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短命二郎阮小五一拳击在了赌桌上。
真他妈背，连买了十次单，结果庄家连开十把双。
东家笑眯眯的把银子从阮小五面前搂了过去，说老五你最近手气差，就别玩了，回家安心打鱼吧。
阮小五说放你娘的屁，老子什么时候认过输，等着，我回家拿银子。
出了赌庄，阮小五却并没有朝家里赶，他清楚家里连一枚铜钱都没有，连老娘头上唯一的金钗早上也强抢了，阮家现在除了空气只剩下墙壁。
但阮小五心中自有财神爷。
石里长看见阮小五，露出一丝苦笑。
“又输光了老五，手气不好就少赌点。”
“废话少说，江湖救急，再贷我十五贯。”
“你今年已经借了八十贯，官府的青苗钱利息虽然不高，但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小五，年底还不了钱，你我都要倒霉滴”。石里正低声下气的对阮小五说。
“借不借一句话，不借以前的帐也别想跟老子要！大不了拍屁股走人”阮小五脸一黑。
“好！好！我怕了五爷你，借借借。”。
看着阮小五揣着银子得意的长扬而去。石里正擦擦脸上的汗，心想这是什么世道，借钱的成了大爷，年底秋收的时候，这帐，不好要了，等待自己的，恐怕只是县太爷打在屁股上的板子了。
一个时辰后，阮小五又身无分文的走出了赌庄。
去年的赌庄，他峰回路转，今年明显没有这个运气。
等待他的，是官府的牢狱。
不过很快，阮小五看到了希望，一个叫吴用的老熟人会给他介绍一条发财致富路，他再也不愁如何偿还官府的青苗钱。
劫生辰纲，逼上梁山。
后来阮小五在梁山上偶尔会怀念一下在山下赌钱呷妓的快乐生活，总结自己最终落草为寇的原因，除了那个王八蛋军师吴用的诱惑外，阮小五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
——谁叫他妈的政府也放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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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变法中，在理论上最为完善并为后世所惊叹的就是青苗法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当王安石抛出他的理论时，帝国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国库里多了，老百姓手中就少了。你王安石又不是魔术师，能让钱变成母鸡，鸡生蛋，蛋生鸡。
王安石潇洒的拿着魔术棒，祭出了青苗法这一招。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政府贷款，秋收的时候归还，利息不重才2分（相对那时的民间高利贷）。既可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从理论上来讲，青苗法唯一损害只是民间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高利贷们的利益。把那群人的利益吸剥出来，农民与政府共同分享。
千年后有人盛赞王介甫天才的设想，已经非常符合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比起同时代的人，他站得很高看得很远。
其实老王的青苗法同样也不是首家独创，李唐王朝在中后期囊中羞涩时就小范围实行过政府放高利贷增收的办法，只是像王安石变法这样推行范围之广，制度之完善，当然是始无前例的。
老王长时间的不愿进京做凤尾，而宁愿呆在地方充鸡头，就是因为在地方上，他可以对他的改革良方进行临床试验。老王在鄞县当县长时，就在他的地盘上试行过青苗法，效果好得一塌糊涂，农民渡过难关了，政府增加收入了，高利贷富户干瞪眼了，死帐呆帐率也很少，这坚定了他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青苗法的决心。
但理论中万无一失良策在全国试行下来却是一地鸡毛，怨声载道。被旧党认为是变法中最具危害性的毒瘤。
在推行过程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是王安石无法解决的：
一是基层官吏层层加息，成为了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原来中央规定的只收二分息，有的地方却收到了六分七分，或缩短还款周期变相加息，帝国对此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
二是各级行政部门为了完成行政目标考核，部门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强迫富户农民不需要借贷时贷款，变相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三是如果遇到水灾旱情等自然灾害地区，颗粒无收的农民无力偿还贷款，政府强行索债，还不上钱的农民只有当流民逃难。
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在鄞县当县长搞试验田时都不会遇到，第一老王为官清廉，不图钱；第二上头没有行政目标考核，农户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愿决定借不借钱，第三，王安石在鄞县任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死帐率也就自然小，两袖清风的王介甫也不会逼迫还不上帐的农户当流民。
事实上，青苗法的致命弊病，那位老于世故的司马君实看得非常透彻。他说的那句话或许漫不经心，但是一语中的：
民间为富不仁的大户之家放高利贷，都会被世人所唾骂，何况是政府呢？
虽然你的利息低，可五十步和一百步有本质的区别吗？
青苗法，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问题，由政府出手救济，但是这个救济手段是有前提的——有偿的，说白了，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即政府放贷收取利息，这注定了青苗法的价值取向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即达到王安石所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
如果作为一个县长，如果没有青苗法，那么他或许会烧香许愿希望全县都风调雨顺，农民都有饭吃，他业绩声名财富三丰收。
但如果青苗法实施后，一旦该县长的梦想成真，这个县的农民都有饭吃全年都能揭开锅，无人向政府贷款。那么该县长年终青苗贷款业绩则可能为零，年终可能就会被戴上“阻挠新法”的罪名，乌纱不保。
就像所有的棺材铺老板都喜欢死人，所有的花店老板都喜欢情人节，而所有的雨伞店老板都喜欢下雨一样，作为青苗贷款执行人的官吏们肯定希望在每年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贷款。
