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梁国与楚国交界，两国在边境上各设界亭，亭卒们也都在各自的地界里种了西瓜。梁亭的亭卒勤劳，锄草浇水，瓜秧长势极好，而楚亭的亭卒懒惰，对瓜事很少过问，瓜秧又瘦又弱，与对面瓜田的长势简直不能相比。楚人死要面子，在一个无月之夜，偷跑过去把梁亭的瓜秧全给扯断了。梁亭的人第二天发现后，气愤难平，报告报县令宋就，说我们也过去把他们的瓜秧扯断好了。宋就听了以后，对梁亭的人说：“楚亭的人这样做当然是很卑鄙的，可是，我们明明不愿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那么为什么再反过去扯断人家的瓜秧？别人不对，我们再跟着学，那就太狭隘了。你们听我的话，从今天起，每天晚上去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长得好，而且，你们这样做，一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梁亭的人听了宋就的话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就照办了。楚亭的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势一天好似一天，仔细观察，发现每天早上地都被人浇过了，而且是梁亭的人在黑夜里悄悄为他们浇的。楚国的边县县令听到亭卒们的报告后，感到非常惭愧又非常敬佩，于是把这事报告给了楚王。楚王听说后，也感于梁国人修睦边邻的诚心，特备重礼送梁王，既以示自责，也以示酬谢，结果这一对敌国成了友邻。
以仁恕之道推及他人，可以使人有个宽广的胸怀，容忍别人的过失。同时，也可以不因别人合理的指责自己而迁怒别人，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生活中常常有些人，无理争三分，得理不让人，小肚鸡肠。相反，有些人真理在握，不声不响，得理也让三分，显得绰约柔顺，君子风度。前者，往往是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后者则具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务。一个活得叽叽喳喳，一个活得自然潇洒。假如是重大的或重要的是非问题，自然应当不失原则地论个青红皂白，甚至为追求真理而献身，也值得。但日常生活中，也包括工作中，有人往往为一些非原则问题，小小不然的皮毛问题争得不亦乐乎，谁也不肯甘拜下风，说着论着就较起真来，以至于非得决一雌雄才算罢休，甚至严重的大打出手，或闹个不欢而散，影响团结。越是这样的人越对甘拜下风的人瞧不顺眼。时下里流行一句话：“玩深沉”。其实这种场合玩点深沉正显示了大度绰约的风姿。争强好胜者未必掌握真理，而谦和的人，原本就把出人头地看得很淡，更不屑说一点小是小非的争论，根本不值得称雄了。越是你有理，越表现得谦和，往往越能显示一个人的胸襟之坦荡、修养之深厚。好人不要做过头谦虚过头就是骄傲，“好人”做过头也就不是“好人”了。“好人”是这个社会中的“珍稀动物”，因此大家都喜欢“好人”，也欢迎“好人”。因为“好人”不具侵略性，不会伤害到别人，甚至有时还会为了别人而让自己吃亏！这种“好人”岂只是“好”，简直是“伟大”了。
那么做“好人”好还是不好呢？
事实上，做“好人”或做“坏人”，是由性格决定，而不是由意志决定；换句话说，有人“性本善”，有人“性本恶”，而受教育及后天生长环境的影响，“性本善”的人有时也会逞现“恶”的一面，而“性本恶”的人有时也会不那么“恶”！性格形成的障碍和弱点，并不是想“改变”就可以“改变”，因此做“好人”好或不好的这个问题，只能这样子回答：做“好人”是性格决定的，想不做都不行，而做“好人”也有其人际关系上的价值。做好人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做“烂好人”。
所谓“烂好人”就是没有原则、没有主见、不能坚持的“好人”，这种人不知是性格因素，还是有意以“好”去讨别人的欢喜，反正是有求必应，也不管该不该，有时也想坚持，可是别人声音一大，马上就软化下来；因为缺乏原则与坚持，导致是非难分，当事不能解决的时候，便“牺牲”自己来“成全”大家；有时也想“坏”一点，可是离“坏”还有一大段距离，自己就开始自责，检讨自己这样做是不是不应该……这种“烂好人”得到的效应和“好人”是不同的，“好人”也是有原则的，所以他人在颂赞这“好人”的“好”时，还带着几分尊敬甚至“畏惧”。但“烂好人”则不然，他在人际关系上的效应是“不能担大任”的风评，而且别人因为深知他的弱点，甚至会设计他、陷害他，得寸进尺，予取予求，反正他不会反抗，不会拒绝。于是所有人都得到了好处，唯独这个烂好人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此，在人性丛林里，做“烂好人”实在不宜，那么，有“烂好人”性格的人该怎么办？
前面说过，人的行为是性格决定的，因此“烂好人”一定要了解下面几点：
（1）了解做“烂好人”的苦果。
（2）了解“拒绝”和“坚持”并不一定会得罪别人，而且还能保护自己。
（3）学习“拒绝”和“坚持”。
（4）如果自己跳脱不出性格的限制，可请旁人不时暗示你、鼓励你，以强化你不做“烂好人”的动机和决心。总而言之，“烂好人”只能在家里做，在人性丛林里，“烂好人”是不值钱的。
善意的谎言是纯金
我们并不是鼓励你说谎言，而是在某些时候，谎言比实话实说会更好。
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这源于我们的善良和友好。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善意的“谎言”也同样美丽。
