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之”。争天下与安天下有别，在用人时，自然也要遵循不同的艺术。应该说，叔孙通的那句话“儒者难与进取，易与守成”是相当深刻的用人原则。儒生提剑打仗，冲锋陷阵确实不行，但守天下，安天下，治天下，却是离不开儒者的。“治平尚德行，乱世尚功能”，刘邦之所以很快转变自己的用人策略，于即位后重用陆贾、叔孙通这样的儒生，正在于他明白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需要用不同的人才。当然他并没有放弃继续使用萧何、张良、陈平等权谋之士，但关于如何治理天下，他开始更多地从陆贾和叔孙通等儒生那里汲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智慧资源。这正是他因时变化而用人的重要体现。
用人要审于权变，即要根据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情况，择其应变自如、临机解决问题者而任之。因为，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虽无六韬三略以治军，满腹经纶以治政，但才思敏捷，巧言善辩，应变能力较强，常能取胜于困难之中。晏子使楚，巧答楚王，不辱使命，即是一例。但是，如果不能因势而择人，则不仅不能使其尽力胜任，甚至能招致失败。孔明错用马谡守街亭，使全军“陷之死地”，大败而回，此错虽在马谡，而诸葛亮也有临事错择其人之责。而实际上，马谡并非无能之辈，在诸葛亮率军征南之初，马谡曾就开发西南提出过一整套极其正确的建议，特别是其“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思想，在后来的南征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见，马谡确有其长，只是诸葛亮不能因势择人、审于权变罢了。
《围炉夜话》中说：“如果为人只知道循规蹈矩做事，而不知规矩的精神所在，那么就和戏台上的木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做事如果只知墨守成规，不知通变，那就像是照葫芦画瓢一样。”知变通和不知变通的区别就好比是画家与画匠的区别：画家能够独具慧眼，创造出全新的境界：而画匠只会循规蹈矩，以呆板的笔触，勾画一幅平俗的景象。
可见，用人之道的关键在于要随时而变，顺势而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周围的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用人之道随环境而变，首先是要做到对环境的适应。权变的用人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就像一个旅行者，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泥泞的沼泽和迷茫的丛林，终有一天会被“沼泽”和“丛林”所吞噬。有人研究过入主白宫的历届美国总统，发现他们在正式行使总统大权之前，大多要认真研究和仔细审视白宫的环境，以便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形势。罗斯福在他就任总统的前100天中，就从了解和熟悉华府的官僚制度人手，使自己完成了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因此，他一上台就表现出如何利用这一制度去开展用人活动的非凡才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尼克松以及福特总统，上台前也都是因为经过了一个熟悉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过程，积累了扮演新角色的经验，才能在总统任上得心应手地开展用人活动。
适应组织系统的变化，这是用人之道随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组织系统也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具有生命周期，有它产生和消亡、成长和衰退的过程。随着岁月的流逝，组织系统的各因素、结构方式等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权变的用人者应根据这种组织系统的变化，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用人风格和方式。管理学家研究企业组织的成长阶段，指出企业管理者的用人作风一般应随不同的阶段作相应的变化：第一，企业创业阶段，用人者应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拓能力：第二，企业发展阶段，用人者应具有守业精神和行政管理能力：第三，企业成熟阶段，用人者应主要有创新精神和变革能力。
还有的研究者进一步考虑到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特征，提出了一个随环境而变的用人方式“五型说”，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建设型用人方式适用于企业开创成立阶段：
二是维系型用人方式适宜于企业稳定成长时期：
三是进攻型用人方式适宜于企业与外界出现冲突时用：
四是防御型用人方式适合于企业的公共关系突发之时：
五是矫正型用人方式适用于企业形象受到损害时比较适当。
重大节，宽小过
——赵匡胤宽容用赵普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意为人要有宏大的胸怀和溯大的容量。用人者亦要有容才之量，能容纳则能招之、用之，不能容之则流向他方，错失良才。项羽因不能容忍韩信的出身低微，结果使韩信改投刘邦，自断臂膀；《水浒》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容不得人，结果被林冲火并。
用人就不应以人才为敌，只要是人才，能为我所用，就应不计前嫌，不以前过为过，敢用和善用曾经犯过错误、反对过自己、甚至与自己为敌的人。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对有过前嫌的人一棍打死，一味纠缠于过去不放，动不动就揭别人历史上的“伤痕”、“污点”，如此与人才为敌，其实是与自己为敌。
魏徵是河北巨鹿人，后迁至相州临黄。唐高祖武德末年，魏徵为太子诜马（官职），是太子李建成的首要谋士。当时，为争夺皇位，太子李建成与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明争暗斗。作为太子的心腹，魏徵经常劝太子宜早采取有力措施，先下手为强，收拾掉竞争对手。然而，太子不听魏徵的话，终致命丧黄泉。
“玄武门之变”后，太子败北。李世民把魏徵找来责问他：“你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道理？”见太宗如此动怒，当时在场的人都为魏徵的危险处境担心。然而，魏徵却一点也不惊慌，他对李世民说：“人各为其主。皇太子建成如果听从我的话，就一定没有今天的杀身之祸。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听了魏徵的回答以后，肃然起敬，不仅给予格外的礼遇，而且提拔他为谏议大夫。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一天，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设宴款待文武百官。在宴会上，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王珪和魏徵都是当年太子的近臣，我一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仇敌一样，想不到今天又和他们坐到一起了。”唐太宗回答说：“在过去，魏徵的确是我所痛恨的人，但是，他忠心耿耿，不过是各为其主，作为臣子，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称道的。正是因为魏徵敢于冒犯我，直截了当地争谏，不允许我做错事，所以我才这样器重他。”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徵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一杀了之。有一次魏徵又当众顶撞李世民，弄得他难以下台。罢朝回宫后，恨恨地说：“我早晚要杀掉这个乡下佬！”皇后闻言大惊，问：“为谁而生气？”李世民告诉她：“魏徵这老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令我难堪。”皇后听后未言，却去更换朝服前来向李世民拜贺，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李世民听罢，转怒为喜。后来他说：“贞观之治，尽心于我，敢于犯颜直谏，处处为国家考虑者，只魏徵一人。”因而他经常“引魏徵人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
魏徵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往来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去世。唐太宗闻讯，沉痛涕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寻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朕亡一镜矣！”唐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官员都去吊唁，都参加葬礼，并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碑上。出殡时，唐太宗登御苑西楼，远望魏徵的棺车，悲哀痛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总有一得。人没有十全十美的，贤能有短亦属常理。“重大节，宽小过”，以轻罚或赦免不罚来唤起有过者的良知，使其常怀感激之情，使之更加竭力效忠于己。
宋初名相赵普是我国古代著名贤相，陈桥兵变中拥立赵匡胤为帝他立首功。建国后，他为宋太祖出谋划策，用“杯酒释兵权”之计削夺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解决了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的局面，太祖对其信任有加，常亲往府中探视，商议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