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公交车靠站了，小英子眼巴巴地盯着下来的人看，又是一辆车过来，俞秉生仍然没出现。现在已经不是九点零五分，而是十点零五分。小英子疑惑的目光从街上掠过，一种深深失望的感情反映在她的脸上，从焦虑而变成了凄苦。她知道俞秉生是个孝顺儿子，她知道他父母跟她父亲一样，反对他俩的交往。如果说小英子有点朱丽叶的风范，俞秉生跟罗密欧相比就差了一大截，这家伙是绝对不敢把剑刺向出身高贵的帕里斯伯爵的，从当年工宣队要他去黑龙江时他的表现就可以看出，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下来，他早已变成了一只缩头乌龟。
黄排长在我家坐到中午，小英子在六公园等到中午。黄排长终于叹着气回去了，小英子抹着泪走进延定巷。我母亲说，小英子，你这么早就回来啦，还没吃中饭吧，叫你湘九舅舅请客吧，请你到巷口吃馄饨去。小英子扑到我母亲床上大哭。骗子，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俞秉生是个骗子，外婆，我明天就回部队去了，我家跟他家真的不是一路人，我再也不会理睬他了。
七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俞秉生出门遇见了鬼。这个鬼不是别人，而是常青老师的丈夫。那时他刚走到枝头巷解放路口，一只手突然从街边的屋檐下伸出来，抓住了他的胳膊。你是我老婆的学生对吧，你是不是姓俞？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在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敞开式的走廊上有几家还未开门的商店，这男子躲在一个廊柱的阴影中沉声问他。俞秉生茫然地点点头，是的，我是常青老师的学生。裹着一件警蓝色棉大衣的男子将他拉到一家饮食店门口，不由分说地对他说，我们一起吃个早餐，边吃边聊。
饮食店里面有个小包厢，包厢里有一扇小窗子，窗外传来公交车到站的刹车声，车站旁边是思澄堂，美国北长老会在杭州建造的一所基督教教堂。封闭多年的教堂又响起了主教的声音，让我们时刻铭记上帝，为他在心中建起一座永久的碑。店小二送来豆浆、油条和两碗面条出去了，常青老师的丈夫关上窗子，放下窗帘。现在俞秉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他看着对方狼吞虎咽地将油条塞在嘴里，觉得一切如在梦中。
你身上有烟没有？俞秉生摇摇头，没有。男子摊开一只手，借点钱给我，他说。俞秉生拿出皮夹子，常青丈夫一把抓过去。都借给我，他说，我会让常青加倍还你的。俞秉生心疼地说，里面有五十多元呢，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对方不睬他，站起身走到门前，店小二应声过来了，帮我买一条飞马牌香烟来，这位顾客递给他三元钱说，快去快回。
俞秉生有一种感觉，眼前这位老兄，至少有一个月没吃过一餐饱饭了，他的眼睛里燃烧着饥饿的火焰，抬起头时，总想照准一个人的脸狠揍一拳的样子。那时俞秉生确实感到了害怕，他畏畏缩缩地说，你吃吧，我先走了，我还要去六公园见朋友，已经迟到了。常青老师的丈夫瞧着他说，见什么朋友，这世上连老婆都是靠不住的，还找什么朋友？
俞秉生一阵眩晕，他想装出笑脸，喉咙里却止不住地打呃似的哽咽着，他说，你不是在区公安局当头儿吗，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你不要害我，他恳求他说，我一向与世无争的。常青老师的丈夫喷出一口烟，阴冷地笑了，你与世无争有什么用？他在烟雾后面喑哑地说，狼要吃的就是你这样的羊。别看你老子现在又活过来了，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到了那时，你才会知道今天遇见我是多么的幸运呢。
这家饮食店将永远留在俞秉生的记忆里。店小二是个剃小平头的江北佬，穿着一件油腻腻、脏兮兮的白色工作服，炸油条的是一个大块头的面色红润的妇人，后来回想起来，这妇人好像从他俩进门起就盯着他们了，她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里射出的奇特的光亮使人浑身寒抖抖的。其实常青老师的丈夫身上有一些明显的破绽，至少他衣领上被撕下的领章后还留着长长的线头。他那么饿，脸上胡子拉碴的，看见油条豆浆时那种贪婪的眼光，都让人觉得不正常。尤其是他的一只棉裤的裤腿在攀爬时被铁栏栅挂破了，露出一大块白色的棉絮。俞秉生恨自己真是瞎了眼，稀里糊涂地就将自己栽了进去。