这根本上的说和他们作为一方父母官的基本职守是相背逆的。
但不是每天都会死人下雨和过情人节和有人需要青苗贷款，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官吏们可能几乎是潜意识的使用一项东西——权力。
这正是司马光苏轼之类的旧党最担心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拥有权力的政府放高利贷犹如开着坦克向各家商户要保护费的超级怪物，远比拿着民间拿着水果刀的小混混危险得多，虽然可能他们要的钱会比较少。
司马光的话还有另一个层面意思，借钱，当然就涉及到还钱的问题。
凡是借过钱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借钱的人，借钱时是大爷，要钱时是孙子。
欠钱人眼里，从借钱人手里拿过钞票时，他眼中看到的是恩，要他还钱时，他眼里看到的是恨。
如果还的钱比借的多几分，这个恨同时就会多几分。
一个聪明的媳妇就对自己的老公说过，咱们永远不能借钱给公婆，选择只有两种，有钱孝敬，无钱不给，千万别提借字。
因为一提借字，还不上时，不仅伤面子，更伤感情。
当年在嘉佑时期还是好友的司王二人任馆职期间，他们的共同上司是包拯包龙图，一次老包请手下这二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吃饭，无酒不成席，老包开了好酒，结果二个年轻人摇手说自己不会喝酒，老包说今天高兴，就破破例，咱仨开怀畅饮一回。
上司很热情，司马君实最终拗不过，喝了两杯，王介甫则再次显示出了他的固执，始终不肯抬酒杯，当时就很让人人敬仰的包大人下不来台，也成为了王安石同学不通人情世故的经典例证。
而喝下酒的司马光知道他喝下的其实不仅仅是酒，那还是包大人的一片热情，更是包大人的面子。
所以他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更不愿伤面子。
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式帝国，统治者们对于他们的子民们来说，一直在宣扬一个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和谐的封建大家庭，君使臣（民）以信，臣（民）报君以忠，一团和气。
而君民之间提到借字，同样就不那么和谐了，因为还不上的时候，既伤面子，也伤感情。
王安石的青苗法，农民来借钱（粮），是青黄不接揭不开锅时，平日里高利息都忍了，官府这点利息确实不算什么。到秋收时，遇到好年头，还掉本息还剩三五斗，今年也算过了，可是万一天公不作美来个什么洪水旱灾之类或是家中出了一个阮小二一样的败家子的话，完了，血本无归。除了破房薄地老牛，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官府要钱就是一个问题，要就得撕破脸皮来要，民间借贷者不管，有房收房有牛牵牛有地要地有老婆抢老婆，高利贷们没有后顾之忧，把债收回关系两清，你要死要活都不关我事。
可官府就面临两难。要还是不要？
要，农户破产成为流民，国家从此多了一个负担和不稳定因素，不要，官府的帐面上多了一笔死帐不说，如果所有的人看到借钱可以不还并且不用承担什么责任，那即使在好年头，也会有很多人赖帐不还，搞青苗法变成了发救济——政府有那么多钱来发救济吗？
帝国本身作为借贷者，他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遍的民间借贷者的。这种风险基于他和借款人的双重关系，他不仅仅是债权人，他还是他们的庇护者和监护人。
作为借贷者，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风险规避，帝国搞青苗法，同样不能免除，事实上法条刚出台，就有旧党尖锐的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说搞青苗法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兼并”，那么为什么会对贷款用户分信用等级，最需要钱最穷困的农户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贷一贯钱，而最有钱最不需要借钱的富户则列为一等，一次却能贷十五贯。
王安石无法回击这一指责，因为他无法掩饰青苗法的极终目的——生财。
既然中央都考虑到了这个风险规避问题，那么事关自己前程和乌纱帽的官吏们更会注意这个问题。借钱给一个一等富户的完成的工作任务是给十五个五等贫户的工作任务，一样的过程不同的结果那么你愿意做十五次还是愿意做一次——当然是后者。何况，一等富户良田万亩，是永远不可能还不起钱的，而那些等着米下锅的穷人们，看起来随时都可能破产的样子。
于是就出现的很奇怪的现象，可能一方面是官吏衙门想着法逼迫不需要用钱的有钱大户“贷款”，而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钱救命的穷人们借不到钱，或许就算是借到了，那点钱也不够他们度过难关。
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转头向高利贷伸出援手。但这时，他们看到高利贷的利息已经从原来的七分涨到现在的十分。
为什么？富户们当然得把官府强贷给他们的那三分息给累加上。
司马光是那个聪明的“小媳妇”，看到了青苗法里面的“借”的太多不和谐因素。他更为心疼的是青苗法对原有抑制兼并机制的破坏，青苗法用的本钱是原来常平仓和惠民仓里的粮食。之前，政府设置常平仓和惠民仓，在丰收粮贱时平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在粮荒时则同样平价向农民出售粮仓，在抑制粮价、地主屯粮居奇、商人投机倒把、操控粮价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司马光认为是“三代圣王之遗法”。
而现在，有偿的青苗法代替了无偿的常平惠民仓，帝国的百姓们抬头看他们的君王，脸上写的再也不是那个信字，而是一个利字。
谁叫赵家皇帝手头紧呢？
散青苗之害犹小，坏常平之害犹大。
应该是说对于整个帝国来说，实施青苗法所获得的利益是小，而对帝国社会链条和道德链条的破坏是大。
千年以后，有人替王安石叹息，说当时青苗法的实施，帝国如果设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来代替政府进行青苗粮款的放贷，那么或许这场改革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弊病和负面影响。
他们所说的那叫国家银行，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千余年后才出现的产物。
除此之外，青苗之害，帝国无药可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