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历朝枟实录枠、枟圣训枠
有清一代，皇帝的某些圣旨被称为“圣训”，按不同朝年辑录成册；皇帝生前的活动与言行由官方记录成个人档案，编纂成历朝枟实录枠。由于皇帝的尊贵地位决定了枟圣训枠和枟实录枠乃是秘不示人的“金匮石室之藏”。
按清代定制，每逢新君继位，均要下诏为前一代皇帝修纂枟实录枠和枟圣训枠。所谓某朝枟实录枠，实际上就是记叙一朝重要事件的编年体国史；某帝枟圣训枠，则是将该帝重要谕旨分门别类编辑成册。
清代乾隆朝，随着国家典制制度更趋完善，朝廷作出规定：每修枟实录枠，均需抄录五份，分藏于紫禁城乾清宫、皇史宬、内阁（藏两份）和盛京皇宫。其中收藏于前四处的枟实录枠为满、汉、蒙三种文本，收藏于盛京皇宫的枟实录枠则为满、汉两种文本。
清代，盛京皇宫尊藏皇帝枟圣训枠和枟实录枠的历史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的。据枟清实录枠记载，乾隆八年（1743）五月，乾隆帝传谕：“奉天（盛京）乃我朝发祥之地，历朝枟实录枠俱应缮写满、汉文各一部送往尊藏。俟现在皇史宬、内阁藏本写成后，即著在馆人员敬谨缮写。”
当时，由于尚未确定枟实录枠在盛京皇宫内的具体存放地点，有关官员奉旨于盛京宫殿进行实地勘察后，同年七月，礼部官员奏称：“臣等伏思，在京有皇史宬尊藏枟实录枠，其奉天尊藏之处，查崇政殿后有凤凰楼，高敞壮丽，堪以尊藏。请敕下奉天将军会同盛京礼、工二部及奉天府尹敬谨办理。其尊藏之柜应照在京式样置备。至将来需官守护之处，应令将军等妥议具奏。”此奏得到乾隆皇帝允准。
乾隆十三年（1748），为从北京皇史宬移送枟圣训枠、枟实录枠至盛京皇宫凤凰楼尊藏，盛京官员奏准“将（凤凰楼）原楼梯挪改，楼中面上下开门，东北安窗。”又会同大理寺官员按皇史宬存放两典的柜格式样，派人打造大柜三十顶，分别置于凤凰楼上、中两层各十五顶，以便收贮使用。乾隆十五年（1750）十一月，乾隆帝亲诣皇史宬，“恭送五朝枟实录枠尊藏盛京”。从此，盛京皇宫开始了尊藏清朝历代皇帝枟圣训枠和枟实录枠的历史。
乾隆皇帝移送枟圣训枠、枟实录枠的想法起于乾隆八年（1743），但在乾隆十三年（1748）盛京皇宫东所、西所两处行宫建成后，东所、西所的附属建筑敬典阁、崇谟阁已经建成，乾隆十五年（1750）枟圣训枠、枟实录枠运到盛京后，按制应将其直接恭藏于西所最后院落的崇谟阁收贮，但可能因为圣旨原命将枟圣训枠、枟实录枠尊藏凤凰楼，且该楼内已制成专门的藏贮之柜，故乾隆十五年（1750）枟圣训枠和枟实录枠运到盛京后，仍被存放于凤凰楼内，仅在乾隆二十八年对凤凰楼进行修理时曾暂移崇谟阁，竣工后又归回凤凰楼 。这一错误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才由乾隆皇帝本人传旨予以更正，是年四月，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前曾恭送五朝枟实录枠并枟玉牒枠至盛京尊藏。向于正殿（崇政殿）后建有敬典、崇谟二阁，原为留都金匮石室之储。顷询之德保，知枟实录枠藏凤凰楼，枟玉牒枠则在敬典阁陈贮，而崇谟阁现在空闲，与建阁命名之义殊未相称。著传谕弘晌，将崇谟阁上悉心相度，如制尚宽广可容书橱排列，即迎五朝枟实录枠至彼尊藏方为允协。或同藏或分代恭贮皆可”。可知，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50）以后枟圣训枠、枟实录枠等国家宝典才被正式移至崇谟阁收藏，结束了凤凰楼近二十年存贮枟圣训枠、枟实录枠的历史。
是年，盛京将军弘晌接旨后，查明崇谟阁内已置有金柜二十二顶（建阁同时打造），可供盛贮之用。遂由钦天监择定吉日，经皇帝钦定于当年六月初十日，将五朝枟圣训枠、枟实录枠由凤凰楼移至崇谟阁内尊藏。
