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金钱，更掂量友情
金钱是这么一种魔障：它能成就一个人，同样也可以毁灭一个人。而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你很难想象他的成功，做人方面的失败，绝不会是任何成功之母。人世间很多的无奈慨叹都源自于金钱的缺乏，在这个无所不至的经济世界中，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已难以再成其为可能，高举“清贫”的旗帜在这个追求富裕，走向繁荣的时代成为可笑的孤独。谁都能感受到随着竞争而来的金钱的强大压力。一个经济的世界，金钱的缺乏不会展现任何的清高，困窘充其量只能成为他人同情的对象，在“人道”的帮助下，个体开始负担越来越重的责任与义务，在这么一种状况下，人性的创造的锋芒往往被消磨殆尽。正所谓：“吃人的嘴软”，“居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这与“人穷志不穷”并不违悖，守着自己为人的“原则”正是做人的根本。然而，在很多情况中，“知恩图报”往往是以原则的适当让步作为付出的，前面两句百姓们千百年来在生活中锻造出来的“老话”，无疑是句绝好的处世箴言。
拥有财富，你就无需“嘴软”与“低头”了。而反过来，在应用金钱的同时，别人却因此而欠情于你，在成功的路上，这无疑是个极为重要的筹码。
至此，我们已不得不宣称自己并非是个拜金主义者，因为我们并不追求金钱，金钱在我们追求事业成功的道路上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其之所以有资格成为占据第一位的工具，只是因为大量社会功能与符号的介入其中。当金钱成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时（不管你承认与否，它却确实在证实着这一点），对贫穷的精神抚慰便会显得相对的苍白无力，因而在开创事业的道路上，适当的应用金钱，将会为你开辟光明的前景。特别是在一个契约不太发达的社会，金钱造成的“人情债权”往往能发挥极大的效用。
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树起“金钱第一”的庸俗招牌，尽管心底深处倔强的本性执拗地谴责着自我，很多的世事却不断地改变着自我的选择，成功的渴望在督促我们学会世事的操作。
然而，金钱是这么一种魔障：它能成就一个人，同样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无论哪一个宗教、民族都将贪欲列入戒条之中，正是因为对金钱的渴望是应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在步向事业成功的顶峰的路上，将自己锻造成社会学上的机器人。因而，金钱虽然第一，但我们更需要朋友。只有拥有朋友，才能向自己证明作为人类的存在；在冰冷的金钱纸堆中，我们不曾缺乏朋友淡如水般的澎湃热情。当“EQ”这个字眼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为之震动。人们迅速作出反应：事业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才能，在这个注重人际关系的时代里，情商占成功的百分之八十。而情商正是英文字母“EQ”的中文意思。所谓情商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与人相处的能力。无疑，“朋友”正是这一能力的最好表现。没有朋友的人，你很难想象他的成功；做人方面的失败，绝不会是任何成功之母。
在商场上，朋友往往存在着两种：一是生意场上的朋友；二是人生场上的朋友。这两者有可能存在极为有趣的对立：有时生意场上最强劲的对手却往往成为你人生难得的一大知己；而有时生意场上的朋友却往往就是相处得最为敷衍的“瞧不起”。但知己也好，“瞧不起”也好，无论如何，这两种朋友在你的创业道路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多一个朋友，就意味着多一份帮助；多一份帮助，就意味着多一份机会；多一份机会，就意味着多一个契机。而契机，正是梦里寻他千百度的通向成功的关口。而强调朋友的重要并不与金钱第一成为悖反。相反，只有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能真正成就你心中的宏图霸业。无庸置疑，生意场上的朋友是需要金钱来维持的，生意人绝不会与不拥有金钱的穷光蛋交往。对这种朋友，一定“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我们的目的也不过就止于使其“嘴软”“点头”而已。你的大方的表率，往往使得他不能象平时那样斤斤计较、小肚鸡肠。
如果说生意场上的朋友对于事业的成就而言，是个战术上的问题的话；那么人生场上的朋友具有了战略上的意义。我们实在不愿使用这么一个“势利”的字眼，因为这太有悖于我们的真诚了。然而我们暂时放下主观的情感，姑且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便会发现，这确实具有其极为重要的战略上的意义。在你的所有奋斗中，没有他（她）的血汗，也没有他殷殷的目光；在你成功之时，不仅会有他（她）的祝贺，更会有他（她）的“告诫”；在你失意之时，不仅会有他（她）的脉脉抚慰，更会有他（她）的真诚鼓励。一切的一切，都是金钱所无法给予的。所以，在创业的路上，我们不讳言金钱的第一，但我们应牢牢记住：朋友更为重要。
得理且饶人
