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用人方面，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者，一定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选才之德、谋才之脑、提才之能、用才之胆、容才之量、护才之魄、育才之法和集才之力。
善用人才是一个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也是一个企业领导人能否将企业“引航前行”，在市场经济的汹涌波涛中驶向胜利彼岸的关键条件之一。
古人云：善用人者能成事，能成事者善用人。
企业不在大小，员工不在多少。凡重用众才之能者必兴，凡善聚众智之光者必明。这方面，刘邦是一个榜样。据史书记载，刘邦登上皇位后，在述其战胜项羽的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由此可见，领导人不一定样样都行，样样才干过人，但他必须善于识人、选人、用人。否则，任何雄才大略难以实施，任何宏图伟业都不能成功。
善用人才首先要知人，善任以知人为前提，不知人不可能善任，不知人只会盲用。
知人之道很多。三国时的诸葛亮将知人之道概括为“七观”：
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目的在于通过其对是非的判断来了解其志向。
二、穷之以辞辩观其变。目的在于通过一连串的追问来了解他的应变能力。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通过征求其谋略意见来了解其知识水平。
四、告之以难而观其勇。通过从事复杂困难的工作情况来了解其胆识。
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通过其酒醉后的表现来观察了解他的本性。
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给其以得到财物的机会来观察是否廉洁。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嘱咐其办事来证明他是否守信用。
战国时期的李构提出了“识人五法”。即第一，居视其所亲。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如与贤人亲，则可重用，若与小人为伍，就要当心。第二，富视其所与。看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如只满足自己的私欲，贪图享乐，则不能重用，如接济穷人，或培植有为之士，则可重用。第三，达视其所举。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就要看他如何选拔部属：若任人唯贤，则是良士真人，反之，则不可重用。第四，窘其所不为。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就要看其操守如何；若不做苟且之事，不出卖良心，则可重用，反之，则不可用。第五，贫视其所不取。人在贫困潦倒之际也不取不义之财，则可重用；反之，不可重用。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知人、识人方面，现代社会倡导的德能勤绩廉与古人的标准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知人之后，重要的是用人。拿破仑说过，最难的倒不是选拔人才，难点在于选拔后怎样使用人才，即使他们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因为发现人才，识别人才，选拔推荐人才，都是为了善用人才。
善用人才的标准有五条：一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是用人艺术之核心。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瓜无滚圆，人无十全。”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萧何与张良都是刘邦的谋士，他们出谋献策，帮刘邦打败项羽，但如果让他们横刀立马，统兵千万，冲锋陷阵，就不如韩信。因此，“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聪明的领导在于扬其长、避其短。
二是量才使用，才尽其用。饭盒用来盛饭，脸盆用来洗脸，如果调过来，不是不行，可能要带来很大麻烦。用人也是如此，不同的工作岗位，对人才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人，对岗位也有不同的适应性。量才用人，需要根据不同人才的素质才智，安排相应的岗位。既要防止大材小用，浪费人才，也要防止小材大用，虚占其位，贻误事业。可见，“用人如器”。
三是明责授权，信任人才。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认为是人才，就要明责授权，大胆使用，却不可既用又疑，授职无权。这方面，刘备是榜样。他“三顾茅庐”请出孔明后，就不顾关羽、张飞的非难，将“实权”交于孔明。结果，孔明佐助他，成就了三国鼎立的伟业。现代企业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一个领导人不可能包办一切，一定要大胆、充分地使用人才。
四是组合人才，聚放效应。人才不仅有一个量才使用的问题，还有一个合理组合发挥其集聚效应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就单个讲，都是人才，但如果把两个能力、经历、资历、性格、年龄相当的人放在一起，（如一个当书记，一个当经理），很容易“碰撞”、“不团结”；但如果一柔一刚、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地加以组合，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因此，一个领导者使用人才，不仅要重视个体的素质，还要高度重视群体结构的合理化。使群体中的个体相互弥补、相得益彰，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五是庸才愚才及时淘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用人过程中，再高明的领导者也有失误的时候。这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一旦发现庸才愚才虚占其位，就要坚决而得法地将其撤换。发现庸才愚才不及时撤换，或频繁地更换下属，既影响工作与事业，又会给领导人带来负面影响，还容易起到不良的导向作用。
总之，在用人方面，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者，一定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选才之德、谋才之脑、提才之能、用才之胆、容才之量、护才之魄、育才之法和集才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