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一定要追求利益；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要追求利润。这几乎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如要进一步问一下：企业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利润，其中有哪些决定因素和诱发因素；作为和谐企业的目标，又该如何追求利润；企业追求的利润目标能否用指标体系来表述；当前，企业在追求利益目标中可分为几种类型，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作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还不多，而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章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利益论的基本概念与由来
（一）企业与企业的演变
1.企业的含义企业的基本概念是：拥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以及一定数量的资本、设施和从业人员，实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享有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
企业的社会经济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由资本家创办，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由资本家占有和支配，这就称为资本主义企业。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进入垄断阶段，出现了垄断性企业。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之间再没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了。
第一章企业利益目标与全面利益论企业利益论市场经济在其数百年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至19世纪，逐步形成了三种基本的企业制度，即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法人）制企业。个人业主制企业，亦即个体企业。这种企业由业主个人出资兴办，由业主直接经营，业主享有企业的全部经营所得，同时对企业的债务负有全部责任。合伙制企业，是指由两个以上的个人联合投资、共同经营的企业。合伙人分享企业所得，也共同承担企业亏损责任。公司制企业，分为无限责任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大类。所谓无限责任公司，其基础实际上是一种合伙制，只不过采用公司制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在英美称为封闭公司或私人公司。它是由两个以上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行为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另一种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在英美称为公开公司或公众公司。它是指注册资本、股东人数等达到法定要求，股东认购一定数额的股份后，余下股票或定向募集，或向社会公开募集。
虚拟企业是20世纪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形式，引起学者注意并进行专门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事。虚拟企业与实体企业不同。它没有固定场所、固定产品、固定资本、固定规模，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随机性大，流动性也大。组建一个虚拟企业，要求参与方有明确的组建目标和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参与方不改变原来的法人属性，也不改变原来的生产与经营，完全是另组一个新的“企业”。虚拟企业的组合方式，主要有外包加工、组建作业中心、关键资源的整合和虚拟销售网络等形式。
2.中国“企业”的变化根据企业的定义或者说本质特征，中国的国有经济单位，要在党的十四大以后，才开始逐渐成为真正的企业。在这之前，特别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仅是名义上的企业而已。但为了叙述方便，也把它放在企业的层次上来研究。
从建国后到1976年，是中国企业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的变化，又可分为两个时期。1949—1956年，中国存在着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相应地就存在着五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除国有企业外，其他四类企业虽然在商品价格、原材料采购、销售形式等方面要受国家一定的计划支配，但在其他方面基本上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计划经济范围不断扩大，市场经济范围相应地不断缩小。到1966年进入“文革”以后，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国有经济主宰一切，私营经济不再存在，个体经济仅留了一点“老弱残兵”。这时的“企业”实际上已只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了。它们失去了企业应有的一切本质特征，成了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是中国企业的第二阶段。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乡镇企业飞速发展，个体企业蒸蒸日上，私营企业开始起步。第二时期，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乡镇企业、个体企业进一步得到发展，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也跟着飞速发展起来。第三时期，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理论高度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确立之后，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得以蓬勃发展；国有企业，除了国家需要直接控制的以外，其他都被要求进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体制。
