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讲，后金的宫廷历史应该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开始，但任何一个王朝的宫廷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因此弄清后金早期宫廷历史的渊源就显得十分必要。后金早期的宫廷历史指的是自努尔哈赤起兵后构筑佛阿拉城起，迄于后金以辽阳为都城这一历史阶段。
第一节 早期宫廷的雏形
努尔哈赤崛兴的标志事件应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夏五月“太祖欲报祖、父之仇，止有遗甲十三副……起兵攻尼康外郎”。迄万历十六年（1588），努尔哈赤不仅杀尼康外郎报了父祖之仇，而且还先后攻取或招服了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哲陈部、王甲部、董鄂部、苏完部等，基本上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和基础上，早期满洲国家的第一个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佛阿拉城诞生了。
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硕里口虎拦哈达东南两河间的平冈上，“筑城三层，启建楼台”，此即佛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永陵镇南 18 华里称为“旧老城”处）。以筑佛阿拉为标志，史料提及的“楼台”中，即应包括最早的“宫室”。努尔哈赤时称“淑勒贝勒”，于筑城“建宫”当年的“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早期满洲国家雏形初具的特征。据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于万历年间写就的枟建州纪程图记枠对佛阿拉的记载，努尔哈赤所居之“宫室”位于所谓“筑城三层”即外城、内城和木栅（城）中的栅城中心位置，栅城内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主要有鼓楼、客厅、行廊等六组建筑，其中鼓楼建于高台之上，为一层楼式建筑，覆丹青瓦。客厅五间，厅顶覆草。东区主要由八组瓦房和一组草房建筑组成。努尔哈赤的居所比较居中，为三间瓦房，顶亦覆丹青瓦，周围环筑高墙。东西区之间，亦有墙相隔，中开一门相通。此时的“宫室”虽简陋，但办公地与居住地已有所区别，只是尚未截然分开而已。在佛阿拉“自中称王”的近二十年间，努尔哈赤就是坐镇这样的“宫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吞并了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建立了一支以“牛录”为基础的八旗前身军队。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又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永陵镇东偏南八里的老城村）“筑城居住”，此后进行了两次大的修筑：一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月，于城外复筑大郭，宰牛羊犒赏夫役五次”；二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虽然史料中鲜见关于赫图阿拉城中努尔哈赤所谓“宫室”建筑的具体情况以及使用的记载，但仍可确定此时的宫室一定较佛阿拉城完善，建筑规模也应大于它。自迁入赫图阿拉城后，努尔哈赤又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的辉发、乌拉二部，沉重打击了强大的叶赫部，并不断派兵征服居住在边远地区的“野人”女真（东海女真）部落，政治与经济实力大增。此间，努尔哈赤创制了满文（后世称无圈点老满文），确立起真正的八旗军队。