继乾隆年间恭送太祖至世宗五朝枟圣训枠和枟实录枠至盛京收藏之后，清嘉庆至光绪各朝，又分别续送高宗至穆宗朝的枟圣训枠、枟实录枠多部，其间由于崇谟阁内典籍藏品陆续增加，原设的二十二顶金柜已盛储不下新送典籍，故同治六年（1867）盛京官员上奏，拟于阁内增设顶柜。是年五月，宫内传谕：“据称盛京崇谟阁上层金龙柜尊藏枟实录枠、枟圣训枠现在安设已满，拟请在金龙柜上添设金龙顶柜二十二座，移请列祖列宗枟实录枠、枟圣训枠尊藏。移出金龙柜十一座，敬备文宗显皇帝枟实录枠、枟圣训枠到时敬谨收藏等语。所筹甚妥。即著盛京工部仿照原设金龙柜式样，遴派妥员敬谨成造金龙顶柜二十二座，以备尊藏。”
至清末光绪年间，崇谟阁内共贮有努尔哈赤至光绪帝共十朝皇帝的满、汉文枟实录枠一千五百一十三包，枟圣训枠三百八十包，总计近一万册 。
第二节 枟满文老档枠等清宫档案
崇谟阁为面阔五间二层歇山式正楼，它位于盛京皇宫中路西所的最后一进院落，建成于清代乾隆十一年至四十三年（1746—1748），是清代重要的皇家档案、文献和清初满文档案存贮大库。至清末宣统年间，这里仍存放着前面一节所述的清历朝皇帝枟圣训枠、枟实录枠，以及清初时期的枟满文老档枠、枟满洲实录图枠、枟汉文旧档枠等文献，崇谟阁正是以其存储清代皇家“国史秘籍”而扬名于海内外。
枟满文老档枠为清入关前以满文撰写的官修编年体史书。原本全部以无圈点满文（老满文）书写而成，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自努尔哈赤丁未年（1607）至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期间，建州女真崛起及其建立后金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情况，是研究清前史以及满族历史和语言文字最珍贵的原始资料。
此档在清初时曾藏于盛京，清入关后被携至北京，存于皇史宬内阁大库，至乾隆朝始有重缮之议。据枟清实录枠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军机大臣等奏：内阁大库恭藏无圈点老档年久糟旧，所载字画与现行清字不同。乾隆六年奉旨照现行清字编纂成无圈点十二字头，以备稽考。但以字头厘正字迹未免逐卷翻阅且老档止此一分，日久或致擦损，应请照现行清字另行誊出一分，同原本恭藏”。乾隆皇帝予以准奏：“是，应如此办理。”
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内阁专管官员经对原档加以编排整理，由专人以无圈点满文（老满文）录出重抄本二份，又以加圈点满文（新满文）转写二份，经请旨于京师内阁大库和盛京崇谟阁各收藏新、老满文本各一份。崇谟阁从此成为藏贮清初秘密国史之地。
崇谟阁藏枟满文老档枠新、老满文本各为二十六函、一百八十册。档册内以白宣纸画朱丝栏，由专门笔贴式精心抄录秘档内容，一般为每半页七行，页中衬纸。档册函套及每册封面均覆以黄绫。因其开本小于北京内阁大库所藏之本，故称为“小黄绫”本。
由于枟满文老档枠系以满文书写的内府秘本，故其内容一向鲜为人知。1912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乘清末民初之际宫内管理较为松弛，来到奉天（沈阳）请求拍摄崇谟阁枟满文老档枠照片，未获允许，他复以拍摄枟五体清文鉴枠照片名义进入宫殿。结果除拍下枟五体清文鉴枠全书五千多张底片外，又偷将枟满文老档枠全文拍摄底片四千多张，并将文溯阁枟四库全书枠中的部分珍本抄录下来，全部携归日本，后来出版了“东洋文库本”枟满文老档枠，便是根据这次盗拍的底片而译出的。