1992年之后，中国企业就进入第三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
（二）企业利益的多角度从企业利益来看，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1）企业的经济利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所争取的一切，也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首先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计算企业经济利益的方法很多，最根本的计算原理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投入＞产出=负利益，投入=产出=零利益，投入＜产出=正利益。
按生产经营的具体要求划分，企业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①从实体上看，分为个别产品的经济利益、中间产品的经济利益和最终产品的经济利益。②从生产过程上看，分为准备领域、生产领域、销售领域。哪个领域的投入小于产出，那个领域就获得了经济利益。③从企业整体上看，主要分析四大状况：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运行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④从时间上看，分为企业的近期经济利益、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经济利益。⑤从法律上看，分为合法经济利益和非法经济利益。企业要争取的应当是合法的经济利益。
（2）企业的政治利益。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政治利益的形成、运行和发展总是与政治权力的取得、分配、转移和交换相联系，亦即有了政治权力，就有了一定的政治利益。有了政治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又能转化为经济利益。这就促使某些企业千方百计地要求走上政治舞台。政治利益的表现形式极为复杂，本书要研究的当然主要是正当的政治利益。
（3）企业的文化利益。这是个外延无比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现为教育利益、科学技术利益、文学艺术利益、体育事业利益、新闻出版利益等等。从广义上说，可以把一切有别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其他利益统列为文化利益。从当前企业的要求来看，主要是对企业的升级、品牌评选、形象宣传等方面的利益最为关切。
（三）企业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益论1.“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问世从理论高度对企业利益关系进行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英等国，从对奉行“股东至上”理念的质疑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由此出发，促使美国许多州在20世纪80年代末，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修改公司法，从而促进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实践的深化。
从现有的国外文献来看，最早提出“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是在1963年。当时，美国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小组从非常狭义的角度考察了利益相关者，给出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这种划分方法被称为“单一标准划分法”。1984年，弗里曼（Freeman）在其代表著作“Strategic Management：AStakeholder Approach”中，超出“是否影响企业生存”的狭义范围，认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该定义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群体都纳入了利益相关者的范畴。
根据国外较有影响的论述，按其划分标准由简单到复杂的排列顺序，列表如下：以单一标准或多重标准进行的划分划分标准分类研究者时间群体是否对企业生存有影响（狭义）利益相关者非利益相关者斯坦福研究院1963影响企业目标或被企业目标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广义）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竞争者、恐怖主义者、植被等弗里曼1984与企业是否存在交易性合同关系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参与型利益相关者弗里曼和伊凡等1990目前是否与企业有实质关系现实的利益相关者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斯达瑞克1994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承担的风险种类自愿利益相关者非自愿利益相关者群体与企业联系的紧密性首要的利益相关者次要的利益相关者克拉克森1994与企业发生联系的社会性与紧密性首要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次要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首要的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次要的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威勒1998资料来源：蒋伏心、李家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综述与启示”，《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2期。此后，美国学者米切尔（Mitchell）从企业利益相关者所必需的属性出发，对可能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根据分值的高低确定某一个人或者群体是不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是哪一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他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可能具有三个属性：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要成为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至少要符合上述一条属性。安格、米切尔和索尼费尔德根据米切尔建立的上述属性累积评分方法，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企业股东、企业雇员、顾客、政府机构和社区等五大类。