同时与八旗制度相配套，设立了兼具军、政、刑多重职能的“五大臣”官制，其下设扎尔固齐主刑政、巴图鲁主军政、巴克什主文书，为满族国家的产生准备了政治条件。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国中诸贝勒、大臣及众人会议曰：‘我国从无立汗，其苦殊深，天乃生汗以安国人也！汗既天生，以恩抚贫困之国人，豢养贤达者，即应称上尊号。’议定后，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成四面四角，立于八处，有八大臣持书自八旗出跪于前，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立于汗右侧之阿敦侍卫及立于汗左侧之巴克什额尔德尼，各自出迎，接八大臣跪呈之书，放置于汗前御案。巴克什额尔德尼立于汗左前方，宣书咏诵‘天任抚育列国英明汗’。宣罢后，诸贝勒、大臣起，继之，各处之人皆起。于是，汗离座出衙门，叩天三次。叩毕回位后，八旗诸贝勒、大臣依次庆贺元旦，各向汗行三叩首”。至此，努尔哈赤正式建国，国号称“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以本年为天命元年。随着满族国家的应运而生，亦初建起后金早期宫廷的雏形。
第二节 努尔哈赤兄弟之争
在努尔哈赤浴血奋战、满族国家孕育诞生的过程中，宫廷斗争也拉开了帷幕——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同胞兄弟间展开了残酷的权力之争，是名副其实的兄弟阋于墙。
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都是塔克世的第一位福晋厄墨乞所生，由于努尔哈赤起兵遭到家族内部的反对、孤立与暗害，所以起兵后努尔哈赤一直依为臂膂的，除了像额亦都那样的少数“古出”即平日侍从首领，战时跟随出兵、为主效力不惜生命的社会成员外，就只有同胞手足舒尔哈齐。因此舒尔哈齐自幼随兄征战，“有战功，得众心”，并获得过“达尔汉巴图鲁”的称号。在努尔哈赤居佛阿拉“自中称王”时，舒尔哈齐称“船将”。“船将”两个字意义虽不十分明确，但其作为领兵将帅的身份应是肯定的。遍查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和枟满洲实录枠，丁酉年（1597）以前，建州内部称“贝勒”的只有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兄弟二人。朝鲜使臣河世国、申忠一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先后造访佛阿拉城时，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并称“两都督”，可见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地位并重。其时，朝鲜人称他们为“老乙可赤”、“小乙可赤”或是“奴酋”、“小酋”；兄长“不肥不瘦，躯干壮健，鼻直而大，面铁而长”，弟弟则“体胖，壮大，面白而方耳”；朝鲜使者先至老乙可赤处行礼，然后“小乙可赤处一样行礼矣”；待客筵宴，努尔哈赤兄弟服饰相同皕瑏瑠；其兄弟“所住家舍，则盖瓦，各以十坐，分为木栅，各造大门”；兄麾下万余众，战马七百余匹，“诸将”一百五十余名，弟麾下五千余众，战马四百余匹，“诸将”四十余名；常时“各持战马，著甲”练兵 ，战时“各聚其兵”；又据明实录记载，其兄弟二人均曾入贡明朝并领受宴赏，各率一队，分别行进。其中，努尔哈赤入贡七次，舒尔哈齐三次。上述记载表明舒尔哈齐的实力与其兄相比确实稍逊一筹，但也必须看到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拥有自主的权力，有学者称之为“两头政长”现象。
