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青
我学琵琶八年，教琵琶七年。从中专到本科与同代学子没什么两样，主要是循序渐进苦练技巧，老师按通用教材教学，对琵琶和古今名曲的历史、特性、神韵、内涵等，只是画龙点睛式地作点讲解启发。如今我当老师了，也是照猫画虎，现炒现卖，谈不上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能比老师还要逊色一些，传统器乐教学历来如此，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及至为进一步提高演奏教学水平，涉猎了一些名家大师有关琵琶的讲座论著和历代史籍中关于琵琶的记述，越看越觉得作为中华民族弹拨乐器之魂的琵琶艺术太博大精深了；越学越觉得自己对琵琶的认识太浮浅了；也越来越觉得民族器乐和西洋器乐的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更应注意文化知识和艺术素质的修养。目前的教学方法有待改进，把琵琶当柳琴、吉他一样弹，博大精深的琵琶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就会成为急功近利、纸上谈兵了。
琵琶作为华夏民族乐器宝库中的一种独具风格特色的乐器，在历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是一种流传广泛、技精艺深、雅俗共赏、实用性很强的乐器。琵琶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继承发展及教学研究等领域中，也是一件备受赞赏关注，为各种艺术形式和传统民俗青睐看重的乐器，歌、舞、乐、曲艺、戏曲、独奏、重奏、弦索、丝竹、大型民族乐团都少不了它。生活在贵州、广西、湖南三省交汇处的深山狭谷中的侗族，琵琶和“琵琶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的象征，传衍了一千余年，与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游方、下田、赶集、谈情、对话等，都离不开琵琶。小巧的四弦琵琶伴奏的琵琶歌成为他们交流思想的一种手段，用镌空的丈余大树制成的巨型琵琶是家族的珍器，节日庆典抬到坝子中央由几个老人围着大琵琶边弹边舞，同寨男女穿着华丽多彩的民族服装，中年人围成一堆唱着多声部的琵琶歌，青年男女手执小琵琶围着篝火边弹边唱边舞。如此盛大的琵琶乐舞堪称独一无二，世界之最。它和古籍乐志中对阮籍、苏柢婆、李龟年、曹妙达、段善本、康昆仑、裴兴奴、张隐耸等琵琶演奏家的神韵超艺的描绘，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千古绝唱《琵琶行》中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弹奏琵琶技艺和内涵的出神入化的叙写，以及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的飞天造型等一样，可以引起我们对琵琶这个民族乐器中的天之骄子的艺术魅力的无限遐想，增强我们对琵琶这个上达阳春白雪，下至下里巴人，大俗大雅，可雅可俗，雅俗共赏，广泛使用的民族弹拨乐器的技艺神韵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丰富自己的知识素养，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
从秦代给两面蒙皮的鼗鼓（卜郎鼓）加颈张弦，变成左手抱握，右手拨弹的“秦汉子”始，一种便于携带弹奏的轻便乐器———直颈琵琶就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汉时由吴中楚地传入中原的融歌舞乐为一体的清商乐舞，其伴奏乐器就有直颈五弦的圆形琵琶，因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善弹此器，因而又名“阮咸”。汉代在宫廷和上层社会盛传的直颈圆形五弦琵琶有两种别名，由北方游牧民族马上所鼓的像其声叫“枇杷”，吴中楚地传入中原因阮籍善弹而冠名为“阮咸”。小时候听爷爷讲笑话说，从前有个教书先生给学生出作文题为“琵琶结子”，学生没法作，拿回家去问父亲，其父写了四句诗让他拿去交卷，“枇杷不是此琵琶，想是先生落笔差。若是琵琶能结子，定教喇叭也开花。”看来他们二人都对此不甚了了，把同音的乐器名和植物混搞混了，才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南北朝时诸侯国混战，出现了南北文化大交流的局面，为隋唐宫廷所备的九部乐、十部乐打下了基础，曲颈梨形、张四弦或五弦的两种横抱或斜抱的琵琶由西域传入中原，与直颈圆形的“枇杷”“阮咸”一样都是无品无相，铜制、木制的混在一起使用。唐代宫廷乐师博采众长，在木制梨形音箱的面板两侧开出月牙形音孔，并将琴颈伸长，在四弦下面贴上12~20个音柱（日本正仓院藏的唐阮为14柱，法国博物馆所藏莫高窟琵琶绘谱有20个弦柱的谱字）。唐代不只改革确定了琵琶的形制，并经众多的演奏家之手，在琵琶的演奏技法和打谱上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右手的弹、挑、摭、扫等，左手的推、拉、吟、揉等，以及琵琶专用的“燕乐半字谱”，由唐及宋已基本形成。