我国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不过10多年时间，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企业利益论的研究对象以企业为主体、以利益为目标、以关系为纽带，从企业利益目标出发，抓住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等利益关系进行剖析，梳理现状、揭示矛盾、提出治理的措施，即是本书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对企业利益目标的研究中，不仅要研究企业利益目标的决定因素，而且还要研究影响企业利益目标的诱发因素，积极探索企业利益目标的指标体系构成和当前企业利益目标中的三种类型，即和谐型利益目标、摩擦型利益目标和对立型利益目标，分析它们形成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措施。
在对企业内部利益关系的研究中，把正确处理所有者与经营者、所有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劳动者的三大利益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其中又把正确处理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不仅能理顺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而且有利于处理好外部各方的利益关系。
在对企业与企业的利益关系研究中，把解决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把解决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研究的归宿，把解决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研究的中间环节，力求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在对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关系研究中，将自始至终主攻“职、责”二字。“职”者，怎样使企业与政府各司其职。“责”者，怎样使政府真正做到对企业尽心尽责，成为名副其实的责任政府；企业怎样做到对消费者负责、对职工负责、对客户负责、对政府和社会负责，成为一个责任企业。
二、企业追求利益目标的决定因素企业追求的利益目标是多元的，既有经济利益目标，也有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目标，但经济利益目标是首选。从经济利益目标来说，决定企业目标的主要有下列三大因素。
（一）资本的本性是内在决定因素“水有源，树有根”，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目标也是有根源的，资本就是它的首要决定因素。货币一旦转化为资本后，它有一个本性，就是要不断运动，在不断运动中不断地创造剩余价值。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强。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生产剩余价值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延长劳动时间，生产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降低劳动力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
延长劳动时间，这是企业获取绝对剩余价值最普遍、最方便的做法。据报道，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组织专家评估组对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首批10家试点企业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表明，这10家企业普遍存在违规加班现象，多数企业员工每天工作超过13个小时，晚上加班4—5个小时，每周工作时数达83—90个小时。按理，企业延长员工工作时间，应当按照相应标准支付高于员工工资的加班费，可是有的企业并未按劳动法规定支付，有的企业虽然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但总加班时间仍超出法律允许的加班时间上限。
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途径很多：
（1）少增、不增，甚至降低工资，直接降低劳动力价值。据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连续12年来的6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非公有制企业刚刚起步，当时国有企业还处于强势地位，国企的工资水平是非公有制企业雇工工资的参照线，为了吸引人才，非公有制企业甚至付出比国企更高的工资。但是，随着国企形势的变化，非公企业不再以国企工资为参照线，雇工的工资也就进入低潮，2001年以来，甚至出现绝对下降的现象。
（2）少参加或不参加社会保险，相应降低劳动力价值。据2004年调查，非公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比率很低，医疗保险为8%，养老保险为18%，失业保险仅为1%。具体情况。
（3）不改善劳动条件，相对降低劳动力价值。有相当多的企业劳动保护资金投入不足，生产设备简陋，工艺落后，缺乏必要的防护设施。尤其是采掘业、纺织业、机械加工业、化工业中的一些企业，工作环境恶劣，工人常年在高温、粉尘、噪声、有毒、有害的环境中工作，给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二）市场的竞争是外在决定因素市场经济也称作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竞争的规律是优胜劣汰。通过部门内的竞争，使个别企业获得超额利润；通过部门间的竞争，使个别企业获得联合、兼并的优势，向生产经营的上下游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