从历史上看，明初时女真一卫之内并立二三酋长的现象并不鲜见，努尔哈赤的始祖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部长时，其弟凡察的地位即在其次。猛哥帖木儿死后，凡察继为部长。及至明末，与努尔哈赤同期的海西叶赫部也一直施行这种并立的酋长制，不仅叶赫部长清佳努、扬吉努兄弟各居一城，并称贝勒，而且这种体制从两人之子布斋、纳林布禄一直延续到其孙布扬古。虽然纳林布禄死后，其弟锦台什（金台失）继之，但毫无疑问，叶赫部迄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努尔哈赤所灭止，其内部实行的都是酋长并立体制。这种制度在努尔哈赤崛起后欲实现女真社会组织的统一，进一步集中政治权力与明廷抗衡的进程中，势必成为其前进的障碍。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阋于墙的矛盾主要有三：一是兄弟间财产占有日渐不均。努尔哈赤19岁时，遵循女真长子析居制成为分家子另过，但因亲母早丧继母刻薄，故其所得家产“独薄”。所以兄弟二人起兵时，资产应不相上下。起兵后，虽然史书称兄弟间“凡国人、贤良僚友、敕书、奴仆，以及诸物，皆同享之”，但在朝鲜使臣的眼中已现不同，除了前文提到的所属人口、将领、战马以及入贡次数的差别外，招待何世国时“老乙可赤屠牛设宴”，而“小乙可赤屠猪设宴”皕瑏瑠，并且申忠一也在宴席上见到了舒尔哈齐“凡百器具，不及其兄远矣”的事实 。因此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舒尔哈齐就已经对其兄心存芥蒂，特别向朝鲜使节重申“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我兄弟”。另外建州的五百道敕书，兄掌三百六十道，弟有一百四十道；抚顺抚赏银两八百两，兄领五百，弟受三百……这仅是见诸史册的一部分记录。实际上随着建州女真的强大，依上述史料记载的发展轨迹，其兄弟间占有财产不均的矛盾必然会无可避免地尖锐起来；二是兄弟间政治地位的日渐悬殊。满族宗法是在严格区分嫡庶的基础上而强调长幼之序的，所以努尔哈赤作为长子、长兄，本来就居于高出舒尔哈齐的地位，而其在征服中的节节胜利更使他的地位日益显贵。万历二十三年（1595）时，努尔哈赤对朝鲜曾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到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则改称为“建州等处地方国王”，特别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蒙古喀尔喀五部恩格德尔台吉等以尊号“昆都仑汗”恭称努尔哈赤，使努尔哈赤的地位在建立后金国之前达到了顶点。原本与兄长相辅相成的舒尔哈齐此时已根本无法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相形见绌的悬殊地位加深了同胞兄弟间的鸿沟；三是兄弟间的政见迥然不同。舒尔哈齐因自身声望高于诸弟子侄，而女真内部向有酋长并立的传统，加上其入贡时得到明朝所给予的与兄长同等的政治待遇，所以舒尔哈齐产生在忠顺明朝的前提下与努尔哈赤并驾齐驱的想法与做法十分自然。故明大臣评价其“向来中国（指明朝）宣谕，无不听从”，并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结成儿女亲家，为维持建州二主并立的局面而竭尽全力。舒尔哈齐的政见与明朝“以夷制夷”的策略不谋而合，因此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舒尔哈齐以建州右卫首领的身份得到了明廷的正式接待皕瑏瑠。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努尔哈赤的强烈不满，兄弟二人由经济、地位上的嫌隙积怨而逐渐演变成政见不同的水火之势。
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就以长子褚英“伐安褚拉库路夺二十寨”有功，授予其“洪巴图鲁”称号。在兄弟间二主并立的背景下，被削弱的只能是舒尔哈齐的势力。万历二十七年（1599）攻哈达部时，舒尔哈齐为先锋，其遇哈达兵后按兵不动的举动，受到了努尔哈赤的怒斥 。一向能征惯战的舒尔哈齐，在哈达被灭已成定势之时的“按兵不战”，虽可认为是枟满洲实录枠褒兄抑弟，但至少说明兄弟二人平素间成见日笃，才演绎出在战场上离心离德的一幕。万历三十五年（1607），舒尔哈齐领兵往收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的降民，归途乌碣岩一战，褚英、代善大战乌拉拦截之兵，惟舒尔哈齐“止山下”不战 。