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当欣赏某些外国电影或电视中群众角色挑选之审慎。有时只是一个镜头，一个特写，一种表情，一句台词，却使人难以忘记。我尤其欣赏某些苏联战争影片中的老母亲的形象，系着黑头巾，站在村口或路旁，目送着上前线的儿子，面容上深深的皱纹，坚韧而忧郁的眼睛……我常常因此而被感动得落泪。我国的优秀影片中也不乏其例。但“嗨，就是你吧！”的情况还是太多。
二、配角之不当。主要配角，往往还不至于太随便。但次要配角，则马虎多了。其实在任何艺术中，就其整体性来说，是无所谓主要和次要的。好比一首乐曲，每一个音符都是很主要的。又好比一首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很主要的。
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当编辑的时候，有人寄给他几首无标点诗，附言道：“我对标点一向是不在乎的，烦代劳随便标上吧！”他回信道：“我对诗一向是不在乎的，请下次寄些标点来，诗我替你添上好了！”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绝不包含对一切无标点的诗或小说的嘲讽。只想说明，在电影和电视剧中，亦存在有“标点”，且用得恰到好处，恰能大大增加诗意和韵味的情况。它可能是一个画面、一个特写、一个道具、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角色。《雪城》中有三处体现了导演的匠心——以雪地中滚动的帽子体现小说中“西西弗斯的石头”那种失落。而蒲棒是小说中没有的，因为小说中没有，我看了电视剧甚至很为我的小说遗憾。蒲棒在剧中几次出现，有时是“逗号”，有时是“感叹号”，有时是“删节号”……以蜡烛的相辉映象征****的美好和圣洁，也是高明的。
相比之下，在第一集中，姚玉慧弟弟的女友选得太随便。她本应是一个漂亮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内心没有任何擦痕的、心直口快的姑娘。她对返城知青的偏见并无恶意，仅仅是不理解、心直口快而已。在这样一位姑娘面前，也只有在这样一位姑娘面前，不漂亮的、青春活力长期受到压抑的、内心布满许多擦痕的、善于掩饰自己的、失去了大部分自我的姚玉慧，情感上所遭到的撞击才有韵味。而剧中的倩倩，既不漂亮，也看不出什么青春的朝气，眼睛也不是明亮亮的，仿佛目前一些俗姑娘的样子。一位市长的英俊的儿子，爱上这么一位姑娘其实是很“糟心”的事……
有的作家是因为自己已经写了上部，才写下部。而我是为了下部，才写出那近五十万字的上部的。更进一步说，使我最初萌发这部长篇的写作冲动的，其实并非上部这些内容，而是下部。是一九八六年，我注意到，当年上山下乡过的一批知青，其观念、心态、思想、精神，以及各自的命运的延伸，放在改革时期的大背景下，比放在任何年代背景下都会体现得更五彩缤纷。有的奋力向前投入改革的洪流，有的向后沉湎于过去的回忆。有的重新领略生活，有的在消极地应付生活。有的当厂长，有的当了“二道贩子”。有的精神升华了，有的灵魂沦落了。他们在今天大分化、大改组，重新排列组合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他们每个人自身都在发生着异变。正是为了能够这样地写出下部，我才那样地写出上部。审视我自己，我知道因为我的观念变了，才看到这种变异。否则我看不到。它明明发生着我不会视而不见。
我对我们这一代是过于偏爱了。所以我过去的作品中，写到这一代，总是流露出过多的赞赏，而在下部，我张扬了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我在上部“竖立”起来的人物，在下部我将他们毫不留情地按倒在地。
这一代人如果不发生某些变异，则太可悲了点是不是？他们不应紧紧抓住过去，他们不应从过去寻找自我，那是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自我的。而他们——包括我自己，又太爱喋喋不休地回忆和述说过去了！
所谓改革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改变当代人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际遇，而是我们对过去的际遇的看法。
时代在变迁。在早年的教会中，圣徒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能人所不能的德行而受人敬仰。有天早晨，圣凯文将手臂伸出窗外祈祷，一只黑乙鸟落在他手臂上搭窝，停留了两三个星期。而他静止不动，耐心等小鸟从蛋中孵化出来，竟至于站立而死。早年的教会认为这则故事是教训我们要像圣徒一样坚忍，但对当代人来说，即使是个虔诚的信徒吧，这个教训可能是——祈祷时千万别把手臂伸出窗外。