据第六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1）资本规模继续扩大。2003年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达117.47万元，比2001年增长24.16%。注册资本500元—1000万元的有84620户；1000万元以上的有51830户，注册资本亿元以上的有1156户，比2002年同期增加498户。企业资本规模中位数比2002年调查时上升了20%。（2）私营企业之间分化加快。据调查，按2003年底企业资本规模的量级划分为四个“亚层”：第一，小企业主，企业资本规模在100万元以下；第二，中等企业主，资本规模为100万元—1000万元；第三，大企业主，资本规模为1000元—1亿元；第四，特大企业主，企业资本规模在亿元以上。亿元富翁企业主与小企业主平均资本相差近400倍，千万富翁与小企业主也要相差近60倍。
（三）“经纪人”的特点是“人格化”的决定因素有人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社会，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由此得出资本主义永恒的结论，这种假设是错误的。但如果有人一旦由“社会人”转变为“经济人”，亦即成为资本的人格化后，那确实是自私自利的了。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纵观中国企业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史，有自私自利思想的业主不一定做违法乱纪的事；但如不对这种思想予克制，跨过一步就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给国家、给社会、给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以史为鉴，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教训、揭露这方面的罪恶，是很有必要的。
1.为了赚黑心钱，矿主的心比煤还黑近年来，打开收音机，经常可以听到发生煤矿事故的不幸事件。矿难因何如此频繁？从2006年5月18日发生在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的特大透水事故就可知其一斑。事故发生时，井下有矿工266人，其中210人在事故发生后几小时内艰难逃生，却有56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据事后调查，不少矿工反映，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过安全培训，也不清楚井下的危险。矿工最基本的防护用品都要自己花钱购买，更别说工伤保险了，一分钱都没缴过。炸矿用的炸药、雷管等工具也全由矿工自己购买、自己保管，随便乱堆乱放，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安全隐患。自救器数量严重不足，仅有的80个都已过期失效，而唯一的一台瓦斯监测器却不过是摆设。在事故发生前的5月15日，井下已有透水征兆。矿主李付元等下井查看后，对工人们说“没事”，要求堵住出水眼继续生产。一些有经验的矿工不愿下井干活，包工头就强迫工人下井，说谁不下井，就罚500元钱。这样的矿主，真可称之为“盘剥工人的吸血鬼，草菅人命的豺狼”。
2.为了多赚钱，千方百计打通与官员勾结的渠道从近几年中央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省部级官员违纪案件来看，相当一批官员腐化堕落的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私营企业从中作祟。有些利欲熏心的私营企业主，把拉拢腐蚀官员、搞钱权交易作为发家暴富的捷径。以1998—2003年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为例：6年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为109件。在其中的74件经济类案件中，涉及私人企业的有36件，占48.65%；在27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实际上，在其他级别官员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经济类案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私营企业与官员勾结的权钱腐败联盟有两个特点：一是以获取巨大利益为目的，共同对社会和国家财富进行疯狂侵占和掠夺。如上海滩上号称“公路大王”的张荣坤，2002年初以32亿元人民币收购上海城投持有的上海路桥99.35%的股权，从而取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2003年，他又花50亿元获得嘉金高速公路25年的经营权；2004年，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张是董事长）出资5.88亿元，收购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20%的股权，获得30年的经营权。这些钱不是来自他的口袋，而是来自官员们的庇护。其中，60%左右来自银行贷款，30%左右来自上海市的社保基金，其余10%左右则来自对上海电气的重组投资。二是常用“红帽子”欺骗人。张荣坤头上的“红帽子”就有“上海市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等。对于这种戴着“红帽子”的利欲熏心者，人们应该特别予以注意。
三、企业追求利益目标的诱发因素资本、市场、经济人这三个决定因素对企业追求利益目标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的，而诱发因素则是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起作用。影响企业追求利益目标的诱发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超额利润是诱发的基本因素超额利润是指由商品的个别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所构成的利润，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资本的流动是自由的，哪个产品或行业的利润高，资本就流向那个产品或行业；只有当各个行业的利润率都差不多了，资本才会相对稳定下来，各行业的企业大体上获得平均利润。
自2001年以来，全国房产市场因何会那么火爆？原因就在于它有远远高于其他产品或行业的高额利润，亦即超额利润。一位在2002年摇身变为房地产商的前包工头，这样解释了他的职业转换：建筑业的利润率在15%左右，而房地产业的利润率在100%—200%。如果说这是个别情况的话，那么福州市物价局对该市商品房成本的调查结果应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据测算，福州市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为50%，最低的约20%，最高的超过90%。这样高的利润率，怎不使许多企业趋之若鹜？