主要的毛病还出在离开这家饮食店时，前公安局的头儿随手拿起椅背上俞秉生的大衣，穿到了自己身上，而将那件警蓝色的棉大衣换给了他。俞秉生的大衣是他父亲的一件灰呢子大衣，为了约会小英子偷偷穿出来的。俞秉生说，我不要你的警察大衣，我父母都不待见它。少废话，常青老师的丈夫说，放在前两年，这件棉大衣可比你那件破呢大衣值钱多了他俩一前一后走出去，一群便衣警察猛地扑上来。那时小英子正焦急地翘首盼望在六公园的站头上，可惜她离得太远望不到这一幕。俞秉生挣扎着喊，我是被他劫持的无辜群众，你们不要抓错人！便衣们根本不理睬。他们将他摁倒在阴暗的长廊上，一位便衣的脚在俞秉生的手背上碾了一下，他说，有你这样的无辜群众吗，跟他对换外装企图蒙蔽我们！俞秉生泪眼模糊地趴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来不及申辩，又发出了一声凄楚的尖叫，一支电警棍狠狠地戳到他脸上，他在痉挛中昏晕过去了。
常青老师的丈夫是从隔离审查中逃跑的，作为造反派头头，他不仅整过一些老干部，还得罪了不少同僚和下属。这几个便衣正是以往对他恨之入骨的基层干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将财物捐助罪犯潜逃的包庇犯俞秉生自然百口难辩。他们将他拖到路边一个自来水龙头旁，冰冷的自来水哗哗淋湿了俞秉生的脑袋，使他浑身哆嗦着苏醒过来。有个特别狠戾的角色用手钳住秉生的双颚，他的嘴不得不张大开来，像一个无底的黑洞。便衣们朝这个黑洞猛灌一阵冷水，秉生蹬踢着，咳嗽着，他觉得他的胃马上要涨破了，头脑一片空白。他的脚终于踢到了钳住他双颚的那人裆下，那人一声尖叫，突然跳起来，将脚下的大头皮鞋踩下去，咔嚓一声响，他踩断了秉生的小腿骨。
叙述这件往事对我确实困难重重。我的心疼得不由自主地一阵阵抽紧。我常常想，如果我在现场我会怎么办？唯一的选择恐怕只能是拼了。后来我被特招入伍到了西南边疆，面对对手我总是把它想象成那个便衣，这样我才能热血沸腾地冲过去，死了也就死了。我记得获悉此事的最初那几天，我每天都陪着俞先生去上访，区里、市里、省里，我们坐在****室，坐在等待长官们出现的衙门口的台阶上。幸亏当时还没有出现截访组织，因此没人把我们也抓进去。
俞先生写了一封椎心泣血的信，我拿到厂里文印室，央请打字员打印了几十份。除了跟俞先生一起坐过牢的那些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我母亲还提供了父亲当年的几位老朋友。这些现在北京身居高位的人，曾经从重庆的曾家岩、周公馆来到我家，吃过我母亲烧的杭州菜。总之，我对俞先生说，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否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俞秉生表情呆滞，一声不吭地坐在病床上。事实上他一天都没进过预审室，便衣们发现祸水闯大了之后，就将他送进了公安医院。审讯是在病房进行的，将他的口供与常青丈夫的口供一对照，整个经过一目了然。做手脚的人当然有，有人说他是拒捕时自己跌伤的，有人说他跟便衣对打时被对方误伤。问题是当时是在闹市中心，围观者众，经历过十年浩劫的老百姓对这种暴力执法已经忍无可忍，就连检举罪犯的那个炸油条的妇人和店小二，也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说出了全部经过。
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带着一个重建法制的调研小组来到杭州时，召见了俞先生。摇摇欲坠的俞先生撑着拐杖，竭力挺直身子，那件从公安手里拿回的灰色大衣在接见室门前闪着清冷的光。我是你的手下败将，老头子硬呛呛地对这位副委员长说，但我儿子不是，如果这样搞下去，下一次被打败的是谁就难说了。副委员长想了几秒钟，谢谢你的忠告，他说，我将你当成一位诤友。
农场跟插队的最大区别是，它是有劳保的。一群知青跟着农场卫生所的医生赶来，七手八脚把俞秉生抬到一辆救护车上。幸亏场部领导也来了，及时阻止了他们，否则这批知青要抬着他在解放路和湖滨路上走一圈。踢伤他的那个警察已被拘留。知青们非要看着他戴上手铐才肯离去。拘留所一位看守对我说，他娘的，算你这小子狠，希望你永远不要犯到我们手里。
小英子不知道这一切。我反反复复地考虑了许久，还是瞒着她算了。俞秉生已经残疾了，虽然看上去恢复得还不错，但是走起路来，总归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或多或少，有些一掂一掂的，让知情者见了心里特别难受。小英子的父亲是残疾人，母亲是残疾人，难道她找的丈夫还得是一个残疾人？我跟我母亲说，我真的接受不了了。母亲唯有叹息，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过一会儿，伤感的泪水便湿透了枕头。