崇谟阁枟满文老档枠被中外学者发现并着手翻译公布后，很快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枟满文老档枠因此成为研究清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枟满洲实录图枠亦称枟太祖实录战图枠，它是枟满文老档枠之外另一部清初史籍，其记事始于满洲发祥的三仙女神话传说，终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据枟清太宗实录枠记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枟太祖实录图枠成”。此为枟满洲实录图枠最初蓝本。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内阁官员“奉旨恭送重绘枟太祖战图实录枠于盛京尊藏”。又据枟国朝宫史续编枠所记，此事应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据是书记载：“乾隆四十六年，高宗纯皇帝敬览乾清宫所藏枟太祖实录战图枠，乃盛京旧本，特命依式重绘，一贮上书房，一恭送盛京尊藏”。同卷内又录有弘历御制枟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枠诗一首，诗内自注云：“枟实录图枠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可见，清帝对此书之珍视。
清乾隆年间复制后装订成册的枟满洲实录图枠共为八册，书内附有插图八十七帧，图解文字为满、汉、蒙三体合璧，其内容与现存枟太祖朝实录枠大同小异。文、图均手写，分装为二函。
民国年间，有关人士曾将崇谟阁所藏枟满洲实录图枠影印出版，成为今天人们由图画方式了解认识清初历史的最重要史籍。
枟汉文旧档枠。是崇谟阁内庋藏的另一部重要清初史籍。该档共六册，有两册内容相同，实为五册。档册用高丽发笺棉纸制成，以汉文书写，且全部档案无涂改之处，当系皇太极时期宫内精心抄录的档册。
其内容可分为三类：其一，各项稿簿一册，所收者为天聪二年（1628）九月至天聪五年十二月文书，内有金国汗（清太宗皇太极）致朝鲜国王书、致毛大将军（明将毛文龙）书、下官民敕谕等共四十余通；其二，朝鲜国来书簿三册，第一册为天聪元年至八年十二月，第二册为天聪九年至崇德四年（1639）十二月，第三册为崇德五年六月，各册内载有关皇太极时期两次出兵朝鲜之事；其三，奏疏稿一册，为天聪六年正月至九年三月期间，汉官降将高鸿中、佟养性、孙得功、刘学成、马光远、祖可法、麻登云、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范文程等三十多人的奏疏数十通。此项枟汉文旧档枠中有不少资料均未见记于枟清实录枠及其他清代官书，因而是研究当时政治、外交等的重要参证。
枟汉文旧档枠何时入藏崇谟阁尚未确知，该档直至清末才被发现。民国年间，有关学者将该档其中部分内容以枟天聪朝臣工奏议枠之名公之于世。
第三节 皇帝“圣容”、“行乐图”
清代盛京皇宫内曾经供奉着二十余幅清历代皇帝的“圣容”和“行乐图”。由于皇帝的“圣容”和“行乐图”均是其本人画像，“龙颜”于平时不可直视，尊藏于宫内的“天颜”也是世人难得一睹的神圣之物。
从清帝“圣容”和“行乐图”画面内容看，皇帝身穿礼服端坐的“标准像”即为“圣容”，其骑马射猎、筵宴观游的日常生活形象则称为“行乐图”。
盛京皇宫所藏清帝“圣容”和“行乐图”皆恭藏于凤凰楼二层之上，其中包括有努尔哈赤至光绪帝各代皇帝的“圣容”十份，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的“行乐图”十五份。