事后，努尔哈赤以大获全胜的名义分别赐弟舒尔哈齐“达尔汉巴图鲁”、长子褚英“阿尔哈图图门”、次子代善“古英巴图鲁”的称号。在给足舒尔哈齐面子而大大提升儿子们地位与权势的同时，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手下的常书、纳齐布二将则以不随褚英、代善前进“无所斩获”的罪名“论死”。如此处置，显见努尔哈赤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舒尔哈齐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当时兄弟间彻底反目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努尔哈赤最终宽宥了二将。但鉴于舒尔哈齐不合作的表现，此后努尔哈赤采取了“不遣舒尔哈齐将兵”的措施，实际上等于剥夺了舒尔哈齐的兵权，矛盾的激化使兄弟间走向公开决裂已在所难免。
万历三十七年（1609），两兄弟彻底反目。努尔哈赤因“弟贝勒于征战时，未见一超卓之举，于大国之政道，未进一善言以慰之，全然失德。虽属无德，仍以唯一之弟而不厌恶，举凡诸物，皆同样供养之。如此供养，弟贝勒尚不知足，积年累月，怨其兄长。兄聪睿恭敬汗曰：‘弟尔所得家业及国人、僚友，非我等之父所遗留之国人、僚友，乃为兄我所赐也！’责其过恶之后，弟贝勒口吐怨词曰：‘此生有何可恋，不如一死！’遂背弃使其同享国人，僚友之兄长，携其部众，出奔他路异乡以居。聪睿恭敬汗怒……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使其孤立。时有族人名阿席布者，因未曾劝止弟贝勒反而鼓动挑唆，是以杀之。又将大臣乌尔昆蒙兀，吊缚于树，下积柴草，以火焚之，借以辱弟贝勒，使其孤立。弟自责曰：‘多蒙兄汗赡养，曾欲别往以居，洵属狂妄，实乃我之过也。’于是幡然归来。聪睿恭敬汗遂以籍收之国人、僚友，于当年，悉数归还弟贝勒。后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卒，享年四十有八”。而据明人记载，舒尔哈齐当时欲“另居一城也”，即黑扯木城。努尔哈赤一边派兵遏止其弟投北关之路 ，一边对舒尔哈齐的势力进行了坚决的翦除，除处死前文所提及的大臣外，还诛杀了支持其父的舒尔哈齐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札萨克图，并囚禁了舒尔哈齐。
关于舒尔哈齐之死，清朝史籍一直讳莫如深，而前辈学者孟森以枟清太祖杀弟考实枠一文的广征博引，得出了舒尔哈齐实为其兄所害的结论。从客观上讲，努尔哈赤翦除舒尔哈齐的势力，避免了一次女真内部的大分裂，有效维护了当时建立起来的女真新秩序，为其大权独揽并建立一个全新意义的满洲国家扫清了障碍。
第三节 汗位继承人褚英之死
褚英，系努尔哈赤与第一位嫡福晋佟佳氏诞育之长子，万历八年（1580）出生。褚英以嫡长子身份及凭借随父出征所立之战功，一度被立为早期满族国家的第一位汗位继承人。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显赫一时的汗位继承人很快就失去了代执国政的权利，以凄惨的结局告别了世人。
褚英的幼年正值其父努尔哈赤起兵后的最初岁月，艰辛困苦且危机四伏，年仅二、三岁的褚英曾跟随父母不止一次地经历了来自家族内外暗杀的风风雨雨。万历十三、四年前后，其生母佟佳氏病逝，此时褚英年仅五六岁。虽然如此，但其嫡长子的身份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戊戌年（1598）在建州女真只有努尔哈赤兄弟并称贝勒时，年龄不过十岁的褚英已称“台吉”。对于褚英而言，要想成为父亲的继承人，仅有嫡长子的尊贵身份是远远不够的。从史料记载看，随着年岁的增长，褚英在随父参加征服女真诸部的过程中英勇善战，所立战功日益增多，加上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斗争的需要，所以褚英的地位一路飙升。万历二十六年（1598），褚英奉父命率兵征安褚拉库路，因有功授“洪巴图鲁”称号。万历三十五年（1607），在乌碣岩大战中，褚英更是功不可没。