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华侨捐款捐物支援祖国长期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祖国掀起全面抗战。南洋华侨纷纷成立各种不同名义、以支援祖国抗战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在新马成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南洋各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组织，举当地侨领为负责人，积极发动华侨捐款捐物、多寄侨汇、抵制日货、惩办奸商、以支援祖国抗战。
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还妄想征服世界的野心。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实现了空前爱国大团结，标志着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支援祖国抗战各项实际行动高潮迭起，效果也极为明显。
向华侨募捐、支援抗战，是南侨总会的首要任务。总会通过各地分会，采取种种有效方式开展爱国募捐：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迎神拜香演剧捐等等。当时，华侨捐献情形正如陈嘉庚所生动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陈嘉庚在所属企业已经收盘情况下，自己仍带头认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到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南侨总会领导，他索性住进恬和轩俱乐部（新加坡上层华侨活动中心之一），不分昼夜地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一再勉励各地分会同仁：“不因环境险阻而惊心，不以筹募艰难而气馁，领导华侨奋斗到底。”由于陈嘉庚领导有方，助手得力，华侨拥护，捐款所得数额甚巨。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至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
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献。
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0000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
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
反对和谈，主张抗战挺身而出声讨逆贼。抗战期间，陈嘉庚领导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在政治上对祖国抗战的有力支持，更是惊天地、泣鬼神。华侨领袖陈嘉庚，政治敏锐，目光远大，爱国心强烈，处处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特别是在揭露汪精卫之流投降卖国方面干得更加出色。陈嘉庚爱国壮举必将流芳百世，汪精卫投降卖国定当遗臭万年。
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曾追随孙中山，后任国民党副总裁。陈嘉庚早年侨居南洋时曾与其相识，创办厦大时，陈拟聘汪为首任校长，彼此私谊甚好。抗战后，特别是南京失守后，陈嘉庚风闻汪主张对日和谈，起初不信，认为汪身为“党国要人”，怎会这样无耻。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外电报道汪已公开发表和平谈话，才引起陈嘉庚警觉，认为这是坚持抗战的最大危险。遂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直接电汪，询外电所传是否属实。并说明日本占我国大片领土，对日和平绝不可能。次日汪复电，大意说：两国战争终需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所以和平为救亡图存上策。为此，陈嘉庚再去二电，大意说我武力虽弱，但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侨汇外汇源源增加，敌人决不能亡我，英、美、苏也决不会坐视。若与日寇言和，国内各省必起来反对，由此造成分裂。但汪来电仍坚持其和谈反动立场，不思悔改。至此，陈嘉庚认为汪已不可救药，便一面致电蒋介石：“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实践庐山宣言，贯彻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一面将与汪来往电文交南洋及重庆各报刊登，过后南洋报纸照登，重庆无动静。当时（1938年10月28日），重庆参政会将开幕，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提出经修改后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十一字电报提案，经大会多数通过生效。此举给妥协投降派当头一棒，震动海内外。同年12月，汪潜逃出境叛国投敌，激起国人及华侨公愤。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后来，陈嘉庚看到国民党当局只开除汪精卫党籍，而未通缉归案和绳之以法，非常气愤，遂再电蒋：“今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今独容汪贼及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胞所莫解。”此电实质上是严词质问蒋介石：纵容包庇国贼者，又该当何罪？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仍恬不知耻，暗中指使其党羽到南洋以妖言惑众，妄图破坏抗战大业。为了使海外侨胞进一步擦亮眼睛，善辨忠奸，加强团结，以利抗敌，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详列汪精卫卖国罪行，号召广大侨胞辨奸讨逆，继续捐资救难、输财救国，抗战不达最后胜利，支援抗战活动决不停止。各地华侨积极响应号召，讨逆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新马华侨普遍举行“反汪宣传周”，参加讨逆人数达170万人次。仰光侨胞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贼经费，欧美华侨与南洋华侨并肩战斗，讨汪活动遍及各大侨居城市，舆论界也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誓与汪贼不共戴天”。
陈嘉庚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个人私谊，不怕得罪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向汪精卫之流开炮，并给予穷追猛打，有力地打击了妥协投降派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军民斗志，在政治上为祖国坚持抗战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回国视察慰劳将士，敦促国共一致对外。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和亲人安危异常挂念。陈嘉庚肩负华侨重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一则慰劳前方抗日将士，鼓励他们继续英勇杀敌；二则实地视察国内状况，以便向侨胞通报并增强其爱国心，继续以强大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几十年，深知日寇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侵略中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祖国太穷太弱。何况国内长期陷入内战，焉能对外？为此，他想趁回国之机，实地了解国共纷争和摩擦真相，敦促双方以大局为重，大敌当前务必一致对外。