这些清帝“圣容”和“行乐图”原藏于北京故宫内，自乾隆初年始送往盛京。据枟清实录枠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十一月，“上（弘历）御太和殿，恭送列圣御容供奉盛京”。嘉庆朝枟黑图档枠中又记：“凤凰楼内原供奉五代圣容。于嘉庆四年十二月内奉旨供奉高宗纯皇帝圣容，现在供奉六代圣容”。此后各朝均按乾隆朝定制，恭送前代皇帝“圣容”和“行乐图”至盛京。至清光绪朝中叶，凤凰楼内共藏有清太祖努尔哈赤至光绪帝十代皇帝的“圣容”各一份，盛以十箱，置凤凰楼顶层恭贮。
凤凰楼所藏清帝“行乐图”，至光绪年间共有十五份之多，其中绘画乾隆皇帝画像十三份，分别为枟薰貂冠皮镶边朝服像枠一卷、枟御盔甲乘马像枠一卷、枟清凉冠袷朝服像枠一轴、枟万国朝贺图枠一卷、枟元宵行乐图枠一卷、枟春原阅骏图枠一卷、枟观月行乐图枠一卷、枟古制衣冠行乐图枠一卷、枟岁朝行乐图枠一卷、枟游戏黄庭手卷枠一卷、枟威狐获鹿手卷枠一卷、枟御容玻璃挂屏枠一面、枟圆光半身行乐挂轴枠一轴，此外尚有绘画嘉庆皇帝画像枟奉苑展书图枠一轴、道光皇帝画像枟几暇时乘图枠一轴。清帝“行乐图”分置四箱之内，与“圣容”一起同贮凤凰楼上层。这些清朝帝王画像皆出自清代宫廷画家之手，有的还是多位著名画家合绘，如乾隆帝枟岁朝行乐图枠上，即署有：“乾隆戊午嘉平月奉敕，臣郎世宁、唐岱、陈枚、孙祐、沈源、丁观鹏恭画”之款，所绘人物和景物逼真细腻，反映了帝王生活的真实场景，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四节 爱新觉罗族谱枟玉牒枠
敬典阁为面阔五间二层歇山式正楼，它位于盛京皇宫中路东所的最后一进院落，是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家族宗谱枟玉牒枠的存放之库。
清代所谓的枟玉牒枠，即爱新觉罗氏皇族宗室、觉罗两个支派的族谱。在清代，爱新觉罗氏皇族所有成员依据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宗室”，即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的直系后裔，按定制每人束黄色腰带，俗称“黄带子”；一为“觉罗”，即肇祖、兴祖、景祖其他支派的子孙后裔，按定制每人束红色腰带，俗称“红带子”。据清朝制度所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至周岁时，需书其所生年、月、日、时，以及生母姓氏，详其嫡庶次第，具册送交宗人府。宗室子孙载入玉牒黄册，觉罗子孙载入玉牒红册。全部枟玉牒枠每十年即要纂修一次，由宗人府按每年黄、红档册记录汇入不同牒书，宗室入黄档，觉罗入红档。玉牒内所有人员排列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存者朱书，殁者墨书；误为同名，则改卑者及幼者。
清代首次正式修纂枟玉牒枠为顺治十八年（1661），至乾隆七年（1742）已修九次，所编各部枟玉牒枠分贮于北京皇史宬、宗人府和礼部各一份。乾隆八年（1743），清高宗弘历传旨命移送历朝枟实录枠各一份至盛京尊藏。翌年，“玉牒馆”遵照恭送枟实录枠之制照会礼部：“自顺治十八年起至今共纂修九分枟玉牒枠，现应一并恭送奉天尊藏，以垂永远。嗣后每次纂修枟玉牒枠，俟告成后将礼部尊藏一分均照此例恭送奉天（盛京）尊藏，俟命下之日永为定例”。此议于九月奉旨允准，礼部遂行文奉天将军等部衙门打造存放玉牒之柜格。当时曾拟将枟玉牒枠与枟实录枠同藏凤凰楼。乾隆十三年（1748），包括敬典阁在内的西所行宫建筑建成；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敬典阁内已备好金柜二十二顶，抄录好的九份枟玉牒枠亦由京师送至盛京，其后便直接入藏敬典阁中。此后，凡宗人府修纂枟玉牒枠，均按乾隆九年（1744）之例将新修枟玉牒枠恭送盛京贮存。
