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雨欲说还休，我拦住了他，向他摇头。在这个场合说任何不合时宜的话都可能招来激烈的反应，这是耳闻目睹过不少群体事件的我之深刻感受。我瞧瞧周围，每一张严肃的、紧张的脸都发人深思，都是些怀着企盼的普通人的脸，有的是数代土著的殖民地公民，有的是从内地移居过来没多久的北方人，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劳苦大众。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并没见过******或撒切尔夫人，看来，他们是凭着一种朴素的本能和理想在为自身的未来呐喊。
小孩子啥也不懂，我重新抱起孩子说，别让他太累了，我们回去吧。
看着程大明想跟我们走，又不舍得走的样子，叫人心里很难过。我理解他，二十多年了，总算让他又有了大声发言的机会，使他产生一种回到青年时代的感觉，那红歌的旋律伴随着他经历过的甜酸苦辣，他的信念以及他这辈子所为之付出的沉重的代价，他怎么走得开去呢？一个人不可能否定自己的历史，他是虔诚的，这些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中年和老年人，多数是很虔诚的。不管在北京还是在伦敦签署了一项什么样的文件，他们都虔诚地相信，唱歌、游行和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我们默默地离开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我和程小雨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一种难以言说的怅然之感袭上心头。回头看看灯火闪耀的维园，暗红色的旗帜与横幅仍然在夜空中飘动，程大明突然从人群中跃起，打倒！他嘶哑地高喊一声，又掉了下去，淹没在人群中。我觉得很幸运，难得来一次香港，不仅看到了原先的家园，还见证了程大明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场面。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我辨认了一下方向，我对程小雨说，我下榻的旅馆在哪一头，我走了。摸摸他儿子的头，早点睡觉，我说，你将来是要当警察的，那游行就不要去参加了。
孩子向我点点头，好的，他举起摔瘪的直升机说，我再也不跟我伯伯去了。
七
程大明觉得自己有资格当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我觉得这想法不无道理，但得有个前提：执政者还停留在革命时期。程小雨说，他神神道道地坐在窗前，戴着老花眼镜，一遍又一遍地查看报上的委员名单，他喃喃地说，这个人是亿万富翁，那个人也是大资本家。一声长叹，他把报纸扔了，瘫倒在床上久久地呆望着天花板。伴随他的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男声充满惆怅地在唱着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中国人喜欢上访，总认为冤屈都是小鬼造成的，阎王爷讲究的还是秉公办事。既然成了特区，香港也不例外。程大明起初不愿意，他说特首面临的麻烦事太多了，他的事跟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相比，只能算是毛毛雨。程大明是一名有觉悟的特区公民，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
这个老人早已退休了，服装厂没有养老金，他向政府申请的孤老综援金和“生果金”，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假如没有程小雨援助，他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想抽烟则去酒吧门前拣客人扔下的烟蒂头。
位于中环的兰桂坊经历过非典时期的死寂，却是全香港第一个复苏的地方。入夜，这条几百米的小巷依然灯红酒绿，三五成群的人们涌入小巷两旁的酒吧，各种肤色的男男女女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高声叫嚷谈笑风生。大多数本地人不会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只有弯腰曲背蜷缩在马路边上的这位老人知道，那些说话声已经由从前的英语法语和日语，变成了以内地的普通话为主，香港话以及其他语种为辅。
许多进出豪奢场所一掷千金的内地官商，或许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小将，程大明曾经遇见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大陆客，非要酒吧乐队演奏“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从头到脚穿的都是名牌，手腕上带的也是名表，乐队年轻的萨克斯手向他们鞠躬说，对不起，我们没这首歌的曲谱。他们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美金和港币，向空中一扔说，你不会演奏没关系，只要给钱，就会有演奏的人啦！
