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尼采、鲁迅精神风貌比较谈
作为世纪之思想巨匠，叔本华、尼采和鲁迅在精神上似乎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个性之怪癖，心灵之孤独，思维之深邃，立论之峥嵘，剖析之尖锐，意志之坚韧，力量之强大，影响之深远，都曾令人瞠目结舌而不知以对。
因而，本文试图粗线条地勾勒和描绘他们那种充满澎湃激情和强大生命萌动的精神风貌，以使人们对他们横空出世的思想形象获得一种深刻的印象。
（一）
当澎湃的生命之流使思想家真正拥有自己思考的头脑时，他们便显出最肆无忌惮而令人战栗的狂人气质，叔本华、尼采、鲁迅皆如此。
叔本华在十四五岁便表现了惊人的哲学天才，上大学时只要他的意见和教授不同，就会立即不客气的指出其错误，常自豪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权威，很光荣的讨论一切。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一定要和世界的关系连带的研究——像我那样，把小宇宙和大宇宙联合起来。”他的骄傲令人觉得狂妄过甚，他认为康德以后的哲学家不过是一些诡辩家，而他“要恢复哲学的一切荣誉”。他甚至选择和黑格尔同一时间演讲，尽管只能对着一些空座位讲演，但仍我行我素。他夸奖自己的杰作《意志与观念世界》“将成为其后数百年著作之泉源与根据”。这虽是狂妄之语，确是百分之百确定无疑的事实，康德之后，叔本华用意志说明世界和人的本质，开生命哲学之先河，所赢得的声誉毫不逊色于黑格尔所曾产生的影响。
尼采虽然对叔本华保有深深的敬意，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但他对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却怀着深入骨髓的怀疑和厌倦，号召要“重新评价一切”，打破一切偶像。因此，他在建造自己的哲学宫殿时，不仅摆脱了对叔本华精神上的依赖关系，成为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诗人，还成为一个带有古希腊遗风的新型哲学家。他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为德国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最渊博的著作”，他毫不客气地说：“我在这方面是德国的第一个大师；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尼采的这种坦诚炽热、直率奔放、大胆激烈的狂妄和自信，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感召人心的极强魅力，因而许多人一旦接触到尼采的作品，便会成为“尼采迷”，产生“一种满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
早期的鲁迅便是一个尼采的推崇者，但他并不是把尼采的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加以研究和接受的，仅仅是从中摄取自己认为有用的营养，尤其是与他心灵产生共鸣的思想，尼采的打破一切偶像，“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狂人精神和学说激起他心中反封建的狂澜，形成了奔腾不息、不可阻挡的强劲气势，因此他才无所畏惧地向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并进行了决绝的否定。他借狂人之口所高喊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抗议，他对封建文化传统无比犀利的透视所得出的“吃人”的结论，他的“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的主张。他的最好不读中国书的建议，都令人感到震惊和战栗。他深知中国传统积习之深，要毁坏这四千年的铁屋子不免要付出重大牺牲，因而他坚定地认为“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要像尼采所说的海容得下“大侮蔑”。他豪迈地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显然，鲁迅的狂放潜藏着巨大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鲁迅才得以成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巨人。
同是世纪之狂人，在涉及到对自己的评价时，鲁迅与叔本华、尼采表现了不同的态度，他对众多的赞誉和不得要领的抬举感到恶心，甚至有一种玷污感，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捧杀”，因此，他常常将别人送给他的桂冠一一奉还或毫不留情地撕毁。鲁迅当然不是故作谦让的谦谦君子，不过是表现了狂人的另一面，即不识抬举，宁当恶魔不当天使的傲骨。而叔本华与尼采都不遗余力赤裸裸地吹嘘自己是天才。叔本华不仅从他的个性、生活细节和遭遇中，处处想法子证明他是天才，而且从生理上也证明他是天才，他这样描绘他的长相：“他的大脑壳和宽广的前额，以及湛蓝的眼睛，所射出的奕奕光辉，常引起许多人的侧目。他坐着的时候有点像音乐家贝多芬，两人的头都大而方正，叔本华的头似乎还要大一点。”尼采则自封为“最伟大的天才”，还自诩为“太阳”，光热无穷，甚至说：“我不怀疑，必须倒退几千年，才能找到一个能向我说这话的人：‘这也是我的体会’。”他还发誓他的著作“在两年之内”，“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陷入痉挛”。他狂呼：“我就是命运。”显然，尼采的狂接近于疯了。但我们决不可无知地去谴责这种狂妄，思想巨匠的狂人气质往往催生了一种新的思想的诞生。