其实这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俞秉生的心残了。他很少回杭州来了，似乎再也不愿意见到过去的熟人。偶尔回来住几天，也是躲在小阁楼上，守着那台破留声机，一遍又一遍地，听那些悲怆的命运交响曲。为了给儿子讨回一个公道，四处奔走的俞家老头子已经筋疲力尽，终于到了一病不起的日子。秉生他娘真正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闻到一股热咖啡、面包和黄油的滋味，听到咖啡壶里的水在噗噗作响。我走进小墙门，看见一个妇人雪白的后颈和裙服下套着肉色丝袜的小腿，她正弯下腰去从炉子上拎起咖啡壶，那姿势十分优雅柔美。我以为走错门了，刚要退出去，看见俞师母扶着门框出现在天井前。湘九，这是你秉贤姐姐，老太太说。妇人转过头来，你是张伯伯家的小公子？她向我微笑着，递给我一杯咖啡。去年我先生从巴西带来的，她说，你尝尝，我正想给张家姆妈送两瓶过去呢。
我想起来了，这是秉生的姐姐，比他大十八岁，新中国成立前夕跟着笕桥机场一名飞行师去了台湾。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是俞家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知情者如我母亲也从不提起。现在她居然回来了，赶上了她父亲最后的弥留之际。
我将奶昔和糖倒进咖啡杯，用调羹搅了搅便喝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喝咖啡，滚烫的咖啡香甜而苦涩，如同我们的生活。俞先生就躺在里屋，他拒绝去医院，他说，反正要死了，何必再去那里折腾，让我保持最后的一点尊严。我走到他的床前。他穿着一套宽大的睡衣，一张凹陷的脸上布满了黑斑，那怨艾不平的蹙在一起的眉毛，尖削的鼻子，紧闭的眼皮，仿佛都在向我诉说，诉说他这一生不平常的经历。他艰难地睁开眼睛，缓缓地伸出一只枯萎的手，指指小阁楼，然后放下来，放在小腿旁，他的手颤抖得那么厉害，但他还是竭力地控制住了，轻轻地拍着那里，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您放心，秉贤姐在我身边说，我会给弟弟请最好的医生，彻底治好他的腿。她哽咽着，封存了三十年的泪水丰饶地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她跪下了，抓住她父亲的手，我不忍心看那只手，它孱弱得像老鸟的爪子一样。我走回了天井。
这就是俞某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形象。我看见了，他的儿子却没看见。他坐在小阁楼上发呆。听见他姐姐突然爆发的号啕大哭声时，他才慌里慌张地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我转身奔进去，却看见俞师母倒了下去，我赶紧搀住她。邻居们听见哭声纷纷走了进来，小墙门里顿时乱作一团。
那是晚秋时节，树上的枫叶红了又黑了，一颗疲惫的心放飞在城市被汽车尾气污染的空中，聒噪的街头巷尾回荡教堂的钟声。我突然听见黄排长喊我的声音，使我感到诧异和激动。他举着一只花圈一拐一拐地走到我跟前，那沙哑的嗓音听来有点疲倦和萎靡，俞先生走了，我们总还是要表示一下哀悼之意，他说，毕竟小时候俞秉生没少照顾小英子。我瞧着花圈上的挽幛，落款上写着他们一家人的姓名。我点点头，将他引进小墙门去。
俞秉生在几位邻居大妈的指挥下布置灵堂，他的腿明显比平常瘸了一些。看见黄排长时他愣了愣，漠然地说，谢谢您黄叔叔。秉贤姐走过来了，扬起她细长的眉毛，用询问的眼光朝我看。这是报馆的黄排长，我说，不知接下去该如何解释。秉贤姐似乎早已了解这里面难以言说的关系，她微微地欠下身，鞠了一躬，问您太太和黄小姐好，她说，谢谢你们多年来对我家的关照。
黄排长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递给他的那杯咖啡想必比我喝的更苦涩。邻居们陆续地走了，秉生守在灵堂，他母亲躺在卧室，秉贤姐却不让我和黄排长离去。我准备联系德国的医院，重新给我弟弟做手术，她告诉我们，她自己也是学医的，她认为这个手术并不很复杂，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希望，可以让秉生完全康复。是的，康复治疗有个过程，他可以借此机会攻读德国的大学学位。这位来自海峡对岸的太太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恢复他对生活的信心，黄先生，您是军人出身，先父与我先生也是，您一定明白心残比身残更可怕的道理，她盯着黄排长的眼睛说，我代表海峡两岸的俞家亲属，谢谢您的支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