（二）优惠政策是诱发的偶然因素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政策的倾斜与松紧会对每个产业、行业和企业产生极大的调节作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产品的政策有优惠，企业就会向哪方面前进。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吸引下，全球许多国家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争享优惠政策下的利益。直接对外资企业产生诱发作用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1984年1月31日，中国海关总署、财政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布《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和征免税的规定》，通过进出口税的优惠，鼓励外国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来中国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1984年11月1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经济特区内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规定对从事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林业、牧业等生产性行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外资企业，经企业申请、特区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这就是著名的“二免三减半”。
1990年9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发布《关于上海浦东新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除了沿继“二免三减半”等优惠税收政策外，对于从事机场、港口、铁路、电站等能源、交通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限在15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俗称“五免五减半”。
在这样的优惠政策指引下，许多国家的公司、企业和个人纷纷前来中国，获取“优惠利益”。
（三）比较优势是诱发的条件因素一国之内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都会引起企业转移资本或投资的兴趣。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外企进入中国，除了争享政策优惠利益之外，就是为了争享比较利益。近几年来，外资进军中国经济型酒店业就是一例。
经济型酒店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以提供“床+早餐”为核心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星级酒店的价格居高不下，而低档招待所设施陈旧，因此，经济型酒店正好满足了广大中档次消费者的需要。自如家快捷酒店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之后，中国的经济型酒店成了外资追捧的首选。美国风险投资基金与广东今日投资有限公司于2005年在深圳组建“7天”连锁酒店集团，至2006年11月，已在广州、深圳、东莞、北京、长沙、无锡等中心城市开办近20家“7天”酒店；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私人股权基金之一的华平投资，在国外有高达10亿美元的酒店公寓投资，最近投资“7天”酒店，分享比较利益。
外资因何看好中国的经济型酒店？据美国酒店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型酒店约占美国酒店市场份额的70%，但中国的这一比例尚不足10%。巨大的发展空间成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比较利益之一。2006年10月26日，如家快捷酒店成功登陆纳斯达克，融资金额达1.02亿美元，以超过30倍的超额认购完成招股。这是一块何等巨大的蛋糕，此乃是比较利益之二。中国正在进入小康社会，中档消费群正在茁壮成长，其中蕴涵着极大的商机，此乃是比较利益之三。中国对外开放有如此多的优惠，即使所得税内外统一，也还有土地、劳动力等廉价生产要素的优势，此乃是比较利益之四。为了追求这四大比较利益，外资如醉如痴地涌向中国，就成了必然的事。
（四）约束真空是诱发的“机会”因素政治领域出现约束真空，会引发“权力寻租”；经济领域出现约束真空，则会引发“机会寻租”。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大办辅业、发展辅业就是这种“机会寻租”的一例。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指出：“在不改变企业所有制形式，不改变隶属关系，不改变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企业有权参与或组织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经营；有权择优选点，组织生产协作或扩散产品。”这可以说是为国有企业进行辅业生产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4年9月11日，国务院批准发布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进一步“鼓励企业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规定》中说：“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自己的优势，发展多种产品，进行多种经营；可以进行产品的延伸、服务的延伸。”又说：“企业的工具、机修车间以及车队、仓库、俱乐部、医院、食堂、幼儿园等服务部门，都可以向社会开放，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在上述文件的鼓励下，国有企业纷纷办起了辅业。国务院提倡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目的是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企业在开始经营的时候，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但到后来，随着辅业利益的获得和利润的自由支配，逐步脱离了这一原则，甚至出现了轻主业、重辅业的情况。