（二）
思想巨匠的心灵之孤独，是常人难以体验和描述的，当他们面对芸芸众生闪烁的智慧之光时，仿佛置身于一片荒原之中，他们的头脑是最清醒的，但他们的心灵却又是最孤独和凄苦的。
叔本华这个奇异的才华盖世的哲学精灵，因独爱哲学而轻蔑一般“俗人”，他拒绝交际，在法兰克福的一所公寓里孤寂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三十年，除了一个佣人外，只有一条心爱的狗陪着他，直到生命的暮年，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想读他的书，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的大部分印册竟被当做废纸卖掉了。因而他不无悲愤和感慨地写道：“我很希望有人写一部悲剧性的历史，他要在其中叙述；世界上许多国家，无不以其大文豪及大艺术家为荣，但在他们生前，却遭到虐待……”他要描写，在任何艺术中，人类的大导师们几乎全都遭灾殉难，他要描写，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从未被赏识和关心，反而常受压迫，或流离颠沛，或贫寒疾苦，而富贵荣华则为庸碌卑鄙者所享受……然而那些大师们仍不屈不挠，继续奋斗，终能完成其事业，光辉史册，永垂不朽。
尼采这个未曾为荣誉、异性、金钱勤劳过而一心独创出一种空前绝后学说的抒情诗人和哲学家，生前也四处碰壁，他在给友人勃兰兑斯的信中痛苦地描述了自己那种可怕的孤独，“至少在近十五年内，我的所有的春天都是一则恐怖的神话。它们表现着一种颓废的衰竭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在不少的日子里，我甚至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活人……关于未来的观念，对我来说，已经真的死寂了。我的面前没有希望，甚至没有一块最小的希望的云朵！”尼采的孤独是必然的，因为他的思想完全是同基督教传统同整个欧洲近代文明截然对立的思想，尽管他以强有力的飓风将日趋腐败的旧思想刮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但当他企图唤醒那些迟钝而昏睡的灵魂，跟随他一道前进时，他发现他处在荒凉和陌生之中，他的“雷霆和烟火”仅在荒野中空响和闪光，他只是一个孤影，在极度的失望之中他的心灵只能在孤独中找到归宿，于一场残酷、迷狂、惨痛的精神挣扎之后，他终于绝望了，在生命的最后一线理智的光芒熄灭之前，这个终生抗拒和攻击基督教传统的孤胆英雄却令人惊骇和困惑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内容是：“您曾经发现过我，找到我是容易的，但现在的困难是，如何摆脱我……”署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即耶稣），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性感受？
耐人寻味的是鲁迅曾在《野草》中描写过“神之子”耶稣被钉杀于十字架而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的悲壮故事，充分宣泄了他作为“人之子”的孤独的悲剧性感受，流露了他献身民族，登上历史祭坛的大苦痛、大悲哀、大欢喜的情感，这绝不是偶然的。孤独之于思想巨匠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摆脱的，他们超尘脱俗的生活、出类拔萃的才华、惊世骇俗的思想，都令传统和现实难以容忍。作为先觉者，他们的思想与社会、现实以及群众之间不可能不横亘着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屏障，而拆除这道屏障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他们站在时代的巅峰，居高临下，而仰视他们的人们是那么冷漠，以至于视而不见，甚至要将他们从巅峰推入深渊之中，使他们遭受永久的孤独的煎熬。鲁迅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十分感慨地说：“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其实，孤独之于鲁迅，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暗暗滋长，成为他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不幸的婚姻，他的大半辈子“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他的被流言的恶毒包围、诽谤和摧残，他的书被查禁和他的被通缉，他的启蒙热情的被冷淡，使他那颗孤寂的灵魂不得不在绝望和希望、幻灭和理想、愤激和宽容、悲哀和壮烈之间徘徊，“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他无力自拔，也这样执著地认为，因而，他情愿像一叶孤立无援的小舟于险象丛生的大海上与狂暴进行殊死的搏斗，这种搏斗使他感到人的强大，感到孤独的幸运，只有这样搏斗，他才成为鲁迅。
作为孤独者，鲁迅始终是清醒的，而正因为清醒，他又愈加孤独，而晚年的孤独感更加浓重，他多次说他“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为了求得内心暂时的平安，甚至要去“骗人”。无疑，唯有孤独，鲁迅的精神航船与暴风雨搏斗后才能找到避风港湾，得到暂时的宁静。
（三）
叔本华、尼采和鲁迅都是个性怪癖的思想家，他们忧郁、多疑、孤僻、厌世、悲观、愤世嫉俗，都是世所罕见的。