当时领兵的最高统帅是叔父舒尔哈齐，在其按兵不动且建州兵寡于乌拉兵的不利情形下，褚英表现得非常富于军事头脑。首先，在迎敌之前他进行了一番演讲来鼓舞士气，称布占泰乃父汗手下败将，曾被生擒“以铁索系颈，收而养之”，如此豢养而放出之人，有何所惧？“勿虑其兵众多，我有天赐之弘威，又有父汗之大名，我等必能击败其兵”。褚英的动员十分有效，“众军士皆喜，呐以攻杀之声”。然后，褚英与其弟代善各领兵五百分两路冲上山顶，以一当十，大败乌拉兵，斩乌拉主将博克多贝勒父子，生擒常柱贝勒父子及其弟胡里布贝勒三人，斩人三千，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这场以少胜多的漂亮仗得到了努尔哈赤的高度赞扬，褚英因此被授予“阿尔哈图图们”的称号。此战中褚英的表现已足以证明在那场兄弟阋于墙的权力斗争中，他是坚定地站在父亲这一方的，其所作所为大大加重了父亲胜利的砝码。翌年三月，褚英作为主帅与时称台吉的阿敏率兵进击乌拉宜罕山城并一举克之，深得父汗之心 。因此，在努尔哈赤初设四旗时，褚英成为四旗的旗主之一，执掌白旗，拥有父汗赐予的“国人五千户，牧群八百，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最优厚的待遇。
万历四十一年（1613），此时征战了三十年的努尔哈赤已年过半百，虑及身后之事，枟满文老档枠称其明知“长子自幼心胸狭窄，并无治国宽大之心怀”，“但焉能弃其兄而令其弟执政？为父我若荐用长子，使之专主大国、执掌大政，或可弃其偏心而存公诚之心耳”，故令褚英执政，褚英由此成为第一位汗位继承人。在其替父执政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史料中的褚英像变了一个人，他不但不收笼人心，谨慎地维护好父汗交给的一切，反而擅作威福。对屡立功勋的五大臣，褚英毫无谦恭之态并“使之不睦”，但史料中未讲具体事例。而对于四个弟弟，褚英则肆无忌惮，如“胁其众弟曰：‘尔等发誓：不拒兄言，不将我之所言告于父汗。’令其四人望夜星发誓。又曰：‘父汗曾赐尔等财帛良马，父汗故后，其赐尔等之财帛马匹，则岂不废之？再者，凡与我不睦之诸弟及众大臣，待我即位后皆诛之！’”完全是一副忘乎所以的面目，忘却了自己其实只是代父执政，并不是真正的一国之汗，所以在“父汗任用同甘共苦的五大臣”和“淑勒昆都仑汗爱如心肝的四个儿子”的共同反对下，褚英很快就失去了汗位继承人的执政之位。
枟满文老档枠称“其如此虐待四兄弟及五大臣，聪睿恭敬汗并不知晓。四兄弟及五大臣商议：‘我等如此受侮，而汗弗知。若告于汗，又畏于执政之阿尔哈图图们。……我等有何生路？汗故后，彼即不养我等矣！莫如将我等无以为生之苦，告知汗后而死。’遂告于汗。汗曰：‘尔等口述之言，我如何记之？做书呈来。’四兄弟、五大臣遂将被虐情形，各缮一书，呈汗。汗执其文，谓长子曰：‘此乃尔四弟、五大臣控告尔之文书，著尔阅之。长子，尔若自以为是，亦可上书辩驳。’长子答曰：‘我无言可辩’。”在处理褚英这件事上，努尔哈赤是慎重的，给予了褚英申辩的机会，可褚英的态度却令人费解，“无言可辩”是气话还是真的理屈词穷，因史料的缺失，尚无法断下结论，因为当时并不是只有这些人卷入其中，努尔哈赤于天命八年处死大臣额尔德尼时曾有“昔大阿哥在时，额尔德尼、乌巴泰尔等曾进谗言”之语。但褚英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极度反感，他斥责道：“尔若无言可辩，是尔之过也。……夫掌政之国主、汗、贝勒，须宽大为怀，秉公治国。如此虐待同父所生之四弟及为父我擢用之五大臣，使彼此不睦，安容尔执政耶？”至此，褚英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被取消了执政继承人的资格。当年秋天和第二年春天在努尔哈赤两次出征乌拉时，不仅不准褚英从征，就是留守的任务也派了别人，只让他“留于家中”。此时的褚英并未有悔改之心，担心的仍是不能让诸弟平分属于他的国人，所以当父汗出征乌拉后，“竟将出征之父汗、诸弟及五大臣等书于咒文，望天焚之”，并说“愿出战之我军为乌拉击败。被击败时，我将不容父及诸弟入城”。与之定下攻守同盟的四个亲信之一因承受不了这种大逆不道的压力，“遂留遗书自缢而死”。余下三人恐事情败露，为免死而告发了褚英。努尔哈赤大怒，欲杀褚英，但又怕以后“诸子引以为例”而骨肉相残，故于万历四十三年（1613）将褚英“幽于木栅高墙内以居”。但在被囚禁的日子里，褚英“拒不反省”，因此，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五年（1615），不得不将褚英处死，时年36岁。
