅是革命家，还是教育家，他有着渊博的知识，而且自幼爱诗，自己也经常写诗。他的诗充分吸取了古代诗人质朴、直白的传统表现手法，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激励同志、酬答友人。他把诗当成了宣传革命的手段。
1939年，吴玉章由重庆返回延安。不久，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吴玉章虽然重病初愈，也积极投入到了生产运动之中。这一天，朱德总司令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续范亭等几位革命老人去游南泥湾。
南泥湾地域广阔，土地肥沃，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荒芜了。原来的南泥湾地区人口稠密，农作物茂盛，后来当地回族百姓不堪忍受清朝政府的残酷统治，举行了起义，后遭到清军的血腥镇压和疯狂杀戮，以至人烟断绝，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在大生产运动中，荒地被开垦成农田，到处都种上了庄稼。
朱德和吴玉章等几位革命老人驱车南行，一路之上，到处见到层层的梯田、滚滚的麦浪、成群的牛羊，一派喜人的景象。几位老人见此，诗兴大发，都写下了记游诗。吴玉章写了《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以纪实的手法，叙事诗体裁，热情地歌颂了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在诗中歌颂毛泽东“艰难出奇策，全盘韬略精”，赞颂朱总司令“将军有深谋，战略要兼收；屯垦复生聚，建国多荩筹”。记述了南泥湾的好风光，盛赞八路军健儿。这首诗他写好后，觉得“不仅辞句未工，而且近乎拖沓”，所以就暂时放下了。后来，《红旗飘飘》编辑部向他要诗稿，他才拿出来准备发表。
在抄写这首诗时，他的年仅十八岁的服务员张兵山同志，发现其中“‘回乱’成荒地”一句不妥，就对吴玉章说：“‘回乱’虽然打了引号，但仍把荒地的责任放到了回民身上，这不好！”吴玉章听后，非常赞赏小张的意见，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还认为小张同志的觉悟比自己高。后来，经过再三斟酌，吴玉章把“回乱”改成了“剿回”。虽然只改了一个字，但意义却不同了。它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事后，吴玉章时常对大家提到这件事，还说：“古人有所谓一字之师，我看小张同志就是我的一字之师。”
学识渊博的八十岁老人称十八岁的青年人为一字之师，足见吴玉章谦逊好学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