叔本华从小就表现了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性格，他的神经质连他的母亲也无法容忍，以至离他而去，让他独居一处。他常常被恐惧和邪恶的幻想困扰，疑神疑鬼，睡觉时身边也放着手枪实弹，甚至不放心把颈项交给理发匠的剃刀。他不能忍受噪音，一个女邻居仅仅在他的房门外跟人讲话，他便恶言相骂，甚至大打出手。除了看书，他晚上的消遣就是进戏院，他对看戏有一个很绝妙的比喻：“不进戏园，就像穿了衣服后，不在镜子里面照照自己一样。”他的饭量很大，晚餐总要一瓶淡酒，认为“酒是一个人的智力测验，一个酒量大的人，决不会是个傻瓜”。他害怕疾病，只要一听到传染病的谣言就会吓得到处飞奔。他曾有过一次如痴如醉的恋爱，但他果断地斩断情丝，为了逃避“女伶的诱惑”，他常常在著作中把女人批得体无完肤。他承袭了丰厚的遗产，完全不必为生活顾虑，但他“从小就觉得自己属于世界，而不属于自己”，认为，“假如一个人无能帮助人类，若承受遗产，便该唾弃”。叔本华的这些奇言奇行，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但他把这些统统归之于“天才的特征”。
与叔本华相比，尼采显得暴躁些。他“天生就是一头勇敢的动物，甚至是一个战士”，“并且总是将荣誉带给自己的攻击对象”，但他从来不对个人进行攻击，他的对手不过是通过某些人表现出来的某种精神或观念。他的生性与德国的一切东西格格不入，对德国人一直持有难以抑制的憎恶感，以至喷泻在他的每部著作中，声称德国人根本不配为“哲学家”和“音乐家”（而德国恰恰以这两者领先世界），并断言总有一天，德国人将为他们对他本人的冷淡和缺乏判断力，以及埋葬了他一生著作的荒诞的沉默而无地自容，甚至喜欢用类似“无政府主义的狗”这样粗俗的词语表达自己对某些学派和国家本身的厌恶。他对女性有一种敏锐的危机感，对她们抱着一种鄙视的情感，一次又一次地叙说着婚姻对于自由精神的束缚。他是使用马刀和伽农炮的好手，也异常爱好音乐，认为“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对于我就将是一种错误”。他自称是一个“老音乐家”，并把他的管弦乐合唱曲《赞美生活》作为留给后世的音乐作品，并期待着有一天人们会以这首歌纪念他，他“最大的乐事莫过于被错认为是艺术家了”。他甚至热衷于将自己期待中的荣誉描绘为既得的一切。当他的书寄往巴黎和彼得堡而尚未到达时，他便在德国的一家刊物写道：“当德国正如此对待我时，我的著作已经在彼得堡和巴黎为人们所研读了。”长期的疾病，使尼采产生了一种迷狂，在他看来，要使事情变得更好，就得气得发疯，不幸的是他果然如此。
鲁迅没有叔本华那般描写的天才相，相反“囚首垢面”，一副寒怆之状，对于衣服极不讲究，常常满身补丁，甚至不肯穿新衣服。他嗜烟，基本上吸的全是劣等烟，时常说：“我吸香烟是不管好丑都可以的，因为虽然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的。”他嗜酒，酒量很大，爱饮浓茶，还喜欢吃糖，衣袋里常装着糖果。他爱书胜过爱生命，包装之好，堪称一绝。他写稿只用毛笔而不用墨水笔，虽然明明知道毛笔写字没有墨水笔来得快。
鲁迅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而且每次座位都是最高价。他认为：看电影就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倒不如不去。鲁迅看的基本是外国影片，国产片是无论如何引不起他的兴趣的，逝世前十天，他还怀着极大的快意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场电影。
坎坷的生活造成了鲁迅一种本能的多疑，他的孤僻，喜欢沉默使他难得与别人交际，即使在交际的场合，也常常独自一人保持着沉默，尤其是碰到不快的事情，这种沉默充满着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强力，常常令人感到迷惘和害怕，即使是和他心心相印的许广平，也难免不止一次有这样的遭遇：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跑到没有人的空地蹲着或睡倒。
鲁迅的报复心尤其强烈，1936年还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可见鲁迅对越人的报仇雪耻精神铭心刻骨，终生难以忘怀。鲁迅从小就有强烈的复仇精神，谁要是欺侮了他，他一定要报复到对方不敢再欺侮为止。因此，不论对任何人，即使是多年的老朋友，一经认为是恶意的污辱，他会当场翻脸作报复，为了报复一种理论上的诬蔑，他会埋案桌两三年，把对方所说的来源通盘挖出来击中其要害。他说：“为着对付仇人，不得不多活几年，所以要好好吃药。”他的报复精神使他活着时没有饶过一个仇人，立下的遗嘱也是一个也不宽恕。
叔本华、尼采和鲁迅虽然个性都很怪癖（这正是他们具有独立人格的重要标志），但怪癖之处也有差别。叔本华和尼采的个性都具有浓郁的贵族色彩，他们常以盘踞大众之上而洋洋自得。叔本华出生贵族家庭，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贵族血统，自称“性格（或意志）遗传自父亲，而智慧遗传自母亲”。尼采则表现了更强烈的贵族色彩，他作为德国人，却一直以波兰贵族的后裔为荣，甚至要人们把他当做波兰贵族，因此他的全部贵族主义世界观都表现着一种波兰贵族精神，处处都要体现贵族的一种高贵，他“超人”的概念，其讴歌的对象也只是少数天才人物、命定的统治者，其余的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尼采本人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贵族激进主义”。而鲁迅的个性则显出平民色彩，总诅咒自己出生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不摆诸葛亮的臭架子，在他身上平民性彻底取代了贵族性，尽管他对大众的愚昧和麻木的批判比任何人都激烈，但他从不高踞于他们之上，仅仅是对暂时还未觉醒的群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已，对人民始终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心，怀着为大众为人类自我牺牲的精神。他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这便是平民的鲁迅与贵族的叔本华、尼采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所在。
