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国：痛苦的均衡
如果说消费国产生的根源是货币特权的话，生产国的产生则来自国际分工。根据国际分工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贸易失衡本来就具有阶段性发展的特征：美国建国后贸易长期逆差，而后在1874—1970年中有93年的顺差，1973年后又持续38年的逆差；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连续60多年的顺差；日本从1981年以来也连续29年保持顺差；韩国的贸易除了在1997年外，也保持了40年的顺差。
在美元霸权进化的时期，世界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拉入了美元驱动的全球化分工体系，这也培养了一些代表性的生产型经济体：德国（1960—1990）、日本（1965—1985）和中国（1980—2010）。这些国家在其贸易输出的巅峰期，其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之比都曾超过20%，他们的出口在全球的占比也一度达到10%。德国、日本和中国先后面临过外部失衡的问题。这些最大的顺差制造者之所以表现出“新重商主义”特征，主要是由其基本面因素导致的全球分工决定的，如中国的资源与成本优势、德国的地缘与区域一体化背景、日本的精密制造与工艺技术，等等，但是各自选择的汇率均衡策略却完全不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为了抑制社会主义阵营扩张而在二战后布局的工业分中心，在美元本位的体系中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的领头羊，并成为第一批生产国的代表。德国与法国一起引领了欧洲的一体化，新生的欧元也超越了马克和法郎，对美元的地位形成了挤压；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更是在亚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高速成长的奇迹。
西德和日本的资本账户开放后，马克和日元提供的储备货币选择就开始对美元形成了挤压。尽管西方国家内部利益冲突日益显著，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既不敢也不愿与美国激化矛盾，这既有历史的依赖，也有相互投资形成的资本交错和防卫需要。随着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的逐步消除，美日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上升为美国的主要矛盾之一，其代表性事件就是美国强硬地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迅速下降，而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升值，采用了低利率政策，又导致了泡沫经济，以地产和资本市场成为破发点，泡沫崩溃后就是长期的停顿。日本出口的世界市场份额迅速被亚洲四小龙替代和瓜分，可以说日元的升值牺牲了日本的贸易，而日本的牺牲成就了东南亚经济的奇迹。为了应对长期的通货紧缩，日本央行从2001年开始进行了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则让低利率的日元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拆入货币，以套息交易导致的日元贬值对冲其经常账户盈余导致的升值压力。交易者借入低息日元并在外汇市场上抛售买入其他高息货币，这种套息交易平抑了贸易顺差导致的日元升值压力，这也成为日元汇率均衡的主要特征。但目前在欧美同样奉行长期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日元不再是主要的拆出货币，大量的套息交易被解除，这与后危机时代再次出现的贸易顺差一起，抬升了日元汇率。日本走出目前高收入陷阱主要靠经济增长，增长却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出口扩张，在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后，日本对出口复苏更加重视，当日元事与愿违地不停升值冲击新高时，受过《广场协议》伤害的日本当局无法坐视不理，甚至一度对汇市进行了直接干预。但日元已经积重难返，过去这种长期的非正规均衡手段的反馈让日元汇率不断冲击新高，日本政坛的波动也导致政府无法拿出长期而有效的策略，来应对这种致命的反转。
德国的汇率均衡策略更特殊，自欧元出生以来，德国用欧元区对外贸易的整体平衡来掩盖自己长期的贸易盈余，准确地说是南欧国家的贸易逆差被中北欧贸易强国的顺差抵消，这使得德国可以长期保持区内外最大顺差制造者的地位，而欧元却不会有升值压力。欧元像是生产型货币与消费型货币的矛盾混合体：北部生产，南部消费。德国在建区之初的扩张欲望让欧元区混入了不符统一货币条件的国家，如希腊和葡萄牙，从而引发了欧元的危机。而德国有意地拖延了最后出手时刻，一个弱而不倒的欧元和乖乖听话的邻居最符合德国的胃口。
德日的对外均衡策略在这次全球危机后相继崩溃了，作为新兴贸易大国的中国虽然坚持了下来，但仍然不得不接受人民币长期缓慢升值的现实。与德日不同的是，人民币最大的特点是有限可兑换性，并且有明显的生产型货币特征：货币扩张以实体经济增长为基础，有强大的产能和外汇储备支持，并且还有健康的对外资产负债表和潜在的庞大市场。面对长期贸易顺差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中国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更多地体现为控制下的均衡。尽管对于美元本位，日本不相信，欧洲不相信，中国也不相信，并施展了各自的腾挪绝活，但这一次都被为了自家利益的美国，顶到了墙角上。
