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火箭科学被运用到金融创新过程中（如同二战时德国驱赶欧洲科学家到美国，苏东科学家也在苏联崩溃后投身美国），衍生产品（包括证券化）的创造和交易成为高等金融业价值创造的重要部分。衍生产品的共同特点就是杠杆率高（这也是杀伤性的来源），相对过剩的资本迅速发现，这是暴利最高的领域，无数的智力和资本投入其中（连诺贝尔经济学家也成为其代言人），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潮流。30年前，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总额几乎为零，到2006年，这个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GDP总和的8倍多，其增长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远超任何正常人的想象。
而且以衍生产品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激发了所谓的“金融创新螺旋”这一动态循环过程，即衍生产品四大发明基本模块，提供了工程化衍生产品的构成部件，而工程化产品由于具有复杂个性化条款通常在正规交易市场之外的“柜台交易”，而定制工程化产品的应用增加扩大了市场需求，而这又需要交易更多的标准场内产品来对冲，进而导致OTC市场和场内市场同步繁荣，这就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了全球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的进化。
1）首先体现在机构的变化。老一代美国投资银行定位于市场中介功能，例如IPO和M&；A，这些业务几乎不存在风险。而由于积极参与自营，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使得它们直接面对市场风险。商业银行也开始撤离传统存贷业务，重视中间业务、自营和代客理财。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市场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占全部902家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总和的97%，收入占94%。这种变化影响深远，商业银行传统上主要面对信用风险，现在它们通过证券化创新，把市场风险转移并且分散到市场上去，使得所有参与机构都开始共同承担体现为市场风险的信用风险。市场仅仅分散信用风险还不够，还必须有对冲机制来提供风险转移，这时（20世纪90年代）信用衍生产品（CDS）也就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终极发明，它为所有信用风险提供最终保险，而且因为衍生产品交易本身是一种零和游戏，不增加产出，只转移风险，这也需要强有力的信用体系保证交易参与方不会违约，因此信用衍生产品还为所有交易对手提供终极保障。
企业外包给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金融机构来进行风险管理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未来的金融服务就应当是面对客户的，根据消费者终身的最优消费/投资方案，提供相应的产品或者交易策略，以及有关的风险管理方案。对于企业客户，银行也在加强对它们的一揽子收支结算、现金管理、年金投资、组合信贷和风险管理支持等服务。这是一体化的金融中介应当完成的任务。这也就预示着混业经营和工程化创新成为金融中介发展的主流。理论上说社会的风险管理职能都汇集到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整体福利和效率会增进。但是作为利益主体，金融机构有自己的算盘，而且再精美的理论都需要具体的个人去实施，而人是有巨大缺陷的。因此，金融创新过度和过度应用就成为资本谋求更高利润的贪婪本性和其代言人贪婪和狂妄的最佳载体。
2）机构的变化随之引起了市场的变化。金融机构的行为将对金融市场的运作，特别是金融产品的定价产生重大的影响。理论上说在竞争性行业中，产品将按照它的边际生产成本提供出来。但是在金融市场上，技术先进、反映灵活和资本雄厚的大机构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例如现实中的各大投资银行。因此，交易主体过于集中的金融创新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它非但没有分散和抑制风险，反而加重了风险集中程度。
3）这就涉及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流程必须变得统一、透明和具有更大范围和更高级别的法律效力。首先需要的当然是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显然投行的激进哲学根本无法通过虚无的内部治理来肩负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控制的重任（而且从技术上看，再好的模型也有风险），而外部监管呢？衍生产品交易的复杂程度，会使得最老练的交易员都望而却步，而20世纪80年代西方流行的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潮流更是主动放弃了外部制约——这道保卫金融安全的最后屏障。实际上监管者的纵容，正是此次危机充分条件之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国会解除了对储蓄贷款银行的监管条款，随后进一步解除了对贷款人和证券行业的约束。1999年，美国国会在金融行业强力游说下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禁止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机构混业经营的规定全部被解除，这为游离于联邦政府严格监管之外的范围更广、风险更高的投资活动的出现提供了温床。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这其实就是资本的力量，为了获得100%甚至更高的利润，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有趣的是，这都是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实现的，证据显示特殊利益集团和选民利益显著影响了美国的住房政策，例如2003年国会通过了一个支持增加低收入社区住房自有率的《美国梦首付法案》，听这个名称，就可以想象民粹政客讨好选民的意图同金融业的获利动机是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对由利益集团主导的西方民主，必须保持一份戒心，这也许就是民主的代价，有时具有不能承受之重。
而法律的松懈，自然导致执法者的渎职，有人列举了美国证监会的五大罪状：一是没有履行强制性披露的法律法规，华尔街高管向股东撒谎没有受到惩罚，没有对房地美（Freddie）、房利美（Fannie）、AIG、雷曼兄弟或贝尔斯登们进行依法合规监管；二是会计准则没有得到强制执行，财务信息披露不完整，在AIG于上一个季度宣布不需要计提按揭和有价证券投资损失准备金之际，Freddie和Fannie通过改变会计准则将有问题的按揭变成优良资产之时，SEC没有站出来说“不”；三是没有对评级机构实施有效监管；四是SEC未能通过有效调查防止裸卖空之类的市场操纵行为；五是没能保护弱势投资者，SEC未能对经纪商从事欺诈性销售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如标售利率债券（auctionratesecurities）、Freddie和Fannie普通股及优先股向弱势投资者的兜售。