辅业在开始生产经营的一个时期内，因何会兴旺发达、效益不差？主要原因有五点：①厂房、设备、劳动力等一切生产要素全由母公司（企业）亦即国家无偿提供；②进入辅业生产的原有干部和工人的工资由母公司（企业）支付；③生产任务或服务消费由母公司（企业）优惠提供或保证；④生产、销售中的费用能进入母公司（企业）的，统统进入母公司（企业）报销；⑤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生产正常、效益尚好，母公司（企业）的阳光普照于子公司、孙公司。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外私人资本的进入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生产任务不足，经济效益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严重亏损。母公司（企业）不行了，导致辅业处于一片萧条，成了母公司（企业）的一个沉重的包袱，实际上也是成了国家的一个沉重的包袱。从2002年开始，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国资委都把主辅分离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企能不能办辅业？当不能简单断言。但像20世纪80年代这样办辅业，肯定是一个失误。失误在哪里？在于“约束真空”。首先是创办条件没有约束。其次是投入的生产要素没有约束。作为国家资本的投入，应当计算投资回报，而那时却丝毫没有提到。再次是利润分配没有约束，使不少企业辅业生产的利润成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小金库”。最后是产权关系没有约束，虽说是国家投资，实际上却游离于国家统管之外，而且是子公司延伸的层级越多，脱离国家管理的距离就越远。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办辅业，不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而是为了寻租，只不过不是“权力寻租”，而是“机会寻租”罢了。
四、企业应是全面利益追求者企业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什么，该不该是利润最大化？这是一个颇有争议而又富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企业不该追求利润最大化，难道要追求利润最小化吗？！这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利润的“最大化”与“最小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不是说追求20%以上的利润率是最大化，追求10%以下的利润率就是最小化。科学的含义应是在一定条件下，如果企业能达到力所能及的最大目标，那么，即使只实现5%的利润率，也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此观点成立，那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然的要求。当然，这里说的利润最大化，不是传统的、片面的最大化，而是现代的、全面的最大化。何谓“全面”的利益最大化？这既需要在比较中分析，更需要有科学的衡量指标。
（一）企业内部的衡量指标作为全面利益目标，从企业内部考察，最主要涉及四方面的关系，即是劳动关系、生产环境、管理制度和成果分享。相应地，制定企业内部利益目标的指标体系，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稳定的劳动关系劳动者是诸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企业要能顺利而如期地实现利益目标，必须以稳定的劳动关系为基础。那么何谓稳定的劳动关系？主要看以下三个指标：
一是劳动者的年流动比例。除了劳动者自然死亡和退休以外，一般而言，年流动率在3%左右为正常；5%—8%为波动，需要引起注意；10%以上为失常，需认真总结教训；1%以下为凝固，不利于吐故纳新，同样需要进行总结。
二是劳资纠纷发生率。在一般情况下，以1000人左右职工的企业为例：劳资纠纷年发生率在5次以下（每次在5人以下）的，为基本稳定的劳动关系；5—10次为有波动的劳资关系；10次以上且参与人数合计超过20%为对立的劳资关系，必将影响企业利益目标的实现。
三是劳资关系诉讼率。对簿公堂是劳资矛盾激化的表现，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很大，每家企业都应防微杜渐，力求避免发生。凡是能引起部分职工（如一个车间或分厂）或全企业职工共鸣，或者影响到这些职工切身利益的诉讼，一年发生一次，就是严重事件。虽有诉讼，但不影响全局的为轻微事件。
2.良好的生产环境生产环境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如何、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企业利益目标的能否实现。何谓良好的生产环境？主要看以下三个指标：
一是安全事故发生率。以轻纺工业来说，衡量安全事故发生率的主要指标是：受伤（指表皮破损）发生率百分之一以下，伤残（指伤及骨部）发生率在万分之一以下，死亡发生率在百万分之一以下，为轻微事故；上述指标数增加1倍为严重事故；在严重事故指标数上增加1倍为恶性事故。重化工业和采掘工业需视不同产品和生产场所而定，一般可分为四类：无事故、轻微事故、严重事故和恶性事故。良好的生产环境，安全事故应保持在轻微事故以下。
二是职业病发生率。统计职业病的发生率，应以直接面对有毒、有害生产环境的职工为范围。一般的分类是：职业病发生率在2%以下为“轻微”；3%—5%为“中度”；5%—10%为“严重”；10%以上为“恶性”。
三是生态环境破坏率。保护生态环境，企业就应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淘汰污染严重的生产工艺和设施，对废气、废水和废渣等“三废”按国家规定进行处理。“三废”处理全部达标，为无破坏率；“三废”处理达标2/3，为轻微破坏率；“三废”处理达标1/3，为严重破坏率；“三废”未经处理就排放，为恶性破坏率。
3.科学的管理制度何谓科学的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指标上：
一是自觉性的管理制度。企业管理制度视员工们的执行自觉性程度，可分为三种类型：90%以上自觉执行的，可称之为自觉性的管理制度；60%以上自觉执行的，可称之为次自觉性的管理制度；50%以上职工有对立情绪的，则是非自觉性的管理制度。
二是人性化的劳动制度。这里所说的“人性化”，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有利于减轻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第二，有利于消除劳动者对劳动的恐惧和不安；第三，有利于调动劳动者自觉劳动的积极性。
三是科学性的奖惩制度。企业有一套完整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每个员工的薪酬真正与其职责、贡献挂钩。每一项约束措施都是由受约束对象共同讨论制定。在奖惩面前，不论职位高低、关系亲疏、工作时间长短，坚持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一个好的奖惩制度，员工满意度应在80%以上，否则就谈不上科学性。
