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故事
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一百三十年以前，这批幼童远涉重洋，被送到了太平洋彼岸一个建立尚不足百年的年轻共和国，开始了他们计划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他们被分配到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四十多户美国人家中，快速适应着在美国的生活。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越过了语言障碍，成为各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同时他们也迅速适应了异国的文化，脱去了长袍马褂，活跃在各项体育运动的赛场上。
他们是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和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比邻而居，曾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亲切接见。19世纪末，当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他们恰好被送到了那场工业革命的最前沿。
然而当半数孩子开始了他们的大学学业时，大清国却突然提前终止留学计划，全部留美幼童被召回国。
回国后的这批西学所造之子历经中国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他们的故事是曲折的，但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成为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
人民共和国以前八次留学运动
鸦片战争，清廷大败，却放不下大清帝国康乾盛世的架子。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是“西学中源”，以胜败兵家常事作阿Q式自慰。二十年后的1860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攻大沽，占天津，清军大败于通州。联军进入北京，抢掠屠杀，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命到承德，由奕签《北京条约》，批准《天津条约》，割地赔款，被迫再开放一批商埠。沙俄趁机割走乌苏里江以东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已不国，民不聊生，始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议。
第一代官派留学生是120名12-15岁的留美幼童。由早期留美的容闳（1828─1912，1847年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提议，经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慈禧批准从全国选招的。1872至1875年分四批赴美后，分住在新英格兰百姓家中，拟先读中学，再进大学。稍久，为避同学嘲弄，有人剪掉了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肆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认为学生离经叛道，不读儒书，目无师长，沾染恶习，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顾容闳的反对，1881年奏请慈禧批准撤回全部幼童，遣送回国。船到上海登陆时，像一群罪犯，由清兵押送，被关押起来，最后不问所学而分配到全国各地。尽管这批归国少年有不少以后成为晚清民初的优秀人才，如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等，但并非政府的初衷。
第一批科技留学计划以失败告终，令世人惋惜。否则，中国科技起步会早数十年。容闳后来说：“我所有的努力都宣告无效……我的救助中国之心也就此而止了。”百日维新失败后他逃往香港，转至美国而终老。詹天佑（1861─1919）等个别人“叛逃”未归，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第二代是1877年派出的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1852─1895，1877年留英）；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后任提督的林泰曾（1851─1894，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副将兼铁甲舰“经远号”管带林永生（1855─1894，1877留英）；左翼左营参将兼快速巡洋舰“超勇号”管带黄建勋（1853─1894，1877年留英）等人在1894至1895年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
严复（1851─1921，1877年留英）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遂后从事著述、翻译，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首次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等八种科学名著译成中文（古文体）出版，为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做出过重大贡献。
第三代是20世纪初的留日潮。1894年正值全国为慈禧贺六十大寿时，日本海军对北洋海军不宣而战。甲午海战打了8个月，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4年后的1898年，慈禧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软禁了光绪，捕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两年后，1900年八国联军19000人（日8000、英3000、美2500、俄4800、法800、奥匈帝国50、意大利50，德军未赶到）攻入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挟光绪西逃西安。签《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关银，40年还清，本利共9.82亿两，是为“庚子赔款”。
处于国防崩溃、民不聊生、社怨沸腾的内外压力下，“西狩”西安的慈禧不得不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改革教育制度、停科举和废八股；以日本为楷模，鼓励留学；从留学生中考选进士、举人和政府官员。詹天佑、严复、辜鸿铭（1857─1928，生于马来西亚，自幼留学英、法、德等国）等1910年成为第一批留学生进士。采纳并转发张之洞1898年写的《劝学篇》：“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越西洋，有何不可？”1903年清廷采纳张之洞奉诏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并公布实施。官费、公费、自费留日运动形成高潮，每年赴日青年多达万人。20世纪初10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至少有5万人。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分会主盟人（孙中山、胡汉民、黄兴、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恺、徐钖麟、吴玉章等）都是留日学者，两年内即有960多位学生加盟。发起留日潮的人始料不到的是，他们回国后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在清末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归国留日学生们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四代是庚款留美生。1907年被传教士明恩溥说服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按每两关银折合0.742美元计）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寻中国学生留美。次年参众两院批准总统提议，规定此款应由美国人掌握。此后，英、日、法等国都效法美国，退回部分庚款，用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从1909至1929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967人；1929至1937年经四次招考，共派送104人；1938─1945年招考两次，共录取39人。总计由清华选派庚款留美学生1971人。按规定应有80%学理工科，文科占20%。
与此同时，有大量“自助学者”赴美求学，故从1909至1945年留美学生总数远大于“庚款”学生数，达到三四千人。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刚复（物理）、赵忠尧（物理）、胡明复（数学）、施汝为（物理）、秉志（生物）、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周培源（物理）、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顾毓琇（电机）、杨石先（化学）、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等都是各届庚款留美学生。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成了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为中国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
第五代是留法学生。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1881─1973，1902年留法）、蔡元培（1868─1940，1907年留德）、吴稚晖（1865─1953，1901年留日）、汪精卫（1883─1944，1903年留日）等人激奋于振兴中国的科学技术，鼓励青年向西方学习，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在河北高阳县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李石曾还组建“法华教育会”，与法社会各界建立联系，为留法创造半工半读条件。到1916年已接待100多人，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了二十多年，为以后中国的政治、科技、文化、艺术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第六代是20年代留苏学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两年后，于1919年3月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首批去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叫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广州180，上海、北平、天津共100，湖南、云南、黄埔军校各10人）。
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赴欧洲、苏联的留学生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向美、英和西欧各国派遣官费留学生，每年有100人左右，最多时每年达千人。自费留学的人数也日益增长。除清华大学继续选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机构的支持也有利于中国留学潮持续不衰。由于二战后交通不便，很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长期工作，战后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为中国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1927年到1937年期间的留学生可称为第七代。
第八代是指自1938到1948年期间赴欧、美的留学生。抗战期间，留学人数锐减，从1938至1941年仅有300人左右出国留学。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渴望进行和平建设和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战争时期中国武器装备的落后激发了新的留学热潮。当时政府制定了《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为大批学生和学者到西方学习和工作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傲庆（化学）、孙本旺（1913─1984，数学）、张瑞马先（化学）五人是蒋介石亲自决定选派的。1946年蒋介石找吴大猷、曾昭伦和华罗庚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原子弹。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三位科学家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青年去美学习，回来造原子弹。五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美国政府以原子技术对外国保密为由，拒绝接收。吴大猷和华罗庚不得不宣布解散，请各位自寻出路。
据高教部统计，到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有5000多人。其中美国3500人，日本1200人，英国443人，法国197人，德国50人，丹麦和加拿大各20人等等，大多数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学子们回国工作。1949至1954年经过坎坷挫折和艰苦不挠的斗争而回到祖国的1424人，多数是从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迫使美国停止扣留而回到祖国的。他们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科技、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九代留学生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忘我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民族解放和祖国的富强。为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始终是各代领导人念念不忘的大事。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就给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孩子们写信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个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望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1948年8月，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五十年代都回国工作。文革期间“四人帮”立“4821苏修特务案”，对他们进行迫害审查，故“4821”之名从此传开。“4821”拉开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向苏、东欧各国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序幕。
据教育部的报告称，在“4821”以前还有24名“老留学生”，他们是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中国革命先驱和烈士子女，以苏联公民身份进入各大学，1951年后，转为中国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