（四）
叔本华、尼采、鲁迅在思维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观察之深刻、剖析之尖锐，才思之卓越、立论之新异、文笔之优美、智慧之惊人，都体现了大思想家的特点。
首先，他们都敢于直面人生，对全人类的文化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深刻的反思。
叔本华的阅历丰富，游历过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他兴趣广泛，研究过数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艺术、梵文经典以及古代和近代欧洲思想；他精通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这一切使他能够从康德哲学、柏克莱哲学、柏拉图哲学以及印度佛教哲学等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从而把唯意志主义、唯我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融为一炉，使他的哲学成为一种内容深刻、令人沉思的哲学。或许人们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但不得不面对他所探讨的问题。
尼采这个审视了古希腊以来的全部西方文化的“怪兽”，对基督教传统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残酷批判和无情否定，他残忍地公开宣称“上帝死了”，从而应该对一切与其有关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价，并且还为新的价值观提供了一份蓝本，这就是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即酒神精神，又称狄奥尼修斯精神，其实质归根到底是一种极端反基督传统的精神，它追求一种完满、充盈的生命形式，呼唤着一个有着强烈特性的真正的个体，即“超人”的出现。这样深刻的思想只有在对人类文化进行深思熟虑的批判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它的产生标志着欧洲文化史上的一场革命。
鲁迅一贯高扬拿来主义的旗帜，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气魄，对人类文化遗产实行为我所用的批判和吸收。他的深刻在于能以中西文化互为参照系，比较优劣和长短，从而确定开展文化批判的基点。正因为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有了一种切肤之痛，因而才自觉地勇敢地直面人生，担负起对旧世界进行彻底批判的伟大使命。他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痼疾击中要害的批判和清算，态度之决绝，剖析之深刻，笔锋之犀利，在中国可谓第一人，难怪才华出众的郁达夫也感叹：要了解中国，只有读鲁迅的书。
其次，他们的思维方式都迥异于康德、黑格尔，是属于集深刻的思想、浓郁的感情、丰腴的文采于一身的艺术型的思想家的思维方式——直觉思维或顿悟思维。这种思维比较自由，不受拘束，常常表现为一种逻辑的中断或思维操作的压缩或简化，而独创性就常常表现在这种非逻辑思维中。因而，叔本华、尼采、鲁迅由于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他们许多博大精深的思维往往就只有惊人的命题或精湛的结论，而没有详尽的逻辑推理程序和必要的说明，这在尼采和鲁迅身上尤为明显。
具有卓越语言才华的叔本华十分厌恶以往哲学中烦琐、晦涩的论证方式，他强调平易近人、清新活泼、激发想象的文风，因此，“当读者翻开《意志与观念世界》这本书的瞬间，最先获得的印象就是他那种独特的文体。这里面没有像中国谜一般的康德的术语，没有黑格尔的迷惑，没有斯宾诺莎的几何学；一切都既清楚而又有秩序；全部美妙地集中于主要概念——意志世界、斗争、痛苦——的论述……他的前辈的，曾以种种理论对那不可见的意旨提出抽象的解释，然而这些理论很少明白地揭开实际世界，而叔本华，正像一个商人的儿子，在叙述、举例和运用方面都很详明，此外甚至还富有幽默”。连歌德在读完《意志与观念世界》之后也极口赞誉他：行文如行云流水，说理层次井然。
叔本华的文风为尼采所推崇和效仿，但尼采以更放肆、更自由的方式，即格言体的方式（除了《悲剧的诞生》和《看这个人》外）表达他深邃而犀利的思想，他的表达带有明显的随意性，有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晶，有的则不过是当时的感受和情绪的记录，这完全破坏了黑格尔关于哲学家应尽量不要将个人感情注入哲学之中的清规戒律，尽管一般哲学家对于尼采那种寓言式的隐喻、格言甚至戏谑抱以不屑一顾的蔑视，但其间一种澎湃的激情和新生命的顽强萌动却足以令黑格尔们瞠目结舌。第一个发现尼采的勃兰兑斯以他艺术家的敏锐感受力曾这样称赞尼采的《扎拉斯图拉如是说》：“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铿锵有力的、充满了乐感……到处闪现着自我欢乐，自我陶醉和批判精神的火花，然而这一切又都充溢着睿智、狂放、肯定，有时甚至是伟大的气概。在这种风格后面是一种高雅的情调，它像山间清新的空气，那样清淡，那样纯洁，那样幽静。没有疾病和细菌可以在其中生存，没有噪音、恶臭和尘土来玷污它。当然，也没有任何路径可通达它的身边。”