近现代南北各派琵琶演奏家人才辈出，技艺超群，扬荫浏、曹安和、刘天华、林石城、孙裕德、卫仲乐和“浦东派”“平湖派”“崇明派”“无锡派”“京津派”的名家传人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在继承历代演奏艺术的基础上，将琵琶形制改为六相二十四品，整理编译了《敦煌琵琶谱》《番假崇》（唐传日本天平遗谱）《五弦谱》《一秦子琵琶谱》《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南北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瀛州古调》《养正轩琵琶谱》等大量唐代以来的琵琶传谱，整理、改编、创作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夕阳箫鼓》《汉宫秋月》《塞上曲》《月儿高》《青莲乐府》《飞花点翠》《春江花月夜》《阳春古曲》《灯月交辉》《水龙吟》《龙船》《改进操》《歌舞引》《大浪淘沙》《昭君出塞》《浏阳河》《彝族舞曲》等大批经典名曲，并用中、大型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协助，为琵琶艺术进一步繁荣发展，走出国门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在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攻击下充分暴露出来，少数对民族文化的整体优势产生误解或丧失信心者，藐视民族文化传统，把欧洲发达国家的音乐文化奉为金科玉律，在音乐教育方面主张单一的欧化体制，取消或排斥中国传统音乐和乐教。但大多数有识之士，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正确方针，在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建设方面做出了成绩。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和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下“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轻视民族音乐文化传统，用外国的代替或改造华夏民族音乐的潮流时有泛起，其中模仿国外酒吧歌厅流行音乐，把琵琶当吉他、曼多林、班鸠琴用，搞所谓的电声琵琶、琵琶弹唱等现象，虽在琵琶现代化、大众化、商业化方面迎合了一些所谓的时代潮流和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但对民族乐器的继承发展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并不反对琵琶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成为既能充分表现民族特点风格，又能演奏世界各国名曲和民族音乐，发展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的民族地域文化和琵琶艺术，但千万不能忽视或丢弃中华民族音乐的特性和琵琶独有的风格和传统。
古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说明了中国的吹管和拉弦乐器及其乐曲，大都与歌唱人声有密切关系。唯独古琴和琵琶是纯器乐性乐器，它们很早就摆脱了专司伴奏的地位，发展成独立表现乐思和传递内心感情的独奏乐器。而且在三分损益律的基础上更多体现了纯律的特点，形成了一整套丰富多彩的独特技巧和手法，成为其他乐器无法替代和模仿的韵味和特色。
欧洲传统音乐体制是把乐音提纯为具有绝对高的音，并在调性、旋法、节奏等方面形成严谨、均衡和规范化的各种体系，反映在审美观念上，西方人习惯于采用各种手段把音乐具象化、逼真化，并形成各种量的分解与精确的对比变化去表达各种情绪和感情，而且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乐谱和严格地依谱演奏体现出来。而中国的音乐是靠“天人感应”“天人和一”的传统观念，把人性和自然统一起来，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天地间的一切声音都可以为我所用，除乐音外绝不排斥各种不协合音、噪音和微分音都可以用来表达人对大千世界的体验和感悟。尤其是纯器乐的琵琶，它就是靠这种体验和感悟才能弹好的乐器。“转轴拨弦两三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的这些深切形象的描绘已经把琵琶的高超技艺与独到的表现手法一览无遗了，甚至连停顿也饱含着感情。至于《龙船》中“挑”“扣”等手法表现锣鼓声，《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中用左用绞弦加右手轮指表现刀枪剑戟交相磕碰和人声聒噪，用连续的不协和音块表现擂鼓助战的情景等丰富多彩的技法，更是无法一一列举。而这一切在谱上是无法标记的，也是西洋乐器无法表现的。难怪外国人说中国音乐中的音是“弯曲的、滑动的、抓不住的”，是什么都能表现的“魔音”，中国的传统音乐是“天籁”，从印象派开始到现代派，都千方百计地想从中国音乐的天籁神韵中，寻觅新的音源和表现手法。
学中国音乐难，学琵琶演奏更难，没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没有丰富的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鉴赏能力，是学不好也教不好，更谈不上成为琵琶演奏家和琵琶艺术大师的。前辈人常说：“艺海无涯苦作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关于琵琶的话题写了几千年也写不完，讲了几千年也讲不完，我作为一个刚被师父领进门的学徒，也只能在琵琶艺术的汪洋大海中挹取几滴水珠，谈些自己在边教边学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并以此求教于前辈和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