危机前夜——错误的货币政策和地产泡沫
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末，国际债券市场的债券总值为21.58万亿美元，其中美元债券的规模达到7.54万亿美元，占35%；国际衍生产品市场所有的衍生产品合约总值为56.24万亿美元，其中涉及美元的衍生品合约总值达46.95亿美元，占83.5%。因此按币种看，美元正是中国制造逼迫出来的剩余资本和产业升级中去往金融领域中的投资资本的天堂乐土。这个以美元为基础的虚拟市场的投机空前繁荣，吸纳了天文数字的流动性，巨额新增发的美元和海外回流的美元被这个高速旋转的市场所裹挟。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甚至要高于实体经济一体化程度，而巨大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同于实体经济的特征——运动式的群众癫狂和机构操控成为这个世界中的常态，本来它应当是实体经济的体现，而它的巨大规模的反作用，在危机时刻反而会摧毁它应该代表的实体经济。一旦美元金融衍生市场崩盘，我们将见识到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
这时危机的基本元素都已经具备——过剩的资本、松弛的监管、爆炸性的产品和贪婪的机构。其实早有征兆，本次危机总爆发前，堆积在美元上的剩余流动资本早已经在四处兴风作浪。例如1992年英镑危机，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在1992年阻击英镑一战成名，索罗斯赚得10亿美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卷土重来，阻击泰铢和林吉特，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一场恶战。1998年LCTM对冲基金神话覆灭对市场造成的动荡，最近几年对冲基金投机造成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这些资本在2005—2007年也直接攻击了中国金融体系并造成巨大损失。这使得各种版本的“阴谋论”一时之间非常流行，其实资本追求利润就是个常识，投资设厂赚个10%—50%大家可以接受，但投机炒作暴利高达100%—500%，新兴国家在心理上就接受不了。原来的战争是西方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通过掌握机械技术来获取割地赔款；现在西装革履的西方银行家们，带着电脑和模型，凭借金融技术的领先又打了回来，结果都是一样，财富被掠夺，民族尊严丧失，也就难怪民族情绪高涨。
但资本要的是利润，不管它来自何方，例如2000年高科技股票泡沫危机。20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知识经济型技术进步主导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周期，资本的狂热追逐导致了美国股市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现在看来，实际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把全球资本都赶回了美国股市，这助推了高科技泡沫的顶峰。2000年因高科技泡沫破灭，美国股市的繁荣终结，这其实已经是资本全面过剩的明确信号了，而且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一个产业方面的升级尝试基本上以资本市场泡沫崩溃而失败结束。再加上“9·11”事件，美国进入衰退阴影中。但格林斯潘连续十多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的历史性低水平，并维持了近一年时间。长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上涨抵补了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继续支撑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因此美联储对高科技泡沫破灭的救赎，埋下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隐患，正是由于格林斯潘在任上采取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延缓了经济周期的正常调整，用一个泡沫弥补另一个泡沫，结果酿成了更大的泡沫，最终难以维系以致崩溃。因此货币政策的失误就是本次危机的引子，尽管替罪羔羊是格林斯潘，当时大众却认为他果断和智慧，实际上从1987年上台开始，减息救华尔街是他最娴熟的伎俩，虚拟经济的敏感性使得他的话语权一度至高无上，信心爆棚。
泡沫仍旧从一个非常传统的泡沫领域——房地产开始。利率太低，结果就是美国老百姓的“过度举债”来实现一般消费、买房消费和买房投资。什么是次级贷款，简单说就是没有钱的人也有自己的住房，也享有高品质的生活。正常的商业银行是不会放这些贷款的，万一人没钱还贷跑了怎么办，不过只要房产价格不跌，人跑了银行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毕竟房产还在。因此在房产价格节节上升时，商业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开始大量发放抵押贷款，而且发放信用风险比较高的次级贷款，贷款机构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这使得具体发放贷款的人员在借款人的信用审核方面非常宽松，而这就是所有贷款坏账的根源。不过即便如此，这时风险还仅仅局限在金融体系的间接融资部分，也就是商业银行和一般贷款机构身上，如果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如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类似的麻烦，但问题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因为现在是金融创新流行的时代，这些创新（证券化和衍生产品）将进一步推波助澜。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创新，是如何一步步把金融体系推向风险和收益博弈的最后底线的：
1）金融创新转移了风险，这是通过证券化来实现的。证券化其实就是把商业银行和贷款机构发放的这些抵押贷款又转卖给了其他投资者。商业银行收点管理费后就几乎完全从信用风险中解脱了，所以它们就再去放贷、再去做证券化，获得更多的中间收入，乐此不疲。而且他们发现贷款审核审得松点也问题不大，因为迟早是要证券化掉的，而且贷款人信用越差，银行收的也越多。因此投资银行提供的证券化创新打消了贷款发放机构的最后顾虑。所以本应该把好第一道关口的贷款机构就放松了执业标准，而同业竞争的压力使得基础资产质量越来越差，陷入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