以仁恕之道推及他人，可以使人有个宽广的胸怀，容忍别人的过失。同时，也可以不因别人合理的指责自己而迁怒别人，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战国时，梁国与楚国交界，两国在边境上各设界亭，亭卒们也都在各自的地界里种了西瓜。梁亭的亭卒勤劳，锄草浇水，瓜秧长势极好，而楚亭的亭卒懒惰，对瓜事很少过问，瓜秧又瘦又弱，与对面瓜田的长势简直不能相比。楚人死要面子，在一个无月之夜，偷跑过去把梁亭的瓜秧全给扯断了。梁亭的人第二天发现后，气愤难平，报告报县令宋就，说我们也过去把他们的瓜秧扯断好了。宋就听了以后，对梁亭的人说：“楚亭的人这样做当然是很卑鄙的，可是，我们明明不愿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那么为什么再反过去扯断人家的瓜秧？别人不对，我们再跟着学，那就太狭隘了。你们听我的话，从今天起，每天晚上去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长得好，而且，你们这样做，一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梁亭的人听了宋就的话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就照办了。楚亭的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势一天好似一天，仔细观察，发现每天早上地都被人浇过了，而且是梁亭的人在黑夜里悄悄为他们浇的。楚国的边县县令听到亭卒们的报告后，感到非常惭愧又非常敬佩，于是把这事报告给了楚王。楚王听说后，也感于梁国人修睦边邻的诚心，特备重礼送梁王，既以示自责，也以示酬谢，结果这一对敌国成了友邻。
以仁恕之道推及他人，可以使人有个宽广的胸怀，容忍别人的过失。同时，也可以不因别人合理的指责自己而迁怒别人，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生活中常常有些人，无理争三分，得理不让人，小肚鸡肠。相反，有些人真理在握，不声不响，得理也让三分，显得绰约柔顺，君子风度。前者，往往是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后者则具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力。一个活得叽叽喳喳，一个活得自然潇洒。假如是重大的或重要的是非问题，自然应当不失原则地论个青红皂白，甚至为追求真理而献身，也值得。但日常生活中，也包括工作中，有人往往为一些非原则问题，小小的皮毛问题争得不亦乐乎，谁也不肯甘拜下风，说着论着就较起真来，以至于非得决一雌雄才算罢休，甚至严重的大打出手，或闹个不欢而散，影响团结。越是这样的人越对甘拜下风的人瞧不顺眼。时下里流行一句话：“玩深沉”。其实这种场合玩点深沉正显示了大度绰约的风姿。争强好胜者未必掌握真理，而谦和的人，原本就把出人头地看得很淡，更不屑说一点小是小非的争论，根本不值得称雄了。越是你有理，越表现得谦和，往往越能显示一个人的胸襟之坦荡、修养之深厚。
不要处处与人抬扛
卡耐基极为悲观地说：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还是输了。避免争论，我们赢得了好感，在人海中，我们不再孤立。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一书中写道：
“当我尝试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真是太有价值了。我这样说，你或许会觉得奇怪。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的反应是评估或判断，而不是试着了解这些话，在别人述说某种感觉、态度和信念的时候，我们几乎立刻倾向于判定‘说得不错’或‘真是好笑’、‘这不正常吗’、‘这不合情理’、‘这不正确’、‘这不太好’。我们很少让自己确实地去了解这些话对其他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过分地相信自我的标准。因而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我们遭遇太多的争论，造成太多心与心的嫌隙。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争论中，我们竭尽全力的卫护那些并不全面、并不成熟的观点。对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足称道的异己意见，我们给予太隆重的对待。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唇枪舌箭过后，我们得到的仅是“心乱”，失去的却是“亲密无间”，或许，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在过后的日子里，我们发现那是嫌隙与隔膜。感谢上帝，我们因此又多了一个“敌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锻炼我们那“锐不可挡”的口才。卡耐基极为悲观地说：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还是输了。在争论中，并不产生胜者，所有不愿对敌的人在争论中都只能充当失败者，无论他（她）愿意与否。因为，十之八九，争论的结果都只会使双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或者，即使你感到自己的错误，却也决不会在对手跟前俯首认输。在这里，心服与口服没法达到应有的统一，人的固执性，将双方越拉越远，到争论结束，双方的立场已不再是开始时的并列，一场毫无必要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可怕的对立。所以，天底下只有一种能在争论中获胜的方式，就是避免争论。正如班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驳，也许偶尔能获胜，但那是空洞的胜利，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你在争论中可能有理，但要想改变别人的主意，你就错得太徒劳了。从人称自己是万物之灵的那一刻起，其个性似乎就已犯上了同样的毛病；一种自我优越感、自我权威感在内心、在头脑、在全身滋长着，并借着社会心理的奥妙的遗传，一代代的继承了下来。当“能够承认自己错误”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可供称赞的美德时，那一种“优越”与“权威”便在社会上取得了其普遍的地位，并因而在体内确立了其支配地位。正因此，人们才将廉颇的负荆请罪，李世民的善于纳谏千古传颂。“认错”这一简单的行为，在今人的心中有着何其沉重的分量。我们难道能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推翻那心中的“自我权威”，并进而消灭多余的“自我优越”？。我们心中有那么一种毁灭的冲动，却冲不破那一层古怪的心理障碍。在热闹的争论中，我们日益变得孤立。当所有人都不对我们表示好感时，我们终于体会到“人多时候最寂寞”的悲凄境地。“佛祖”释迦牟尼来到我们的面前，一片祥和中，告诫我们：“恨不消恨，端赖爱止。”争强疾辩绝不可能消弭误会。所以，我们不再固执，我们准备抛弃争论，重头做起。