根本就是这么回事儿。
打住，聊点题外话。我们至今还未曾谋面，如果不是庆西彼此达意，估计我们老死不相往来。于我，有一种潜在的心理，以为作家与评论家交友，大有“套近乎”的嫌疑。而我又信奉着一句话——看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更要看这个人对于他无利的人取什么态度。我无法做到对所有与我无利的人温良恭俭让，又极想要维护住一种所谓品格的完善，故采取的是一种与可能于我有利的人敬而远之、疏而交往的态度。
其实这是迂腐，老夫子气，自以为高贵的同时，却未免将评论家们的品格估计得太低了，是一种大的亵渎。说来可笑。庆西杭育，本兄弟俩，而庆西又是我的“北大荒战友”。可我赠自己的集子给杭育，对庆西却“吝啬”了，盖因他是青年评论家。
我想，于评论家们——指一部分而言，未必就没有与我相同的心态。比如你评我的《在旧庄院的废墟上》便不曾寄我看看，是我自己无意中看到的。
我想，这乃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品格问题上旧观念的束缚。反过来应该是多么好——作家有了新作，寄给自己信赖的评论家看看，评论家评了作家的某一篇作品，也寄给作家们看看。在这相互的主动中，作家与批评家，达到“横向沟通”，互为促进，进而促进文坛本身的生动、和谐、活跃。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啊。倘作家与评论家都老死不相往来，甚而漠然视之，那并不说明文坛之可爱，也不说明我们品格的高贵。是不是？
只要我们自己不俗，则人与人的交往便不至于被俗所染。当然，倘有的作者，将作品寄给评论家的同时，附言“请多多关照，大力鼓吹鼓吹”，那还是有些可耻。如果竟要指点评论家“你怎样怎样评，而不要怎样怎样评”，则就有点不要脸面了。你说是不是？
评论不是文学的旗帜。文学的旗帜只能是文学本身。
但评论是张扬任何旗帜的风。无风，则任何一面旗帜都根本招展不起来。而偃旗的景象那是没什么值得观看的。
但愿我们的作家与作家、评论家与评论家，尤其作家与评论家之间，建立起更广泛的更开阔的健朗而不庸俗的关系，使我们的文坛上有一座座立体交叉桥般的景观……再扯回到《雪城》，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在那时能拍出来，已很不容易了。第一集火车站的大场面，只用了一百元。那么冷的天，不给钱谁情愿给你去当群众演员！可剧组当时经济吃紧。据说请了些解放军，看来还是解放军好。不过再好，大概也是“一锤子买卖”了！
如今，一部电影的平均制片费，已提高到目前的八十五万元了。而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平均制片费达到九十万元。处处都得要钱啊！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三万元可拍上、下两集电视剧。目前恐怕一集也拍不成。
我前几天在厂里看导演拍戏，现场大叫：“群众演员哪？群众演员哪？妈的钱分下去了，怎么不见个人影！……”
过去，不给钱也挺高兴当当群众演员，不觉得光荣，起码也觉得挺好玩的。今天，不给钱不当。给了钱，可能在现场晃几晃，就溜掉了。也真难为当导演的。
我的老父亲当过几次群众演员了。他觉得光荣。一想到自己死了，形象还可能留下，就很认真。有天早晨，我见他几次走到室外，自言自语：“糟糕，下雨了，这可怎么办？”
我问：“什么事啊？”
他郑重地说：“我们原定于今天拍戏！”
好像他是大主角。
我说：“少操这么多心，关您什么事儿？”
他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人家给了我两元钱！”
像我老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如今可不多，所以，我也就常常少些挑剔，多些谅解了……
代问王安忆、王小鹰、程乃珊等上海朋友们好！
代问吴亮文兄好！
祝一切如意！
晓声
8 致蒋子龙——关于才情
子龙兄：
深谢在津受到的诚挚款待，回厂翌日深夜，便匆匆去了江西。我是北影编剧，即或“遵命文学”，难免也搞搞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怎么写，还是要取决于生活本质的启示，虽遵命不唯命。
每到天津，总乐于见你一面，乃因我心目中的你，是文坛的“一条汉子”。中国文坛，倘能总体上有些出息，依赖老的中的少的一批人独立者倔倔昂昂的存在，不附炎趋势，不见风转舵，不搞“青红帮”，不赶时髦，不人为地制造热闹，不立什么山头，不争当什么盟主，不党同伐异，不吹吹拍拍……否则，只怕“出息”不过是“出戏”罢了！