对于褚英的悲剧结局，史书的评价是褚英心胸狭窄导致其众叛亲离而最终走向灭亡，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史料中关于褚英的记载在其代父执政前后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表面看，褚英似乎与汗位只有一步之遥，居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对上而言，褚英代执国政，是在接受父汗的考验，努尔哈赤最后能废掉长子，说明其大权仍在握。而且在废黜褚英时，他曾说过“将国政移交与尔，并非为父我年老不能从戎征战，或不能审理国务之故也！为父我若令亲生诸子掌政，国人闻之，或有诸子弃其父而主国当政之议”，说明在立褚英代执国政的同时努尔哈赤是存有戒心的，他不能接受儿子全权执政而自己大权旁落的待遇，这是褚英执政的最大障碍。对下而言，从当时所设的执政职官论，“五大臣”各有分工，额亦都、安费扬古两巴图鲁主军事，费英东为大札尔固齐（断事官之长）主刑政，达尔汉侍卫扈尔罕主侍卫，并辅以额驸何和礼参与执政。五人中或为汗婿如何和礼，或为养子如达尔汉侍卫，或为随努尔哈赤最早起兵的额亦都等，都是文武兼备的强有力人物，年龄和资历均比褚英老得多。而被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四人中，只有阿敏为舒尔哈齐之子，余者都是努尔哈赤的嫡出之子。这四人虽在年龄和资历上逊于褚英，但从褚英死后不久正式确立八旗时，代善领两红旗、阿敏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皇太极领正白旗的事实看，这四个人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上述这些人对褚英作为继承人是否心悦诚服？特别是对于同样有继承汗位权利的弟弟们。所以褚英执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应是收笼人心，但褚英并没有那样做，如果说在军事上褚英还不乏才华的话，在政治上他只能是低能儿。面对这一切不利因素，褚英并无深思熟虑。也许是父亲与叔父之间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使得他记忆犹新吧，所以为防患于未然，一上台褚英就迫不及待地在兄弟和大臣中间树立自己的权威，其罪行中最犯大忌的应是让兄弟发誓不把其所作所为告诉父汗。其只是代父行使汗权，父汗不仅人健在，而且父汗的权威尚存，加上努尔哈赤原有的戒心，所以褚英政治上不成熟的这一切表现，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而其至死不改的强硬态度更是导致其迅速走向覆灭的另一重要原因。
因此，客观地讲，褚英之死自有其咎由自取的一面，但从其上升的轨迹看，褚英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的权力斗争中，加上其嫡长子的身份，成为其承继汗位第一人选的先决条件。所以，在这场宫廷斗争中，褚英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是不奇怪的。
第四节 后金早期宫廷的变迁
随着努尔哈赤事业的蒸蒸日上，后金早期宫廷所在地也在不断变迁，这不单纯是地理位置上的移动，同时意味着政治重心与经济基础的迁移。所以，每一次宫廷所在地的变迁，对加速当时女真社会的发展步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迁都赫图阿拉建国前的宫廷所在地为佛阿拉。当时努尔哈赤行使权力和居住之所还比较简陋。宫廷虽简陋，但当时宫廷的生活仍是有声有色，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在栅城的五间客厅里，努尔哈赤曾设宴款待申忠一等，此时为丙申年（1596）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头戴貂皮帽，上防耳掩，防上钉象毛如拳许。