当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超大型生产国不能发行国际货币的时候，美国真正的麻烦开始了，这就是来自中国崛起的威胁。作为与美国对应的这次全球失衡的两极之一，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分析一下中国引领的亚洲崛起在美元霸权模式中的作用：美国的“双赤字”，中国的“双顺差”，国际市场上剩余资本的积累，在这些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因素一直都在。进入21世纪，中国引领了亚洲再次升腾后，这些矛盾加速激化。中国的出现多少有些偶然，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最初尝试。尽管中国是比四小龙还晚出现的后来者，但其规模庞大的生产要素迅速被西方资本利用。FDI进入中国，发达经济体的部分实体产业逐渐向中国转移。中国被西方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后，既为其提供消费品，又为其提供销售市场和投资利润。中国也在代工的微薄利润中开始了和平的原始积累：从OEM到ODM再到OBM的过程很顺利，在积累初期，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的附加值都很低，中国贸易走的是绝对优势路线。经过大约10—15年的代工学习，中国的民族产业开始先后毕业，开始进口替代、模仿生产再出口替代，并最终有自己的品牌，有些领域还有了自主创新能力。同国外产品全面展开竞争时，低端产品中国制造一度全胜。其实，亚太出口导向策略战胜拉美进口替代策略的核心就是顺应了美式全球化潮流，一时需求巨大所致，然后才是发挥比较优势和山寨型学习。
中国的开放最初让美国充满了狐疑，也让其他亚洲经济体措手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东西国际分工仍然是传统二元经济的国际化，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相当于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传统部门，在中低端产品市场进行激烈竞争，中国入局后，这种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与已经有一些技术和资本积累的亚洲四小龙不同，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同样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出口产品的相互替代性很高。在这个区间内，亚洲经济体们面对的是一条弹性很低的需求曲线，而拥有丰富生产要素的中国入局后，几乎将新兴亚洲的出口供给拉伸为一条弹性无限的直线。这种教科书式的市场结构将出口依赖的亚洲经济体们逼入了“囚徒困境”：谁贬值，谁就能扩大市场份额，除非有实力的国家能够用其货币作为区域的“货币锚”，否则“竞争性贬值”将是必然的结果。
而事实就是如此，东亚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出现任何核心货币。亚洲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要么保持盯住汇率，忍受竞争力下降的痛苦，要么紧跟中国对美元贬值，忍受福利损失。无论怎样，处于产业升级阶段的欧美国家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盯住则失去国际市场份额，导致增长放缓，本币高估；贬值虽然可以增加出口数量，但却导致获汇金额下降，国内价格水平上行；亚洲的出口锦标赛是以新兴亚洲的福利损失和对发达国家产业替代加快为结果的。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新兴的亚洲经济体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第一次角力，最后，毫无悬念地，以1994年初人民币汇率并轨为标志，中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前选择竞争性贬值的菲律宾、印度和印尼等国，纷纷转为固定汇率制；泰国和马来西亚这样一直选择固定汇率的经济体，则由于本币高估最严重而成为其后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资本攻击的发端。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乱了整个东亚的经济秩序，而中国对国际原始资本的渴求导致了这种奇特的积累方式。这种方式以中国独一无二的生产要素优势为支撑，在中低端产品市场上击败了亚洲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逼迫其改变竞争战略和发展路径，从而根本上重构了亚洲的竞争格局。其后，东南亚的选择最糟糕，他们盲目自信地过早开放了资本账户，低利率的日元更为国际炒家提供了廉价的弹药。国际过剩资本在对冲基金的代言下变成投机资金，引发了长达两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东南亚和东亚经济体被一个个收割，直到国际游资在围攻中国香港和俄罗斯时相继碰壁。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一场被西方对冲基金利用了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窝里斗。而中国则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改革开放以来积蓄的国际竞争力和储备资本为基础，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下，挺过了这场危机，并换来了在亚洲地位的提升，成为了亚洲制造的火车头。
