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勒·阿弗尔宁静舒适的田园相比，巴黎则是另一个世界，繁华、喧闹、充满新鲜和刺激。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经济上向现代化迈进，商业中产者转化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巴黎以其大银行、大百货商场、大工厂和新闻、电报而成为欧洲最豪华、最时髦的都市。
圣拉扎尔火车站
巴黎画坛上更是派别林立：学院派、浪漫派、写实派各领风骚，针锋相对。学院派步古典派后尘，绘画经常取材于古代希腊、罗马神话的历史故事，手法崇尚工整精密，重素描，轻色彩，却丢失了早期古典派貌似摹古，实则“借古喻今”，以古代的英雄传说，颂扬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而流于陈陈相因地铺叙古代故事。他们力图表现一种“象征无尽繁荣和稳定”的文化艺术，以迎合新兴的资产阶级贵族们的口味。他们成为法国艺坛上的一股保守力量，盘踞在官方“法兰西美术学院”。领袖安格尔认为其阵地固若金汤，对意见不同者都视为异端邪说。学院用长期形成的一套创作方法和教学体系来维护画坛秩序。建筑家奥列·勒·丢克曾经对它做了尖刻的分析：“青年美术家进了美术专校，获得了奖章。是付出这样的代价得来的：在教授集团所划的圈子内老老实实不许乱动，驯服地踏着常规，只能有这个教授集团所准许有的思想，尤其是不能表露出胆敢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意见。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学生当中庸才自然比有天才的人多些，他们大多数自甘墨守成规。要是有显出多少倾心于创造的人，便会受到难堪的嘲笑。一个如果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到老师们鄙视、同学们讥笑、父母们恐吓的可怜人，怎可能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自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去反抗这个束缚，而自由地走属于自己的路呢？”学院派不仅束缚艺术上的创新，并且掌握特权：对于“沙龙”展出作品的评审，以及到罗马留学的“优等生”的选拔，都加以垄断。
“沙龙”在法语中本意是“客厅”。在贵族社会里，权势人家的沙龙，常常成为社会名流、诗人、画家等聚会之所。由官方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美术展览，也称之为“沙龙”。画家们的作品只有在沙龙展出，才能获得名誉，作品才能一纸千金，被富有人家所收藏。沙龙不但决定画家们事业的成功与失败，而且影响他们生活贫困或富足。沙龙使画家们不敢越雷池一步，甘愿“牺牲所有纯真的色彩与活力”，导致“沙龙展览会上的平凡的艺术，是由同一双手从同一模型里翻出的两千幅画”。
卡皮西恩大道
通往科学与成功的道路虽然从来都是荆棘丛生，却终究挡不住人类健康而进步的力量。在安格尔构筑的“色彩是虚构的。线条万岁！”的大厅里，一个声音振聋发聩，“线条就是色彩！”青年画家德拉克洛瓦一马当先。他取材于中古的传说及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的文学作品，创作出热情洋溢的油画《但丁与维吉尔》，用鲜明强烈的色彩、动荡变化的构图开创了绘画中的浪漫派。学院派跟浪漫派一交锋便剑拔弩张。艺术家、收藏家和批评家都公开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成为艺术界的两个战斗口号。在浪漫派的推动下一些直接描绘平民生活和人间风光的作品逐渐产生。可是，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话、宫廷、贵族的题材以及所谓“高雅的风格”。作家爱德蒙·丢朗提在一篇立论绘画的文章中埋怨当时有太多的“希腊情调、罗马情调、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情调，只是绝对没有19世纪的情调！”他告诉画家们：“古代的人创造他所看见的东西，而你们创造你们所见到的东西吧！”艺术领域的旧秩序已四面楚歌，但谁来撬动那腐朽的根基？民众既然已经开始从沉睡中觉醒，谁来打开他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新岁月的曙光初照在世界上的美丽光华？在这样一个人们已经普遍使用轮船、火车、自动纺纱机时代，法国艺术界还紧紧地抓住耶稣、圣母、丘比特、维纳斯等神祇不放，这不成为一种时代的顽症了吗？许多画家企图另辟蹊径，其中态度最鲜明、行动最勇敢的是古斯塔·库尔贝，他亮出了“写实派“的旗号。
