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成分被逐步引入，控制社会流动的大门也伴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次第打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并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推动力，国家对农村工商业的解禁和对个体经济的提倡、特别是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支持，为“农民非农化”的进程注入了拉动力。从农民阶层分化的轨迹来看，首先是实现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就地转化”，大量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不仅缓解了城市人口压力，还促进了农村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从1981年到1988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从68.11%降到59.13%，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1992年的1.06亿人，到2006年增加到1.468亿人。其次，受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的推动，特别是工业化扩展的带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走进城市，逐渐涉足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实现了农村以外的“异地转化”，农民工的人数从1998年的8900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2.3亿人。再次，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促使农村这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宝库不断为城市化发展贡献优质人才，通过“身份转化”改变了“农民阶层的继承性”规律。在市场带动、教育发展和社会流动的作用下，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到1997年减少到49.19%。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农业劳动人口所占比例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是一个标志性的突破。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个比例一路下降，从49.1降到40.8%，保持了可喜的势头。
此外，在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下，中国在城乡之间还游离出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他们脱离农村在城镇生活工作，却因为其农村户籍和农民身份，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大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在这些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从政治性的身份界定到市场性的“职业”区分，中国农民阶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阶层和农村管理者”等阶层，大大改善了农村社会结构，阶层分化的逻辑与现实得到了有机统一。
2.工人阶级已由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由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工人队伍来支撑，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地位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宪法里的领导阶级、现实生活中的草根一族，曾经辉煌的“工人”形象也随着第三套人民币（5元钞票）退出流通而逐渐黯淡，远不及公务员、教师、律师、会计师等热门职业风光。
随着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工人阶级队伍也面临着不同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职工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一部分职工由于企业经营不好或者自身的原因而下岗失业、收入减少。同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无地或失地农民也大量地向工人阶级转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多。他们进入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尤其是一些艰苦行业，如占建筑、采掘业从业人员的80%、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的68%，环卫、家政、餐饮业等服务业从业人员的50%，而成为经济建设中的生力军。但也带来富余劳动力就业紧张，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待遇较差，以及政府管理、社会服务、企业责任的相互协调等问题。这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也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或许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变迁的写照──当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时，当生活开始崇尚奢华时，当财富急剧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时，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就必然********了。无论是河南工人“开胸验肺”、广东工人“讨赔偿金不成怒杀老板”，还是吉林通钢工人“被煽动打死总经理”、河北工人“徒步赴北京上访”，抑或是广东东莞富士康工人的“十三连跳”，都反映了工人群体在劳动环境、权益保护等方面所遭遇到的困境。而农民工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却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还要忍受巨大的歧视，在工人与农民两种身份之间彷徨，这些背后的辛酸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些由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极端事件，其重要原因是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似乎正加速沦落成一个弱势群体。
3.“新社会阶层”渐渐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是对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兴社会群体的总称。2001年7月1日，****中央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提法，主要包括以下四类社会群体：一是不同所有制产生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受聘于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二是新兴产业所包含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三是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四是边缘性的社会群体。主要指自由职业人员，即没有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而是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这类群体正在以不同的面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有些仍属于工人阶级，但有些已属于雇主阶层，他们普遍处于社会收入的中上层，可以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地位。据2006中国财富管理论坛资料，金融资产在10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家庭大约有300万户，中国持有流动性资产（现金、有价证券、非自住住宅等）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约为30万人，预计到2009年，中国富裕家庭的流动资产总额将从2004年的8250亿美元增至1.606万亿美元，增幅将近一倍。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不少企业的经理职位和一般职位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在20倍以上。在全部城市人口中，财富多的人（占全部城市人口10%）占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全部城市人口10%）仅占全部城市财富的1.4%。1978年，显示我国全社会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上升到0.496，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差距合理警戒线0.4的上限。尽管因为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不能完全参照国际标准，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字匡算的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4年25年间，我国由通胀、失业率、贫富差距、城乡贫困率等指标组成的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其中通货膨胀率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3.7%，城乡贫困率递增1.1%，显示总体上我国减贫成果是突出的，但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6.4%，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8%。可见，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将会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发展失衡。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协调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二、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失衡
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
（一）中国社会贫富的“马太效应”
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或者说，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相当部分财富来源呈现不公平和不合法，以北京为例，凭劳动致富者仅30%左右。从经验层面看，无论何种类型的国家，这种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1.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
收入差距、贫富悬殊问题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公平正义的大敌和绊脚石，成为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潜在危机。目前，中国贫富悬殊究竟有多大？中国穷人究竟有多穷？有记者采访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一位记者去山区的时候，借宿在山里的一户人家里。那户人家条件简陋，没有像样的伙食可以招待记者，就拿出几包方便面里的调料，经记者冲了碗汤，并告诉记者，家里困难，没有什么吃的，就只有这几包调料，希望记者不要嫌弃。记者看见那户人家的孩子面黄肌瘦的，问他们孩子是不是生病了，孩子的父母未回答记者，眼眶先红了，母亲跑到厨房里抹眼泪，父亲蹲在门口叹气。孩子饿了，跑去问母亲要吃的，母亲从一个笼屉里端出一碗糊糊。孩子看着糊糊问母亲，调料呢？母亲回答说，家里来了客人，调料给客人吃了。孩子听了有些难过，却也很懂事地端着糊糊吃起来。和记者聊天的时候，孩子告诉记者，他吃过方便面的调料，觉得很好吃，那是他生病了，家里费了好大的工夫找来给他当营养品吃的。他吃了后，觉得身体好多了。记者听完不禁落泪。这是中国农村穷苦人家的真实写照，与城市里的富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至于中国的富人有多富，从以1.3亿元人民币的售价登上中国豪华别墅“楼王”宝座的上海紫园的一栋顶级别墅，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富人有多富了。紫园位于上海松江佘山国家级旅游公园内，整个公园占地7000亩，包括一个人工湖面和一座高尔夫球场各占地1000亩，其余4000亩由上海嘉城兆业开发。紫园西区共规划为150块别墅用地，每户占地8—20亩，每栋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每户都按客户意愿定做，栋栋绝版。别墅组团间均有水系相隔，以保证每户都有面水的景观。所有的水道均蜿蜒相通，形成一套水上交通体系，提供一条可以荡桨垂钓的水上休闲路径。别墅售价每栋在1500万至4000万元之间。有三栋顶级豪宅，售价过亿。其中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8号别墅，连水面在内共占地18亩，建筑面积1461平方米，其售价也创下了中国大陆单栋别墅的最高纪录。2007年，新闻媒体正式报道当年国企老总的最高收入已达到年薪6000万元，此后又被不断刷新。其实这只是个人财富在财务账面上反映出来的收入状况，还有私下发放的各类巨额补贴、公款消费，甚至还有通过权钱交易转化来的“隐性收入”，以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钱财等没有计算在内。新闻媒体不断披露大陆的贪官、“富二代”甚至“二奶”等群体定居国外后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购豪宅和高档汽车如买玩具一般，惊得那个世界最富国家的民众目瞪口呆。中国大陆的暴发户在个人财富占有方面已经实现了“超英赶美”的目标，其个人的富裕程度进入世界最先进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