刚拣起一个烟蒂的程大明浑身颤抖着，迈不动脚，在培侨中学教书时，他不仅会吹萨克斯还会拉手风琴，如果他愿意，这些钱就是他的了。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酒吧，却停住在了门槛上。酒气冲天的大陆客又摸出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拿来敲萨克斯手的头，大海航行靠舵手你都不会吹，你干什么吃的？莫非你只会替资产阶级当吹鼓手吗？！萨克斯手躲避着，向他的同伴嘶哑地喊，打电话啦，报警啦。程大明沉默了一会儿，眯起眼睛哀伤地凝视着这两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陆客，滚，他终于脸色惨白地指着他们骂道，败类，你们这些败类。
打完斋唔要和尚。这是程大明第一次上访时说的话，也是此后他反复强调的话。从那天开始，他写了一张又一张请愿书，要求撤销因为“爱国”而背负了大半生的刑事案底、彻底平反并给予赔偿。他走进一个机构，接待的人向他耸耸肩，他又走进另一个机构，接待的人向他摆摆双手，人们告诉他，即使是特首，“也无权撤销被囚人士的刑事记录”。
“对于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这是北京一位名教授发布的结论。这位养尊处优的教授大概从未想过，对于程大明来说，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这个愿望其实很卑微也很正常，教授先生没告诉我们，如果后来变成了不正常，那又是谁把他变成的呢？
斗室中香烟缭绕，供桌上的蜡烛哔啵作响，升腾起燃烧的火花。闻到油烟味，程小雨两口子跑过去推开那扇小门，诧异地看到供桌上摆放着程大明年轻时的黑白相片，与之并排的是那位女教师。蜡烛旁还有两个苹果两只橘子，还有两支烟两杯酒，那两支烟已燃了半截，长长的白灰跌落到地板上。听到推门声，苍老的程大明漠然转过脸，今天是我入监四十周年，他朝弟媳看看，也是你姐的忌日。他说。程小雨觉得沉没在某种无边的黑暗中，多年来紧张疲乏的身心在这间被扮成灵堂的小屋里猛然爆发出来，你还有完没完了，他说，人都快做完了你还闹腾点啥呢？！
程大明猛地抬起头，他哆嗦着，眼睛里流露出极度的痛楚和绝望。程小雨闭上眼睛，准备迎接一阵暴跳如雷的反击。但是没有。他睁开眼，顺着程大明的目光看去，看见他儿子愣愣地站在门边，像凝冻了似的，如一只迷途的羔羊。
你怎么了，程小雨小心翼翼地问他，好像声音响一点就会打碎什么似的，遇到什么事情了？
我明白了，已经长成英俊小伙子的儿子轻声地说，我明白你为什么总是阻止我去投考差人了，他突然提高声音，跺着脚嚷道，你害了我，你跟他一样，原来都是有案底的人啊！
程小雨跌坐在地上。三个好朋友一起去投考警察，两个考上了他儿子落选。点解，点解？小伙子站在面临维港的高架桥上，准备一脚跨出去般的问其中一位同学。同学是警官的儿子，紧张地拉住他说求求你，你可别想不开啊。小伙子双手紧紧揪住他，告诉我，他大声跟对方说，你今天必须告诉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同学低下头，叹了口气说，因为参加六七年，20世纪第六十七年那场暴动与骚乱，你爹地、你伯伯都被判过刑。小伙子傻了眼，他揪着自己的头发，半天才松开手，被他揪下的头发带着血丝从高架桥上飘撒开去，带走了他的梦想，他的希望。
儿子走了，程小雨两口子才反应过来。他们追出去，看见儿子在街口转了一个弯，消失了。小伙子在街上迅跑，跑过维园，跑过铜锣湾和中环，跑到轮渡码头。他上了船，海上的热风吹在他脸上，他的嘴唇拔凉拔凉的，下巴上挂着伤心的泪痕。他到了九龙，到旺角，站在香岛中学门口，眼睛里带着一种茫然而迟疑的神情。后来他下了决心，终于跨进学校的办公楼，请求了解父亲当年的表现。一名青年教师带他到档案室，哇，教师夸张地举起双手，你爹地是全优生啦，你看看这历年的成绩和奖励，不知他现在何处高就？
优等生有什么用？小伙子蹲在地上喃喃地说，都是你们害了他，他抱着头，在走廊上嘤嘤地哭泣。这所学校害了他，老师和校长害了他，也害了我们一家人啊。
教师们在他身边围成一圈，轻声议论着，程小雨当年的档案在他们手中传阅。有人说校长来了，教师们默默地让开路。校长是位长者。他拉起这孩子，将他搂在怀中。小伙子无法忘记这位长者给予他的同情与安慰，他用宽厚的手掌拍着他的肩膀，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校长说，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一直在奋斗，校长哽咽起来，他说，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小伙子，社会的偏见迟早会改变的，我们学校以曾经拥有过你父亲这样的学生为荣。
不知是谁告诉了媒体，闪光灯一亮，校长和程小雨儿子被摄入镜头。等到小伙子走出校门时，长枪短炮一齐对准了他。程大明四处上访籍籍无名，程小雨父子却在不经意间出了大名。报上的大标题五花八门，多数是“被屈入狱，改写一生”，有的则加上“累及儿孙”。程小雨平时节省得很，连报纸也基本不买。这天刚上班，总经理就叫他去一趟。他忐忑不安地过去，以为自己催讨应收款不力该挨批了。总经理坐在大班椅上，直直地注视着他，突然间拍着桌上的报纸爆发出一阵震天大笑，好啊小雨兄！他说，我当年在北京育才中学跟你一样，当然，不是学习成绩一样，而是革命的劲头儿一模一样！我真想不到，到了香港还能遇见你这么一位老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