4.合理的成果分享这里所说的“合理的成果分享”，是指下列几种情况：
——在企业经营困难或亏损的情况下，保证职工能获取社会平均最低薪酬水平。当企业发生困难或出现亏损的时候，员工虽然也要分担一定的困难，而企业主应是主要承担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以裁员为解困的主要措施，而保证员工能获得社会平均最低薪酬。
——在企业微利的情况下，保证职工能获得社会平均中等水平的薪酬。企业盈利是企业员工辛勤劳动的结果。企业主应该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员工共享，或是采用加薪的形式，或是以奖金或福利等形式，绝不能有利而不共享。
——在企业高利的情况下，保证职工在获取社会平均薪酬水平外，还能在超额利润中分享一部分成果。其分享额在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超额利润的10%。
（二）企业之间的衡量指标有人说，“市场如战场”，企业之间的利益目标是此长彼消，水火不容；有人说，“市场是商场”，企业之间的利益目标虽有不同，但企业之间不一定是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取得双赢。两种意见谁是谁非？其实是都有“是”，又都有“非”。如能正确处理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企业通过竞争，可以取得双赢；但如处理不当，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你死我活，不是两败俱伤，就是一胜一败。
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怎样才算正确处理，主要看下列四个指标。
1.良好的信用记录市场经济亦称“信用经济”，因为只有企业守信，市场才能有序运行，企业也才能有效生产经营。涉及企业之间信用关系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合同问题。严格按经济合同的条约办事，这是守信的表现，否则就是违信违约。二是信贷合同问题。信贷合同主要发生在工商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正确处理与金融企业的关系，就必须有借有还，按时还贷，否则就是失信。三是债务合同问题。由于企业之间生产经营的不平衡性，相互发生一些债权、债务是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就要按约定妥善处理。四是投资合同问题。企业之间相互投资参股，或是收购控股，或是相互投资新办企业，都要签订投资合同，签订了就必须严格按合同办理。检验企业有否良好信用记录，可以年为单位，按违约发生率加以计算：凡一年内未发生违约的，即为A级信用；违约率在10%以下的为B级信用；违约率在20%以下的为C级信用；违约率在30%以上的即为违约户，无信用可言了。
2.合理的利润让渡研究利润分配亦即利润让渡问题，首先应该分析利润产生的原因：如果利润来自某一项创造发明、某个工艺的革新改造、某一类材质的改进或管理制度的创新等，那就应坚持谁创造、谁享有的原则；如果利润是来源于成熟产品的正常生产，那就有个利润怎样合理让渡的问题了。让渡当然必须以市场竞争规律为杠杆，在此前提下，按对产品生产经营的贡献率确定让渡的比例。要精确计算贡献率难度极大，甚至不易做到；而按大数法则，对某一产品的生产经营，哪家企业贡献最大、哪家企业贡献最小，供应、生产、销售等各类企业心中是有数的。
3.有效的资源共享企业之间实施资源共享，是节约使用资源的一条重要渠道。构建产业区域、进行产业集群，是便于资源共享的有效组织形式。这项工作的责任在各级政府。从企业来说，要实施资源共享，必须进行“三破”：一破万事不求人的小农思想；二破以邻为壑的闭门政策；三破墨守成规的生产经营方式。衡量资源共享的主要指标是：大型设备利用率，凡低于75%就是属于不合理的；资源集聚使用率，凡在距离在1000米左右的企业间，供气、供电（假定企业自发电）、主要生产设备和工艺等集聚率低于60%的，就是属于不合格。
4.文明的企业竞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何谓文明的企业竞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拓展市场领域的竞争。占领市场或拓展市场，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打击排挤，即采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使用阴谋诡计，把竞争对手打下去、挤出去；另一种叫创新需求，即通过市场调查，了解顾客新的需要，设计、制造一种新的产品，创造一种新的需求，亦即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后一种竞争即为“文明的企业竞争”。
（2）销售商品的竞争。商品能否销售出去，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每家企业必将尽力竞争。而这类竞争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采用虚假广告，或用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以打败竞争对手而取得胜利；另一种是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来赢得顾客，或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从而以低价扩大销路。后一种即为文明的企业竞争。
（3）争夺顾客的竞争。顾客是“财神”，争得了顾客，就是打通了财路。由此，顾客成了企业必争的对象。争夺顾客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用广告欺骗人、用虚价（打折等）引诱人、用有奖销售糊弄人；另一种则是“以顾客为中心”，从产品设计、选材开始，到最后生产完成，都从有利于顾客的购买、使用、保养和维修出发，处处想顾客所想，以培养顾客忠诚度为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后一种即是文明的企业竞争。
（4）关于人才的竞争。在农业社会时期，土地是第一资源；在工业社会时期，资本是第一资源；到了知识社会时期，人才成了第一资源。争夺人才也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用高薪买人才，或是用“离间计”挖人才；另一种是用有效措施吸引人才，或是通过各种渠道精心培育人才。后一种方法，即是在人才方面的文明竞争。
（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衡量指标企业与政府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最基本的组织体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或称政企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诸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两者关系处理得好，双方利益就能和谐地发展和共存；如处理得不好，会使双方利益目标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与政府要正确处理的利益关系，从当前来看，最主要的是看四个“率”。