危机后的十年中，东亚各经济体通过产业分工和阶梯式的产业升级，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亚洲工厂，并为欧美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各经济体都在分工合作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陷入泥潭的日本仍然保持技术优势，为了养老金而努力工作；它和韩国一样，将更多的产业转入中国和东南亚，自己掌握品牌优势，专攻技术和中高端制造。韩国将自己未来的增长希望寄托于内部结构调整和来自亚洲的需求增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依靠整个大中华地区，发挥其金融和生产型服务业的优势。中国台湾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积极推动产业向服务业转型，因为从长远来看，与中国大陆的经济整合将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东南亚作为受伤最深的区域，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开始转回出口驱动的老路，并越来越重视区域内的产业整合。以越南为代表的其他小规模经济体或作为原料供应地，或在初级制造上积极对其他亚洲经济体进行产能替代，也开始了辛勤的原始积累。亚洲的区域内和区域外贸易都开始繁荣起来，整个亚洲经济从危机前的无序竞争阶段，转入了一个各攻所长的稳定发展时期。
资源国：美元的殖民地
资源国的命运则更曲折，但他们与国际流动性的关联却更直接。1973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美国通过战争让石油对美元标价以后，又以各种手段将主要的资源输出国变成了美元的殖民地，就连当初的劲敌俄罗斯也不能幸免。大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标价和结算，他们的交易市场也变成国际过剩资本投机的乐园，并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动荡。
本质上，资源国的产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二是对外部其他资源的渴求，也就是输出的欲望。除了石油以外，国际主要大宗商品的储量分布还与地理面积和区位相关，发达经济体集中的北美和欧洲虽然也有不少资源，但是他们对外部资源的需求有限；而涵盖全球大部分地理区域的新兴、发展中甚至是欠发达经济体，不仅占有了全球大部分资源，还有很强的与外部交换资源的渴求。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这个三元框架搭建起来以后，在美元本位下，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让其转动起来而已。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各国对资源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歇过。美国在二战后最成功的布局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外，就是让美元获得了对石油的标价权。资源富饶的国家自然也不是傻子，他们根据国际供需，在产量和价格的博弈中寻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南美的资源国，如巴西和委内瑞拉等，更多地处于美元的直接辐射下，他们和加拿大一样，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同时不忘记在需求旺盛的时候敲中国这种生产型国家一笔；澳大利亚虽然更依赖于东亚的增长，但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资源禀赋的先天优势赋予了其在全球分工中的议价权，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资源的价格，但是却不能决定这些资源的标价货币。中国和日本难堪重负，只有一边积累，一边寻找转型的机会或者替代来源。中国将目标定在中亚和非洲，希望能在欧美更大规模插手之前取得先机。
这个过程中，只要这些原材料以国际货币——或者说大部分以美元——标价和结算，那么无论资源的购买者是谁，最终都会导致国际货币数量增加。无论是通过进口、消费还是国内投资，资源国的实体经济往往难以吸收如此多的国际流动性，这些资金如果回流到国外的实体经济还好，因为这毕竟是沉淀下来了。但实际上，资源国积累的大量国际资金最后是以游资的形式活跃于国际金融市场中，这其中的石油美元就是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