自清顺治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661—1908），爱新觉罗家族所修历次枟玉牒枠均将一份抄本送藏盛京敬典阁，累计共藏枟玉牒枠黄档一百五十二包、红档二百三十五包。清末，因阁内上层原置二十二顶金柜已不敷存贮之用，又于下层增设十六顶金柜，全部枟玉牒枠分放于三十八顶金柜内。
敬典阁所藏枟玉牒枠规格一般为长二尺、宽一尺的巨册，封面按宗室、觉罗分别用黄色绢、红色绢，全册以白色宣纸制成，装帧颇为精美，册内分别以满、汉两种文字工笔书写，以体现皇室贵胄的脉系和尊贵。依据清朝定制，枟玉牒枠每次由京启送及运至盛京入阁尊藏时，皆要依例举行隆重的仪式，以体现皇家帝胄的威严与尊重。
清朝晚期，由于光绪朝送贮敬典阁的枟玉牒枠较多，阁内原有金柜已不能存放新送牒书，遂将凤凰楼原有十五顶金柜及清朝列帝“圣容”、“行乐图”等一并移往敬典阁，所移去的金柜部分改用于放置新修枟玉牒枠。
第五节 清初皇帝御玺
凤凰楼为黄琉璃瓦绿剪边、三滴水、围廊、歇山式建筑，进深与面阔均为三间，它位于沈阳故宫中路中轴线上，地处崇政殿之北四米高的高台之上，是故宫建筑中的最高点。后金至清初时期，这里是皇太极及其后妃议事、读书、小憩和宴会之所；清朝入关后，凤凰楼变为闲置空楼；清中期之后，这里曾经恭贮清初五朝皇帝枟圣训枠、枟实录枠宝典和皇帝“圣容”、“行乐图”等圣像。除此之外，从乾隆朝开始，凤凰楼还成为恭贮清初御用宝玺的圣地。
据有关史籍和档案清册所记，乾隆十一年（1746），因清初十余方御用宝玺早已停用，闲置存放于交泰殿内，乾隆皇帝经过亲自验察，传旨将其中十宝赍送盛京尊藏，以体现盛京皇宫龙兴之地的尊贵。这十方御宝分别是：“大清受命之宝”（碧玉，麒麟钮）、“皇帝之宝”（青玉，交龙钮）、“皇帝之宝”（碧玉，盘龙钮）、“皇帝之宝”（旃檀香木，素钮）、“奉天之宝”（金，交龙钮）、“天子之宝”（金，交龙钮）、“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碧玉，交龙钮）、“制诰之宝”（枟盛京通志枠记为“丹符出验四方”。青玉，交龙钮）、“敕命之宝”（青玉，交龙钮）、“广运之宝”（金，交龙钮）。
十方宝玺的宝文既有全为汉文者，也有满、汉文合璧者，各宝均独制一匣盛放，宝玺材质和做工虽然较清代中期精心制作玺印要逊色，但其在清代历史上曾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当时，与这十方宝玺同时送藏凤凰楼的，还有乾隆皇帝亲撰的枟御制宝谱记枠，对诸宝移存盛京凤凰楼之原委作了详尽叙述。文中记述说：“乾隆十一年春，阅交泰殿所藏诸宝，即详定位置为文记之。其应别储者分别收贮。其文或复见及国初行用者为数凡十，虽不同于现用诸宝，而未可与古玩并列。因念盛京为国家发祥之地，祖宗神爽实所式凭。朕既重缮列祖枟实录枠尊藏凤凰楼上，觐扬光烈，传示无疆。想当开天之始，凝受帝命宝符，焕发六服承式，玙璠孚尹，手泽存焉，记不云乎，陈其宗器圭璧琬琰陈之西序，崇世守也。爰奉此十宝赍送盛京鐍而藏之，而著其缘起如此。乾隆十一年岁在丙寅孟春日，御制。”
清朝末年，这十方清初宝玺连同凤凰楼内供奉的皇帝“圣容”、“行乐图”及贮物金柜等一并被移往敬典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东北地区兴起义和团运动，沙俄军队借口“护路”、“剿匪”派兵入侵辽东腹地，是年九月，南路俄军相继攻陷海城、牛庄、辽阳等城逼近盛京，盛京将军增祺、副都统晋昌等人因惧怕国宝受损，匆忙将移放敬典阁的清初十方宝玺、历朝皇帝“圣容”、“行乐图”和翔凤阁存放的金条等物装车抢运出宫，送往承德的热河行宫暂存，但此后，这批国宝便再也没能回归盛京故宫。
第六节 清历朝帝后谥宝谥册
乾隆四十六年（1781），盛京太庙落成，庙前正面临路建有山门，北部正殿面阔五间，东、西配殿面阔各三间，配殿之南各有顺山耳房二间，所有建筑均满铺黄色琉璃瓦，与盛京皇宫黄琉璃瓦绿剪边建筑的主体格调形成明显区别。