提倡“绘画必须描绘现实生活”的论调，惊世骇俗。一大群优秀的画家纷纷加盟。在新派艺术家们最常出入的咖啡馆、啤酒店里掀起了轩然大波。烈士啤酒店的两间香烟弥漫的房间里常为作家、诗人、新闻记者以及各种画派的人物挤得满满的。在摆满啤酒的桌子旁，环绕着库尔贝奋力鼓吹的现实主义，人人唇枪舌剑。诗人费南德·德斯诺发表了一篇向学院派、浪漫派挑战式的檄文，他兴奋地说到：“让我们多少是自己的吧！即使我们自己可能是丑陋的！除了存在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我们所见的，我们所知的，我们亲身经历的东西之外，我们不要去写，不要去画任何东西。我们不要任何教师和学生！我们惟一的原则是独立、真诚与个人主义。”“‘不管是美或丑的形象都能完成艺术的目的’。现实主义不必作为美或丑的保卫者，我们有权利把所存在的和我们见到的东西表现出来。”艺术从天国回到人间，带着“真”的光环，拨响人性的琴弦，在人们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库尔贝创作《敲石头的工人》；杜米埃用大量的石版画描绘城市风俗世态；米勒长期在农村过着贫苦的生活。散居在巴比松地区的一群风景画家，如杜比依、特罗扬等，沉默无声地直观自然，创作各种风格的风景画。他们相信，触目的真实比漂亮的谎言要美，泥土之中比巴黎所有的沙龙有更多的富于诗意的东西。
白杨树
他们把性格看得比外貌更重要，把赤裸裸的现实看得比法国全部财富的价值更高。如此，他们的作品大部分遭到官方沙龙的严厉拒绝则是意料之中的事。库尔贝想通过正常渠道赢得观众的企图没有成功，就单独在官方展览会旁边搭了一个木棚，举行了一次“对抗性”的个人创作画展。他在门上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写实主义库尔贝”，自己就睡在棚顶上。画展的第一天清晨，有些人出于好奇，被吸引到他的木棚前面。库尔贝刚刚起床。在兴奋之中，他忘了自己还穿着绒布睡衣，就跑下去冲进画廊，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对着进来参观的人喊道：“看！多美的画呵！多么动人呵！简直难以置信！够叫你吃惊的！”这就是当时的革新派为了吸引公众注意所作的狂热而往往是滑稽可笑的尝试。但是，他们绝不媚俗，绝不随波逐流；他们遗世傲立，倔强地撑起一片真实的天空。正如米勒宣称的那样：“我决不屈从，我决不让巴黎的沙龙艺术强加于我。我生来就是一个农民，到死也是个农民。”而莫奈，一个从勒·阿弗尔到巴黎艺术殿堂来求拜的朝圣者，一个酷爱艺术的年轻人，还未曾领略这画坛的风风雨雨。他刚刚抵达这个举世闻名的艺术之都，以一个乡下孩子惊奇而惶惑的眼光打量着陌生的四周：繁忙而热闹的大街；表情漠然、行色匆匆的路人；高傲无情的摩天大楼；琳琅满目、干净整洁的商店。他试图做出一点儿礼貌的殷勤，得到的仅是令人沮丧的白眼。高耸入云的艾菲尔铁塔骄傲地漠视着脚下膜拜的人们。今天，它看见了莫奈那童真未泯、热烈而渴求的眼光，它仿佛笑了，认为自己又增添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不料，15年后，这位当初身量未足的乡下孩子却毅然推翻法国画坛上的冰冷的“艾菲尔铁塔”，用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培养出一丛新的艺术之花。
睡莲池
莫奈很幸运，他一开始正式作画就受到法国著名风景画家布丹的指导，他的航船一直就高扬着个性的风帆，在云天碧海中遨游，努力追赶画坛的前锋。1895年5月，莫奈在沙龙展览会中流连忘返。他专心地研究所有著名画家的作品。科罗、杜米依、特罗容等人的风景画使他赞叹不已，兴奋得几乎发狂。他如饥似渴，大口大口地吞饮着大师作品中涌出的艺术清泉。他独自去拜访了好几个画家，特罗容对他作了热心的指导：“我看了你带来的画，有色彩，这很好，在一般效果上也正确。
但你要作一番努力，学习作画，这是一件细致的事，但你干得太随便，功夫在身，它是丢不掉的。如果你肯听我的劝告，并且认真对待艺术，你应该进一个画室学习素描。这是目前几乎人人都缺乏的锻炼。对这一道理，人们总是了解得不够深刻。同时不可轻视油画，坚持到乡村里去画速写，并往卢浮宫临摹大师们的作品，经常的把画带给我看看，凭着你的勇气，你将获得成功。”
特罗容的批评与鼓励让莫奈大受启发，但他没有接受特罗容让他进库退尔画室学画的主张。因为他厌恶画室中那股“学院风”，并深深地感到脱离生活的任何艺术活动都是没有生气的、僵化的、凝固的。
睡莲池与日本桥
他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没有生命力的“艺术”，他认为，这种艺术将扼杀他的独创精神。巴黎实在让他大开眼界。血气方刚的莫奈不会为进美术学校上正规的课，而放弃自由自在的户外活动，他就像一只习惯在高空野林中翱翔的飞鸟，无法忍受樊笼的约束。他和一些艺术界的学子们跻身于烈士啤酒店的集会，那里有对艺术问题的火热的争论。偶像在片刻之间被创造或被废弃，没有任何一种权威可以让人噤若寒蝉。美术学院愈是主张维护的神圣传统，在烈士啤酒店里便愈遭到怀疑。人们用激情代替逻辑，用热情代替了理解，充满着盎然生机和勇于探索的坚强意志。同时在啤酒桌的周围产生了无数的友谊。巴黎吸引了一大批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年轻的天才，他们在这里找到努力的方向和令人兴奋的同志关系。他们彼此受到鼓励、交上朋友，让自己在艺术上摸索，埋下光荣的种子。
由于莫奈拒绝进美术学校，父亲一怒之下断绝了给他的津贴。他只好靠自己的储蓄维持生活。在烈士啤酒店里有时可以见到库尔贝。
莫奈家花园里的年轻女子
莫奈欣赏他的绘画风格和用笔技巧，但对库尔贝在作品中所赋予的政治、道德的意义，却从不加以考虑。也许是莫奈年岁尚小，也许是学院派那一成不变僵硬的画风令人生厌，他所知道的便是直接由眼所见、由心所感的一切。他以天真的态度来信任一切。这就注定他一生都是一个以谦虚的心情献身于自然与艺术的单纯的人。在这段时期，他被一些专画风景的年轻人所包围，在偶尔去的画室结交了另外一些青年美术家。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莫奈取得了一些进步。他的鉴赏力、辨别力也随之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