又以人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身穿五彩龙纹衣，上长至膝，下长至足，背裁剪貂皮，以为缘饰”；“护顶以貂皮八、九令造作”；“腰系银入丝金带，佩巾兑巾、刀子、砺石、獐角一条物等，足纳鹿皮兀剌靴”。而舒尔哈齐“穿银环服色，与兄一样矣”。同时出席的诸将则头上戴的与努尔哈赤相同，服饰差别只在于他们的衣服缘饰“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而已。在发式上则完全相同，“皆剃发，只留脑后小许，上下二条辫，结以垂。口髭亦留十余茎，余皆镊去”。宴席的排位是“努酋门族及其兄弟姻亲，与唐通事在东壁，蒙古、沙割者、忽可、果乙者、尼麻车、诸惫时、束温、兀剌在北壁，臣等（朝鲜使者）及奴酋女族在西壁。奴酋兄弟妻及诸将妻，皆立于南壁炕下，奴酋兄弟则南行东隅地上，向西北，坐黑漆椅子。诸将俱立于奴酋后。酒数巡，兀剌部落新降将夫者太（布占泰）起舞。奴酋便下椅子，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呈其才，才甚生疏。……宴时厅外吹打，厅内弹琵琶，吹洞箫，爬柳箕。余皆环立，拘手唱曲，以助酒兴。诸将进盏于奴酋时，皆脱耳掩，舞时亦脱，惟小酋不脱。……”从中可窥当时“宫廷”生活者们的衣食起居及娱乐生活之一斑，而且努尔哈赤及将领大臣们的诸福晋均可会见外客。
努尔哈赤一生见于记载的妻妾共十六人，在这一段时期内，努尔哈赤已娶妻妾七人。以努尔哈赤纳娶妻妾的时间为序，计有嫡福晋佟佳氏（元妃），是为努尔哈赤初婚，时为万历五年（1577）。佟佳氏约于万历十三、四年（1585~1586）亡故，生有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和长女东果格格。钮祜禄氏（庶妃）和兆佳氏（庶妃），同纳于万历十二年（1584），应是太祖克兆佳城、马儿墩寨及翁科洛城的直接战果之一。翌年，兆佳氏生第三子阿拜，钮祜禄氏生第四子汤古代，后者于万历十七年（1589）又生了第六子塔拜。富察氏，系佟佳氏死后纳娶的第二位嫡福晋，史称“继妃”或“衮代皇后”，属收继婚。其原是觉昌安三哥索长阿之孙威准之妻，生有一子昂阿拉。其夫亡后，作为嫂子的富察氏或是凭借自己的美貌，或是凭借所拥有的财产，也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女真社会盛行子妻庶母，侄娶婶娘，叔父娶侄媳，弟娶嫂子，兄娶弟媳这一司空见惯风俗的情形下，当上了努尔哈赤的继福晋，生有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十子德格类和第三女莽古济。伊尔根觉罗氏（侧妃），是努尔哈赤吞并建州女真的苏克苏护河部后于万历十四年（1586）所纳之妾，翌年生第二女嫩哲格格，万历十七年（1589）又生有第七子阿巴泰。哈达纳喇氏阿敏格格（侧妃）与叶赫纳喇氏孟古姐姐（第三位大妃）则是努尔哈赤与海西女真的哈达部与叶赫部为达到某种力量平衡而缔结的婚姻。哈达万汗死后，哈达部内讧，叶赫部欲因此扩大势力，明廷出面阻止，令努尔哈赤与哈达部歹商联姻。故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歹商送妹妹阿敏格格至建州与努尔哈赤成婚。在此背景下，同年九月，纳林布禄亲送与努尔哈赤订婚达六年之久的叶赫纳喇氏（孟古姐姐）前往建州完婚。是为第八子皇太极生母，万历三十一年亡。嘉穆瑚觉罗氏（庶妃），是努尔哈赤并长白山鸭绿江部后所纳之妾，生有九子巴布泰、十一子巴布海和第四、五、六女。
值得一提的是与努尔哈赤有名无分的“叶赫老女”。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叶赫、乌拉、哈达、辉发、蒙古科尔沁等九部取得癸巳大战胜利后，海西四部从此一蹶不振。万历二十五年，叶赫部首领布扬古（布寨之子）将其妹（14岁）许配给努尔哈赤以求平衡。此女（孟古姐姐之侄女）即为“叶赫老女”，布扬古将其作为手中的一张王牌许配给很多人，如努尔哈赤、布占泰等，使得一代红颜岁月蹉跎，33岁时才最后嫁于喀尔喀蒙古，一年后病逝。