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故与其他方面相比，我更看重一个作家的独立人格。在这独立的人格之上，才能建树作品的独立风格，或曰风骨。至于才情，那是狼狗和猎狗之间的区别。当然，倘属叭儿狗、板凳狗、观赏狗、供人戏玩的小膝犬之类，是种的不同，也就不能作横向比较。
“才情”二字，是我近来对自己创作进行全面反省的一个思考。
真正有才情的人，是不屑于表现出什么有才情的样子的。信不？不信，便留意观察你周围的人罢！
居电影圈内，见识的就不算少。真正有才情的演员，也大抵是不摆出什么演员架势的。倒是那三流四流未入流的，你瞧瞧他们或她们吧，不知该怎么“脋饬”自己了！或花枝招展，或油头粉面，或故作风流倜傥，或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在亮相，一颦一笑也要挤眉弄眼，叫人受不了。生怕别人看不出他或她是演员，生怕别人不将他或她当大演员看待，生怕别人将他或她看俗了，不晓得他或她肚子里装着多少才情呢，恨不得一股脑儿当面呕吐出来让你瞧，极不“卫生”的意识。即使某些有真才情的演员，镜头前也常难免产生表现“自己”一下的欲念，而这时就“过戏”了。
对于作家，道理亦如此。作家，固然须有文学方面的才情。毋庸讳言，有三分才情，就是三分才情，千万别装出有五分的样子。装出来的那二分，塞到作品中，可能会蒙住中学生。但稍有修养的读者，会一眼便看出来的。被读者看出，读者就腻味这一套了。有五分才情，更不要装出有十分的样子。读者的眼睛还是非常之厉害的，一篇作品，其中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浮华，哪些是虚妄，不大能骗得过他们。有五分而充十分，是“半瓶醋，乱逛荡”。
我想，作家有时极容易被“才情”二字所误所累，反而写不出真正算得上好的作品了。
“最高技巧，是无技巧境界。”巴金老的这一句话，金玉良言。
技巧也罢，才情也罢，在我看来，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是真。没这个“真”字，作家笔下的一切文学便没了魂。没魂的文学，也便谈不上朝什么境界提高。“为赋新词强说愁”，该是作家一大忌，也是毛病。
读巴金老《随想录》，朴实无华，宛如与人促膝倾谈，那真是一种享受，思想、精神和灵魂的享受。
作家们愈到晚年，文风往往愈加变得朴实无华。这好像是一条规律。朴实无华的美于文学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我尤其喜爱这样的作品。
我自己就曾有过那种拙劣地显示“才情”的坏毛病。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暴露得突出。有人给我统计了一下，引用西方神话典故达17次之多。老天爷！一个短篇，“才情”泛滥若此，活活气死江郎。
作家恐怕天生地应该是那样一类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鲁迅弃医从文，原以为靠一支笔能扬弃国民的精神，后来连他自己也明知那是难于实现的了。然而他却并没有丢了笔再去当大夫。先生如若也像今日某些作家一样实际，我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和《狂人日记》可读了。《阿Ｑ正传》不朽，阿Ｑ的子孙们还在，而鲁迅先生却不在了。
我想，在某些很实际的考虑中，作家丢掉的是直面人生的勇气、批判的勇气、为我们的时代的文明和进步大声疾呼的勇气，尽管有着崭新的、据说是高层次的纯文学的理论钟爱着，究其实质，恐怕不过是维护心理平衡的自圆其说。身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那纯得很纯很纯的文学，我不知为何物。而实际的文坛上，不会翻出怎样了不起的种种花样，当然也出不了大作家，充其量各自仅能脑袋上顶起个作家的桂冠罢了。倘某一天，文学纯到了作家写给作家们或评家们看的份儿上，层次是高得无法再高了，文学也就连根拔起，成为作家或评论家客厅里的盆景了……
《文艺报》上曾有一则消息报道：某大学当代文学研究室一研究生认为，目前根本无须回避文学亦是游戏的问题。这又是什么层次的理论呢？超高层次？我的作品当然是不值得此君研究的。因我写得很苦，从没有在做游戏的轻松和好心境。此君何以会从目前的中国之那些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社会的心理因素分析出中国文学该当游戏的这个“目前”，不得而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这块贫困的躁动的沉瘰的痛苦的贫血的土地上，何以竟孕育出这么一种贵族式的闺阁心态？也许传世的文学当真应是专为她一类人而写的？那么宁肯自己的作品速朽。
但愿不至于应了陆文夫的一句话——文学若游戏于人间，人间也就只有当它是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