美国人霍特一生耿直，憎恶在人际交往中有任何作假。为此，他在50年生命旅途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终于有所顿悟，他痛苦地发现自己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人，连妻子和儿女也离他远去。霍特只能把自己的新想法写在日记上，念给自己听，霍特这样说道：“我到今天才相信，人与人相处是没有绝对诚实的。有时候，适当的假话和假象更能促进友谊和爱情。”
霍特的经历是人类多少年来困惑的缩影。我们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但发现坦诚会使人在许多时候碰得头破血流。只是为了维护我们心目中一种虚幻的纯洁和躲避政治上的禁忌，我们才无法解释这种现象。霍特不是政治家，也不再需要自幻，所以他把人类长期羞于启齿的隐秘说了出来：许多时候，交际并不需要真实。
我的一位朋友，是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一天我们正在一起吃晚饭，他的电话突然响了，原来是值班医生说刚刚送进一个重病人，我的医生朋友二话没说，放下筷子就跑了出去，我也随他一同赶到医院。
来到医院，见到伤者吓了我一跳，原来伤者膝盖以下几乎体无完肤，且全身是血，发出令人惊恐的喊叫声。他的意识模糊、眼神呆滞，好象快要死了，我见到他的样子，觉得救治的希望很小，我想：“这个人还能救得活吗？”不料我的这位医生朋友这时打了他一巴掌，大声喝道：“坚强一点！这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我马上就会把你治好的，你一定要撑下去。”医护人员立即将伤者抬到了手术室，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的朋友从手术室走了出来。我便问他：“你见到伤者时，你真的以为这样的伤算不了什么吗？”他说：“当时，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糟了，他恐怕是没救了，因为大量出血，腰也扭断了。”“那么你不是在说慌吗？”“是啊，医生是不应该说慌的，但有时却不得不如此，我感到很为难。”我的朋友接着告诉我，“我认为圆谎是名医的条件之一，像刚才的情形，如果我老实说：“哇，这么重的伤，一定没有救了，他大概会当场就死去。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为了伤者好，所以医生为了救患者的病不得不说慌。”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他询问伤者的情形，幸运的是伤者逃过了死亡的一关。如果按常理看医生的说慌，显然委屈了医生，在特定的情况下，说谎反而于事有益。
谎言，在人际交往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人宣称自己从来不说假话，这句话本身就一定是假话，当我们得知亲人病重，当我们获知朋友遭难，我们就时常会说一些与实际情形完全不符的假话。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上没有不说假话的人。许多假话在形式上与人际间真诚相处不相一致，但在本质上却吻合于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人都不希望被否定，人都希望猜测中的坏消息最终是假的。为了人们许多合理的愿望暂时不致于落空，谎言就开始发挥作用。
真正能说好假话并不比说真话容易，首先我们应消除对谎言的偏见和罪恶感，这样，我们才能把假话说好。说假话有三条规则：
其一，真实假话是无法真实时的一种真实。当我们无法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时，我们就选择一种模糊不清的语言来表达真实。当一位女友穿着新买的时装，问我们是否漂亮，而我们觉得实在难看肘，我们便开始用模糊的语言，回答说：“还好。”“还好”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不太好或是还可以？这就是假话中的真实。它区别于违心而发的奉承和谄媚。
其二，合情合理。这是假话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许多假话明显是与事实不符的，但因为它合乎情理，因而也同样能体现我们的善良、爱心和美好。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不久将要死去，丈夫为之极感颓丧。他应该让妻子知道病情吗？大多数专家认为：丈夫不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也不应该向她流露痛苦的表情，以增加她的负担，应该使妻子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尽可能快活。当一位丈夫忍受着即将到来的永别时，他那与实情不符的安慰反而会带给我们感动。因为在这假话里包含了无限艰难的克制。
其三，必须。这是指许多假话非说不可，这种必须有时候是出于礼议。例如，当我们应邀去参加庆祝活动前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我们必须把悲伤和恼怒掩饰起来，带着笑意投入欢乐的场合。这种掩饰是为了礼仪需要，怎能加以指责？有时候我们说假话是为了摆脱令人不快的困境。例如，美国曾经就一项新法案争求意见，有关人员质问罗斯：“你赞成那条新法案吗？”罗斯说：“我的朋友中，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工作人员追问罗斯：“我问的是你。”罗斯说：“我赞成我的朋友们。”当我们按照上述三条规则去说假话，我敢肯定它同样会给我们带来非凡魅力。只要我们心存真实，把假话仅作为交际的一种策略，这就是美丽的谎言。它是在善意基础上交际的必要策略。这同丑恶的假话，同以不可告人的目的编造的假话相比，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