迁至赫图阿拉城后，“宫廷”设在赫图阿拉城内外两城中的内城，内城中建有汗王殿、衙门等。其中，汗王殿建于全城最高处，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称汗大典亦是在此举行，赫图阿拉城遂成为后金（清朝）的第一个都城。此时，努尔哈赤办公与居住的地方与佛阿拉一样，并没有严格地区分开来。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妻妾中，又出现了乌拉纳喇氏阿巴亥（第四位大妃），这是乌拉贝勒布占泰被努尔哈赤放归本部后，欲以联姻的手段达到政治结盟目的的结果。阿巴亥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与努尔哈赤成婚，先后育有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多铎。万历三十八年（1610）努尔哈赤又娶了一位叶赫纳喇氏（侧妃，孟古姐姐之妹）和西林觉罗氏（庶妃），前者为其生育第八女聪古图格格，后者生有第十三子赖慕布。不仅如此，努尔哈赤还将婚姻的触角延伸至蒙古科尔沁部，分别在万历四十年（1612）和四十二（1614）年先后娶了明安女博尔济吉特氏（侧妃）和孔果尔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侧妃，即寿康太妃）。大妃叶赫纳喇氏是在赫图阿拉城病逝，舒尔哈齐和褚英也都亡于赫图阿拉城。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在攻占抚顺诸城后，始筑界藩城。翌年二月，努尔哈赤派夫役一万五千人往界藩城运石筑城，六月修竣。为的是居界藩城“令马牧于此也，早令之壮，八月兴师！”于是努尔哈赤令军士牧马于边，并迎接后妃并诸贝勒福晋至界藩，设盛宴，以示庆祝 。其时，“大小胡家皆在城外水边。”居界藩城时，天命五年三月发生了清史上著名的大妃阿巴亥获罪案，使代善失去了父汗的信任。天命五年（泰昌元年）九月，在界藩驻跸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努尔哈赤又将行宫迁至了萨尔浒城 。此两处迁徙均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并未有长期安居的打算，故史称此两处为“帝行宫”。其建置十分简单，所谓“宫廷”也是流动和临时的，加上宫廷典制的不完备，所以出现了努尔哈赤所居之所逊于子孙的现象。在萨尔浒城居住了半年后，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三月迁都辽阳城。
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后金攻克辽阳，努尔哈赤当即“驻跸袁军门（明经略袁应泰）衙门中”，又马上遣人至萨尔浒城搬迁家眷。四月初五日，大妃乌拉纳喇氏率众侧妃、庶妃及诸贝勒福晋们至辽阳。是日，“总兵官等诸大臣迎至城外教场，下马步行，导引诸福晋入城。众军士沿街列队相迎。自城内至汗宅，地设白席，上敷红毡，众福晋履其上进见汗。”不久，努尔哈赤即命令在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畔筑建辽阳新城，是为东京城。
辽阳东京城，在今辽宁省辽阳市东京陵镇新城北。城内建有八角殿、汗宫、堂子等，乾隆年间，其天命七年所建之八角殿在东京城内基址尚存，并设管理驿站守护 。
事实上，东京城在清代都城史上是一座具有重要意义的都城，努尔哈赤办公的衙门为八角殿，其所居之汗王府则建于突起的台地之上。天命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汗御八角殿，杀四牛，演百戏，筵宴之。其后归来，御内庭，训示诸贝勒……”足见此时后金宫廷的宫与殿已然分开。另外，东京城八座城门的名字，辽阳宫殿建筑所使用的琉璃构件……都为后来的盛京宫殿奠定了别开生面的模式。天命十年（1625）三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城，城内有了汗王居住的宫室即“太祖之宫”，其办公的衙门仍称作“八角殿”，此即为盛京皇宫所拥有的最早的建筑大政殿，后金宫廷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