鲁迅是十分激赏尼采的文字的。据孙伏园回忆：“鲁迅先生却特别喜欢他的文章，例如《扎拉斯图拉如是说》，说是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声。”他盛赞尼采“文辞之滂沛，意态之丰饶”。如果说尼采以旷古之艺术奇才创造了化逻辑于艺术之火而铸就了他独有的象征抒情性的哲学散文，那么鲁迅则从中吸取化为自己的血肉，并与中国自庄周以来散文之精华融为一体，于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了一种崭新文体——杂文，鲁迅用这种特殊的文体传达了他卓越的思想，尽管正人君子给他以“杂感家”的“恶谥”，但他却不以为然。他庄严地说：“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作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鲁迅式杂文简练得三言两语就能将主旨点破，且语多刻薄，辛辣干脆，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立人窒息的尖利和冷峻。然而这绝不是轻易能做到的，而是鲁迅“绞了许多脑汁，把他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并寓强烈的生命的热诚和生动活泼的形象于其中，因而使得他的杂文不仅是政论，还是诗，成为战士与诗人结合的产物，让人感到他的文字之深刻与含蓄从而体现了一种颠扑不破、丰采焕发的特殊的强力。
虽然同是艺术型的思想家，在思维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并非没有区别。叔本华终生以哲学为职业，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才华横溢，虽以非理性主义为方向，但思想体系清晰，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意志哲学”，即一种悲观哲学。尼采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和地地道道的音乐家，因此他更富于激情和想象，甚至经常处于迷狂状态，他的思想没有叔本华那样明晰，但主要的轮廓还可以勾勒，若艺术地远观尼采的哲学，他的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若现实地近看尼采的哲学，他哲学的权力意志取代了叔本华的生活意志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其出发点是反对基督教传统。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从来没有企图构建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不像叔本华、尼采那样非常明确地要当理想中的哲学家，尽管他学识渊博，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可能出类拔萃，取得杰出的成就，但他对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深邃的见解，是通过基于中国全部历史和整个社会所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的考察而阐发的，尤其是在对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状态和思想文化性格的深入剖析中论述的，而且通常只有发人深省和惊世骇俗的结论。我们难以道明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因为他的思想体系隐含于他在各个领域的深刻见解中，尤其隐含于他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彻底批判和清算中，谁也无法否认，他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份异常宝贵的思想财富。
叔本华、尼采和鲁迅在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最高境界的追求中，始终是那样不屈不挠、激动人心，他们毫无保留地把真理和谬误、精粹与瑕疵和盘托出，让人们辨别和选择，从而给世界留下了自己的永恒。他们不愧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巅峰的精神巨子，其气质、心理、个性、思维、意志都体现了作为艺术型思想家的精神风采。如果说叔本华是世所罕见的怪杰，那么尼采则是喝醉了狄奥尼修斯金酒的疯子，鲁迅则是执意要毁掉铁屋子的狂人，但不管世人如何评说，他们强大的生命之流穿越世纪的历程，放射着他们永恒的思想之光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确实，要真正认识他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困难的，尽管不同时代的人会描绘出不同的叔本华、尼采和鲁迅，但这并不完全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像思想巨匠一样去思考人生和社会，思考历史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