1.政府职能到位率和企业法制履行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需从“全职、全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来。这里的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切实解决好政资分离问题，解决好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配置问题，彻底根除计划经济下政府“双重角色”的弊病；二是要科学地界定政府职能与企业、社会职能的边界。凡是企业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的，政府应该坚决退出，而把主要精力放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去，特别是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由此，在衡量企业与政府利益目标的处理时，从政府这方面说，政府职能是否到位、达到多大的到位率，即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做得怎么样，就是一个首要的指标。
市场经济，亦称法制（治）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法律手段。一个能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利益关系的企业，必定是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企业，亦即能自觉地依法办事。企业要依法办事，就必须熟悉和把握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并自觉执行。企业法律履行率，就成了衡量企业与政府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2.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率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由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新型市场经济。为了在充分发挥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保障国民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政府需要运用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常用的经济政策有财政税收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
从政府方面来说，经济政策对企业的作用是通过间接和直接两条路径实现的：一条是政府运用经济政策，通过调节市场间接地影响企业的行为，这就叫“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另一条是政府运用经济政策直接支配企业的决策，从而使微观企业的经济活动与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趋于一致。经济政策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确的，对宏观调控有效；另一种是错误的，对宏观调控不仅无效，而且对经济起着不好的作用。经济政策的有效率，是衡量政府能否正确处理与企业利益目标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企业方面来说，正确处理与政府利益目标的关系，就是要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提高社会责任的执行率。当今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已经从传统的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环境，改变为受企业利益相关者影响的多元环境。政府、投资者、商业伙伴、企业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都在影响、促进、约束或限制着企业的发展。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一家企业不与这些方面发生关系。因而，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提高社会责任的执行率，不仅是正确处理与政府利益目标关系的需要，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社会责任执行率，就是衡量企业正确处理与政府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为企业，必然要追求利益，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对利益的追求具有不同的情况和要求。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8年的这59年时间内，中国的经济体制有过多种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内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除了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外，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1953—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行的是过渡时期的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又有计划经济；从1956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期间虽有某些变化，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市场经济被逐步抑制直至消灭，计划经济逐步壮大并一统天下。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2008年，其间虽也有某些变化，但基本脉络非常清楚：从1978年起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时期；1992年后，即进入市场经济时期。
本章的叙述即分为三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