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北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和发展的聚居地，与中原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上，它是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疆域的组成部分。其间，又有女真、满族等少数民族先后勃兴于此，统治东北乃至入主中原，与中原汉族王朝交相更替，不断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明朝末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辽东，建立“后金”地方政权，遂使辽东地区形势再度发生历史性转变，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上古至元代的东北
一、先秦、两汉时期
远在上古时代，东北即被中原部落联盟划定为所属的“幽州”、“营州”之地，分布有东胡、秽貊、肃慎等部落和氏族集团。商周国家建立后，与之进一步确立了隶属关系，同时，于北部边境建立藩国，将今辽河西、东部地区分别划入其管辖领域，以强化对东北的统治。公元前284年前后，燕昭王令大将秦开北击东胡，并于东北首次设郡，即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以巩固边防。秦统一六国后，进一步实行郡县制，将东北郡县，纳入大一统国家直接管辖之下，并修筑“华夷之界”的万里长城，将其郡县大部辖地划入长城之内。西汉时期，在燕秦基础上，再拓东北疆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于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及至东汉，撤临屯、真番二郡并入乐浪、玄菟，将玄菟郡治内迁于今沈阳附近，从辽东郡分出高显、候城、辽阳三县划归玄菟，另于辽西地区设置辽东属国，专以管理归附降夷，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魏晋时，先后削夺了东汉末年由乌桓、公孙氏及高句丽在辽东及北部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重新收复东北，设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五郡。再于辽阳设“平州”地方机构领五郡，总体管辖东北地区。
二、隋唐、宋元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陷于长期战乱。在东北西南部地区，相继建有前燕、后燕、北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公元436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灭北燕，统治包括东北在内的北中国。在诸燕统治的辽河流域设置“营州”，领辽东等六郡十四县，对于辽河以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则设东夷校尉进行管理。北齐、北周期间，自汉初兴起的高句丽政权，进入强盛时期，占据辽东，时而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公元668年，唐高宗举兵东征灭掉高句丽，收复了辽东郡县等辖地，于高句丽故都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后再移于辽东故城、新城，统辖东北地区。698年，由先秦时肃慎族发展衍变而来的靺鞨族系，以粟末部靺鞨为主体，在高句丽旧地建“震”国，受唐朝敕封为渤海郡王、忽汗州督统，领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成为唐廷管辖下的自治地方政权，东北大部地区由其代行管辖。
唐朝衰落后，东北地区进入契丹、女真、蒙古迭兴交替统治时期。公元907年契丹灭渤海建辽，置上、东、中、西、南五京府，下设道、州、县地方机构进行管理。东北大部分地区隶属于东京辽阳府东京道。1115年，完颜氏女真兴起于东北中北部，建大金国，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分设五京、十四府、十九路经略东北。在女真故地路下设“猛安谋克”；蒙古地区设招讨司进行管理。1206年蒙古兴起，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于辽阳设行中书省，管辖整个东北地区。在行省南部实行路、府、州、县制，于东、中、北部少数民族居地设万户府、千户所辖治。至此，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变迁和相互融合，伴之以王朝更迭，东北地区各民族分布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第二节 明代东北地区局势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尽快统一全国，派兵进军东北。首先平定了盘踞辽东地区的故元割据势力，占据辽东、辽西，继而向北攻进，向女真等少数民族聚居的东北部地区深入推进，招抚各部，并迅速建立起具有军事性质的都司、卫所等地方行政机构，逐步接管了元朝在东北的统辖范围。
一、政治经济概况
废除府州县制，设置都司卫所地方行政机构，是明朝统治东北的重要特点。洪武四年（1371），明政府在辽阳置定辽卫都指挥使司，后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下置二十五卫、二州，分布辽东地区。设指挥使、同知、佥事等官职，节制辽东兵马，以此作为扫荡残元、统一东北的根据地。鉴于辽东为“京师左臂，所系尤重”，洪武年间，又设镇守辽东地方总兵官职，统辖整个东北地区兵权。总兵府初设于广宁（今辽宁北镇）后移驻辽阳，以各兵种十余万军队驻守辽东。洪武二十年，明廷再于大宁（今昭乌达盟宁城县）置都指挥使司，领蒙古兀良哈三卫等二十余卫所。永乐七年（1409），又在广建卫所的女真等部落聚居地奴儿干地区，建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治所特林，作为总管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附近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由辽东都司派官军戍守，对东北边陲各民族实行羁縻统治。
奴儿干都司作为总管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的最高行政机构，与辽东都司有所不同。其都司卫所各级官员都是由当地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担任，而且规定官职可以世袭。即所谓“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使、指挥、千百户、镇抚等，给其印信，俾各仍旧俗，统其属”。明王朝对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进行管辖。上述“羁縻”、“因俗而治”、“分而治之”，构成了明朝在东北统治的另一特点。