同年3月26日，陈嘉庚组织好慰劳团起程后，经仰光直飞重庆。在重庆机场欢迎茶会上，陈嘉庚激动地向重庆各界人士说，“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讲话中他还把祖国比作华侨的父母，华侨援助祖国，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华侨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同战胜日寇。陈嘉庚一踏进国门，就向国人显示出海外赤子的一片忠诚。
陈嘉庚在重庆期间，利用各种大小欢迎会、个别交谈、参观访问等机会，表达海外华侨对祖国军民慰问之情，视察国内实施抗战状况，劝说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不要分裂，不要让华侨失望。
例如，在国民党要人白崇僖做东的招待会上，听说白祟僖将出面调解国共纠纷，陈嘉庚感到欣慰。说在南洋风闻国共摩擦严重，以为是汉奸造谣，到这里之后才知道情势确实危急。如不幸分裂，则无异自杀，心中忧虑无穷。今闻将军有排解之策，深望极力斡旋，若得化险为夷，一致对外，实国家民族无穷之福也。
又如，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举行的茶话会上，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人在座。陈嘉庚在会上也着重阐明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他说，今日国共两党名义上虽不一样，而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心则一，可以说是兄弟党、姐妹党。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若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痛心失望。叶剑英对陈嘉庚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希望他到国民党处亦作如此表示。接着，陈嘉庚还询问了到延安的路线和交通，叶剑英一一作答。几天后，毛泽东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在重庆考察一个多月，耳闻目睹，深感失望，更加强了他必须到延安去看个究竟的决心。随后他路经成都，蒋介石设宴款待，饭后与陈交谈。当问及陈到成都后欲往何处，陈答：“兰州、西安，延安如有车可通也要去。”蒋一听陈说要去延安，便情不自禁地破口大骂。陈嘉庚感到事态确实严重，但仍耐心解释说，余代表华侨回国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都要前往考察，以便回南洋后向华侨报告真实情况。蒋介石见劝阻无效，只好勉强说：“要去也可以，但不要受人欺骗。”
蒋介石耍尽两面手法，当面说要去也可以，背后却设置障碍。陈嘉庚一路上好不容易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五千多人的热情欢迎。在欢迎会上，陈嘉庚首先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向大家致意，并说，“我早就希望访问延安，今天实现这愿望我感到很高兴”。他还说，“南洋广大侨胞出钱出力，全力支援祖国抗战，……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愿望。”
陈嘉庚在延安期间，边慰劳考察，边与各界人士交谈，还多次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促膝谈心。当谈及国共关系时，朱总司令列举几项对方违约的事实，如严重歧视八路军，擅自停发抗日军政费用及武器弹药等，讲得有据有理，给陈嘉庚留下深刻印象。
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晤，是陈嘉庚此行重要目的之一。两人从未见面，一次幸会，十分难得，互相间开诚布公，有啥说啥，其中心议题仍是团结抗战大事。
陈嘉庚恳切地说：“一是希望坚持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希望国共合作，兄弟间一切摩擦都等打败了日寇再解决。”
毛泽东说，“陈先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共产党是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我们现在的立场，从我们对蒋委员长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过去十多年，我们被他打得遍体鳞伤，还悬赏要我的首级。但我还是想请陈先生见到他的时候转告他，我对他并无恶意，只要他坚持抗日，我便拥护他的领导。”
交谈中，毛泽东还对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大批中国人在海外，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要好好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深入考察对比，终于弄清了涉及抗战前途与祖国命运的两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国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二是国共两党摩擦真相究竟何在。他认为，重庆虚浮乏实黑暗腐败，国难当头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行政机构不负责任，抗战气氛淡薄，营私舞弊严重……总之，“绝无一项令人稍感满意”。到了延安，始知那里别有天地，人民安居乐业，上下打成一片，军民同仇敌忾，处处团结抗战，令人“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此外，陈嘉庚一路上，特别是从西安到延安来往途中，“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如在西安阻止慰劳团赴朱德之宴，唆使洛川少数人投递反共信函，宜君县（蒋管区）发生抢劫却嫁祸共产党，陈立夫到西安寓所专讲……两党摩擦，其是非曲直，已有客观依据，事实胜于雄辩。”
陈嘉庚从西北归来后，冒着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的风险，仍风尘仆仆到南方各省区慰劳视察，继续为抗战呼号，为民众请命。并于同年12月底回到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的盛大迎接。
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千里迢迢组团回国，历时十个多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大江南北，历尽千辛万苦，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呼吁国共团结抗战，不要分裂。同时又将回国见闻如实向华侨报告，鼓励他们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祖国抗战。
陈嘉庚此行收获甚丰，既明察了重庆和延安真相，又认清了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不同的为人。他胸中烦闷一扫而光，心情格外舒畅。他确信抗战有了指望，中国有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