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断断续续地研究了近两年中国诗歌创作的现状与形势后，试图作出一种描述性的结论：谢幕时无人鼓掌。但事实是诗歌尚在演出，观众却早已退场。这样的景致的确令人心酸，然而比心酸更为严峻的是一种担忧，即诗歌精神的疲倦与萎缩。诗歌代表着一种社会风度，是一种晴朗的、活泼的、纯真的、带有赤子之情的社会氛围，就如同深山或空谷中的鸟鸣与溪流潺潺，假如没有鸟鸣与流水的音乐，步入森林与空谷又是何等的寥寞。我真不知道我们在想方设法拥有一片森林时，却主动放弃了鸟的欢鸣，这种做法在人文意义上到底有多大进步？
现在每在日落时分，我站在窗前，看着黄昏中灰尘滚滚的大街上，人们表情各异地拥挤着向前奔走，我内心就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很想问人群中的某一位，是否有时间坐下来读一首诗或听一支古典歌曲，我常常为自己这种古怪的想法而脸红，不知道是自己堕落了或是别人堕落了。这种内心感受，使我常常怀念业已消失的时光，我想在普希金或者屠格涅夫的平庸的俄国时代，唯一装扮那个时期的恐怕就是诗歌了。人们对诗歌的热情，激起了一种英雄主义或古典伤感主义的情绪，才使寒冷的欧亚腹地不至于冷清和寂寞；而泰戈尔的印度时代，清凛的诗歌精神使处于盲目的宗教热情中的人们有时间回过神来，听听大自然的音乐，沐浴一回亚热带地域夜晚的月光；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中国的盛唐时代，那是中国的诗歌高峰，诗人们纷纷拥入长安城，他们手里拿着诗歌在长安朗诵，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最先登场，之后是陈子昂，接着是孟浩然、王维、李白和杜甫，再便是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皇帝和官僚们本人就是大文人或诗人，他们对诗歌是敬重的，对诗歌所传递的时代精神更是奉若神明。唐玄宗为了获得李白的一首诗，可以使自己心腹亲信为李白脱靴研墨，也许唐玄宗等盛唐统治者果真爱好诗歌，但在我看来，他们更看重的是诗歌所传达的一种社会氛围和一种盛唐之音。直截了当地说，唐玄宗所喜爱的是一种全民族的活泼的诗歌精神。那个时候，文人与文人之间的敬重是感动人的，他们间的友谊，开辟了一种时代风气，贺知章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李白与杜甫，初识之际爱慕倾心，别后跨时空怀念，都为后世传下佳话。
我在翻阅了一些世界名人与先哲的言录后，最终为没有找到他们做过类似于“人类或时代不能没有诗”这样的结论而倍感失望，但我欣慰的是，每一个时代甚至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些或著名或无名的人在为这样一种结论而做着努力，“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孔子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文化监察官的自觉行为编纂了《诗经》，并在他身后若干个时代匡扶着中国民族的诗歌精神，然而孔子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之后数千年的今天，我们又何尝不发出“吾未见好诗如好利者也”的叹息呢？记得七八年以前的那个时期，那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活动最为活跃的阶段，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寻到几位诗人，我常和身边的几位诗人朋友开玩笑：某个小巷里的厕所坍塌了，压倒了四个人，有三个是诗人，另外一个呢，被掏出了一卷墨迹未干的写着诗的卫生纸，医生捧着卫生纸读完后，说这家伙的诗风和我很接近。现在七八年过去了，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类似的笑话，说一位手拿大哥大的某某公司的经理，走到一幢楼前，对着某一扇窗户喊了一声王经理，几秒钟后，楼上同时打开了七八扇窗户，露出了七八个王经理的脑袋，楼下手握大哥大的经理恍然大悟地说原来这是一幢经理楼。笑话虽是笑话，但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或者沧桑，更传递了一种社会的风气。我的一次亲身经历足可说明这种变化，不久前一位曾经是诗人的朋友发了财，请大家聚一次，饭局上有人建议交换一下最新的名片，我发现手里拿着的八九张或精致或粗糙的名片，上面都冠满了经理的头衔，我说过去各位都是诗人啊，他们却一起喊，认为我是揭他们的短，于是我很糊涂，是诗人的桂冠名贵还是名不副实的经理的头衔珍贵呢？席间，昔日的诗人们腰间的BP机不时发出鸟叫声，此起彼伏，确实是显出了与七八年以前同样繁荣的另一景致。我想，如果在这个饭局中果真有一位诗人，即使他是里尔克或是戴望舒，他也会相形见绌不由自主的自卑，起码应该英雄气短三分，这绝对怨不得昔日的青年诗人们，也怨不得假想中的里尔克或戴望舒，他们没有错，他们只是与一种节奏要合上拍，否则他们会自己淘汰自己。
但是，当那些当年立志为诗歌献身的先锋与前卫派诗人纷纷舍弃诗歌，去做经理、商人或官僚的时候，我们的确得为诗歌担忧了，当然担忧的不仅仅是诗歌创作和发展，诗歌总会有人创作也会有人去读的，担忧最深刻的却应是一种诗歌精神的疲倦与萎缩。当诗歌精神中，那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疲倦之时，的确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