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时，大概是二哥出车祸住院那年，我应该是十岁左右，走在去医院探望的路上，突然直观到宇宙整体。神秘经验不可言诠。尤其记得当时我穿着凉鞋、白衬衫。从小我就是个爱干净的孩子，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哭，邻居从来没看见我笑过，哭时只是流眼泪，不出声，“吧嗒吧嗒”地掉金疙瘩，哈哈！自己玩泥巴。我总体上也是个合群的孩子。应该说，此后我一切智慧、文化上的努力，都是为了回到那一个上午，回到那神圣“整体”中去。
上大学时，我对印度智慧感起兴趣，在西安读本科时即已通读《奥义书》《神圣人生论》，且以《太阳七章》的三千行长诗了结了对印度智慧的喜爱。我记得写完长诗，从阶梯教室回宿舍的路上，一直全身发抖。我也对道家、儒家学说有兴趣，研习庄子，此间亦开始涉猎中西文论，《文心雕龙》、司空图、钟嵘等人的著作。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是我们那茬大学生的必读。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四川人民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对我影响很大，很多思想还是从那里汲取的。如《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等。大学时代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波普尔等。要知道，我的本科专业为“计算机软件”，仅数学就学了五六门。严谨的逻辑思维训练，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视野之宽、吸收能力之强，远非中文系出身之学者可比。我常戏称自己为“饕餮巨怪”。
大学毕业后，我有几年对佛学着迷，尤其是禅宗，池田大作、铃木大拙等，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曾有皈依的打算，但发觉佛家与自己精神气质不相吻合，于是放弃，只作为知识的参照。1990年前，在车辆厂的宽松环境中，我大量地研读了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著作。以至到2004年考文艺学博士时，两门专业课均无需复习，而是整天玩一个叫做“魔法门之英雄无敌”的游戏。其实也没有办法复习，范围太宽了。1989年开始系统地翻译英语系统的诗歌，将阅读理解练了个精通，考博士时也是没有复习，临时找个六级题做了做，对对答案，差不多没啥错误，就那么去考试，结果外语分数名列前茅，哈，牛吧！
1994年，确立客观化诗学之思想基础，并完成诗歌文本上的实践。每每以超高智商测试汉语诗歌的心智成熟度，结果可想而知。也不失望，而是时有如来佛观照孙猴子于掌心那般的快感，老顽童一个。
进入新世纪，诗境日趋辽阔，心态从容镇定，视世界为无物之阵。诗学探索又有新的长足进展。然而我认为当代汉语中最优秀诗人，如黑大春、周伦佑者，亦无力窥其顶巅。如，大春作为我诚心喜爱的兄长，也将我的“本体论忧郁”作庸俗化理解；如，伦佑作为我诚心尊重的兄长，看不到我新世纪诗学的增长，仅仅理解到我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对抗”诗学为止，对其后更为重要的进展视而无睹，可见其局限。
近年我觑破朦胧诗、欧阳江河、周伦佑、“知识分子”（其实大多成员仅具备本科教育背景，知识容量甚至比不过爱读书的本科生）之“观念写作”的致命硬伤。对“日常生活派”写作之神性维度缺失而导致的欲望化、肉身化，我心存悲悯。对“泛神性写作”之庞杂的社会宗教有机体在诗学移植上的幼稚与天真，对其希腊郊区农民式的朴实，我存同情之理解。对狭义“信仰书写”重蹈中世纪神学婢女之覆辙的狭隘化，我甚为忧虑。
经过对印度哲学、中国传统智慧、希腊思想、基督宗教理念等中西方思想资源的深入考察与比较研究，我选定基督教为唯一的真理之路，建立“超教派和非教会性”思想体系，以期为人类寻觅救赎之途。勇则勇矣，仍自知失败为必然，然生命不息，探索不止，此为大勇。使徒流徙人间，使命系于一身，无可推诿。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