但我们却犹豫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内似乎永不休止的辩论，让我们再一次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佛祖”永远不会了解那些辩论对人类的重要性，因为他生活的是另外一个纯“爱”的世界。作为世人，我们无法对此熟视无睹。我们在迷惑中，习惯性地准备重新拾起争论的大棒。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并进而发现把自己与联合国相提并论时，我们便不禁哑然失笑。个体与集团各自有其很大的特殊性，莽撞的类比，往往是荒谬而毫无意义的。当我们正在探索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事时，却一再顾虑联合国这一庞大的特殊组织，无疑是毫无道理的。所以，让我们回到平凡的生活中来，听一听林肯是如何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热烈争吵的青年军官的：“任何决心有成就的人，决不肯在私人争执上耗费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了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步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让它先走。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
是的，我们承担不起后果，“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所以我们宁愿在一定基础上作出让步，以避免争论。
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已下定决心尽量避免争论。然而，麻烦的是，我们并不太明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这样子是有可能遭至“自我优越”与“自我权威”的反攻倒算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承认自己也许会错”。苏格拉底在雅典一再告诫门徒：“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我们试着用这么一种句式：“唔，是这样的！我也有一种想法不过也许不对，我常常出错，不过希望我能原谅，啊，依我看，这是——”结果，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畅行无阻，因为没有人会反对“你也许不对”的看法。所以，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我们便已备下了灭火剂。但这也许并不够，因为灭火剂也会有“没招”的时候，至少，当今的灭火剂是如此。所以，我们在小心翼翼地试图指出对方显然是错的地方时，我们不得不讲究一个适当的方式。
英国19世纪一位叫查士德·斐尔的爵士对他儿子说：“如果可能的话，要比别人聪明，却不要告诉人家你比他聪明。”300年前的伽利略说：“你不可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事情；我只能帮助他自己学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以若无实有的方式开导别人，提醒他不知道的好象是他忘记的。”因为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指责别人：眼神、语调、手势、话语，只要你告诉他他错了，他就绝不会对你善罢干休。因为，你直接打击了他的智慧、判断力、荣耀和自尊心。他决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他只想反击，人类的好斗性此刻表露无遗。即使你搬出所有柏拉图或黑格尔的逻辑，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因为你伤了他的感情。在日常的琐事中，支配人们行为的往往不是理智，而是感情。所以我们开始尊重对方的意见，并不直接了当的指出他错了。
我们似乎已完全避免了争论。事实上，从一方面来看，确实是做到了。我们千言万语的要求人们推翻心中的“自我优越”与“自我权威”，我们自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在后来的行动中，我们却一直假定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我们一直以一种“正确者”的高姿在谈论其实我们也可能有错的“争论”。因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先承认自己是错了，因为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者”，我们也有“错误”的时候。苏格拉底的谦虚，使得我们任何一人都不敢妄自称大。事实上，在前面我们已深深领教了“死要面子”的苦果，所以，此时，我们不再面临任何的障碍，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用来迅速而热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比起为自己争辩有效和有趣得多。
避免争论，我们赢得了好感，在人海中，我们不再孤立。
懂得和不同的人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