盛京太庙建成后，并未按照原爱新觉罗家庙形式供奉神龛神位，据以后嘉庆皇帝追述，“盛京城内本未恭建太庙。乾隆四十三年皇考（即清高宗弘历）因尊藏册宝，始行改建，亦未供奉神牌，并无祭祀典祀，原与太庙规制不同。今莫瞻录、扎郎阿奏请添设神龛、宝座一节，现据晋昌等察明限于地基难以安设，自无庸轻议更张”。由此可知，重建盛京太庙主要是为了收贮清代诸帝、后玉宝和玉册。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传旨北京太庙另外供奉新制的玉宝和玉册，其原供奉的五朝帝后玉宝、玉册移送至盛京太庙尊藏，此后的嘉、道、咸、同、光各朝，均按此制恭送前代帝后宝、册至盛京太庙供奉。
清代的所谓玉宝、玉册，实际应称为谥宝、谥册，系当代皇帝为前代帝、后上谥号时制用之物。清代定制：“凡皇帝恭上皇考、妣尊谥、庙号，敕工部制玉册、玉宝；加上列圣、列后尊谥，敕重制玉册，改镌玉宝”。
清代的谥宝、谥册一般为青玉、苍玉制成，玉宝一般为交龙纽或蹲龙纽，纽高二寸九分，台高一寸六分，五寸见方，宝面以满、汉文镌刻帝、后庙号、谥号，玉宝之外盛以雕云龙纹大小金漆木盒；玉册每套各为十页，页高九寸，宽四寸五分，厚四分，在全册首、末二页各镌升降龙，余者五页为满文，三页为汉文，文字内容多是称颂帝、后功德，并刻有所上谥号、庙号等文字，每套谥册以黄锦缎包裹，其外附有一枚玉钱，上刻满、汉文“天下太平”四字，再用雕云龙纹大小金漆木盒盛装。
在乾隆朝以前，清代帝后的玉宝、玉册各只有一份，供奉于京师太庙之内。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乾隆帝以“原有册、宝次第镌造，其玉质、规格不一”，命有司俱以和阗良玉划一重制，以奉京师太庙，其京师太庙旧藏者恭送盛京尊藏。同时定制：“嗣后凡有举行宝、册事，皆以是为例，必为二分，一奉太庙，一送盛京”。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第四次东巡启銮之前，派皇子怡亲王永琅先期出京，将清太祖至清世宗五朝共五帝、十一后计玉宝、玉册各十六份，恭送至盛京太庙安放。此后直至光绪年间，每代皇帝都按制镌刻、恭送前代帝后的册、宝至盛京尊藏。凡遇有为帝后另加谥号，需改制册宝时，玉宝要将盛京所藏运回京师改镌，复送盛京尊藏；玉册则先在京师镌好新册，送至盛京尊藏时将旧藏同时换回。
清光绪十四年（1888），朝廷最后一次由京师恭送同治帝后册、宝至盛京，这样，盛京太庙共贮有清太祖至清穆宗历朝帝后的玉宝、玉册各三十二份，均置于太庙正殿之内。殿正面中间为太祖朝宝册之柜，左右依昭穆之序，分别排放太宗至穆宗各朝册宝柜。柜在殿内排列成“凹”字形。正中放有香案供器，以备皇帝东巡时入庙行礼。
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军队以保护“东清铁路”、“剿除义和团匪”名义，进犯辽东地区，占领了包括盛京城在内的许多城市，并进入盛京皇宫驻军。三年之后俄军撤出盛京皇宫，盛京将军增祺等人对宫内藏品进行察验，发现有万余件藏品被盗丢失，而盛京太庙内尊藏的清历朝帝后玉宝、玉册亦有损坏和丢失，原完整的三十二份玉宝、玉册中，共丢失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孝慎成皇后三份玉宝，仅存二十九颗玉宝；同藏的玉册计有孝诚仁皇后玉册三页（满文一、汉文二）、孝懿仁皇后玉册三页（汉文）、孝慎成皇后玉册二页（满文）、孝全成皇后玉册二页（满、汉文）遭到损坏，另有孝哲毅皇后玉册首页损坏。从此，盛京皇宫尊藏的清代帝后谥宝、谥册永远失去了它的完整与完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