都司卫所的建置，标志着明朝在东北地区统治的确立。为适应军事政治的需要，加强对东北的经营管理，明政府积极恢复和增建东北水陆交通驿站，促进了区域间的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保证军队给养，解除“南粮北运，供费浩繁”的困扰，洪武二十八年，朝廷令辽东各卫军士“七分戍边，三分屯田”。分拨屯种的军士称“屯田军”，由官给耕牛农具“岁夏秋两征，以资官军俸粮”。其后，又不断“减戍卒而增屯夫”，使金元时期废弃的耕地得到恢复，大片生荒地得到开垦。大兴屯田的结果，不仅使辽东军队粮饷充足，“辽东十余万马步军丁无年例支给，全靠屯田收获供用”。而且使以军屯为主要土地经营形式的农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带来辽东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繁荣。同时，与之相关的冶铁、盐业、兵器制造等为边防服务的手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对明朝东北统治的加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辽东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永乐初年起，明廷在广宁、开原、抚顺等地相继设立六处旨在“羁縻”的“马市”，与奴儿干都司所辖各民族进行互市贸易。最初，马市由官方包办，官府定期以绢布、米盐、铁具等与之交换马匹，以备边廷军需。以后逐渐演变成辽东乃至关内地区居民与女真、蒙古互通有无的民间贸易集市。兀良哈、女真首领持朝廷敕书率部入市，将本地生产的土产品运往马市交易，换回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不仅促进了辽东地区的经济繁荣，借以达到羁縻统治目的，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女真等部社会的进步和农业、畜牧业、采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互市成为女真各部生产和生活赖以生计的经济支柱时，也促成了他们对马市贸易的依赖和更迫切需求，往往在明朝关闭马市，或通过互市不能满足其供求需要时，他们便率众入边掠夺。因此，马市贸易又成为明廷与各民族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
二、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鉴于辽东地区的安全和战略地位，早在永乐、嘉靖年间，明政府即拨巨款，围绕辽东地区陆续修筑起一道蜿蜒一千七百余里的辽东边墙。它西起山海关外的铁场堡，中经兴城、锦西、清河、北镇，再转向东南经台安、盘山至海城，沿辽河北上，经辽阳、沈阳、开原至威远堡，南折过铁岭、抚顺，再转向东南，直至鸭绿江边的九连城。沿途设边、城堡上百座，墩台数千余，用以“控扼两关，屏蔽三卫”。然而，随着明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衰落、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的兴起，及新兴政权后金的建立，这道坚固防御，最终没有抵挡住八旗铁蹄进攻的步伐，而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明代女真人按居住区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隶属奴儿干都司管辖。部族首领即为酋长又任卫所官吏，他们凭朝廷颁给的印信和敕书，定期入京都朝贡。朝廷酌其贡品数量按官秩给予回赐和抚赏，遂使获得丰厚的收入。由于明政府招抚政策的成功和汉族先进文化的吸引，加之迫于残元势力的不断侵扰等原因，从永乐七年起，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纷纷离开世居之地，开始大规模向南迁徙。到明中叶，建州女真三卫定居于邻近抚顺关口的苏子河畔，即清太祖兴起之地。海西女真则定居于开原、清河边外，逐渐形成“扈伦四部”，即叶赫、辉发、哈达、乌拉。他们占据有利于农耕的沃壤、交通方便的贡道和靠近明边的有利条件，社会经济产生飞跃性发展，加速了阶级分化。各大酋长的利益和权力骤增，分别辖有众多个小部落酋长，在明廷封官授爵政策推动下，逐步进入王权形成和发展时期，其统一趋势日益增长。随之与明王朝矛盾冲突日渐增多，构成对辽东地区的直接威胁。
与女真统一和发展的趋势相反，明王朝的统治自中叶起逐步走向衰败，至万历朝，政治黑暗，由于土地兼并、赋税增多，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激起各地城乡人民的反抗，强烈地冲击着明王朝的统治根基。由于东北女真的发展和强大及不断与之发生矛盾冲突，加重了明王朝的统治衰落，直接影响到明朝对东北的统治，至万历末年发展为严重的辽东危机。
辽东危机之首为屯田经济的衰败。都司官吏占肥腴良田为己有，私役军户佃种，拨瘠薄之地与军屯，军户纳税粮额超过正额数倍，收获不及交付，重负之下纷纷逃亡。大片屯田抛荒，辽东军饷所需，由原来的自给自足转为靠朝廷接济且多有耽搁。屯田的破坏，从经济上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
再则是军政废弛。大宁都司设置后不久即内迁保定，其属地之卫所，先是归于兀良哈三卫，后划归奴儿干都司，这为兀良哈南下扰边提供了方便条件，成为日后辽东边患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另外，从明中叶起，朝廷已不再派遣官兵到奴儿干都司，“凡采捕、造船、运粮等事，悉皆停止，内外官员等俱令回京，官军人等各回卫所”，从此，奴儿干都司名存实亡，女真诸卫实处涣散无约制状态。各部豪强迭起，不断袭略明边。至明末，总辖东北的辽东都司，已处三面环敌状况，战事频繁而边备残破。边将腐败无能，疯狂敛取民财，侵欺军士月粮，不能胜敌却以杀良民掩败为功，导致“军民饮恨日深，方欲借力虏酋以雪其仇怨”。因此，时有“或出而输我情形或入而明作乡导”，在敌方进掠之时“是以束手延入，开路让归”的情况发生。由于屯田军大量逃亡，行伍空虚兵丁锐减，守土之军仅有六万老弱，且兵饷不足，以饥军对强虏实无战斗力可言。
自明中叶起，女真社会出现了统一和变革的趋势，建州女真在逐步强盛后，成为各部统一的核心力量。明王朝为时势所迫，对其统治政策有所改变。即强化“分而治之”之策，扶弱削强，使其相互争斗，不相统属。女真各部深受其害，结怨殊深。再则，马市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许多弊端。权贵豪强把持市易，压价勒买货物，贪勒索取，压迫女真。凡此种种，使女真各部与明廷矛盾日益加深。于是，频繁入边掠抢，明军屡屡出兵致讨。兵事往来使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加重了辽东危机，终于导致了明与后金辽东战争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