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书生身上找毛病，容易。这个，我很有自知之明。自然，毛病和书有着亲密关联。直接说吧，毛病是“借”来的。
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想着占有。这占有的感觉，依我的体验，大致和收养别人家的小孩相似。
我的“收养”之法有二。一是在书的扉页上写上“韩光智购于某店某年某月某日”之类。有时还添加上一点购买时的心情。二是在看书时，我会在书上“批注”：在好词好句下画线；在错别字处打勾挑出来；有观感写在书的边上；有时脑中冒出和这书无关的玄想也顺手记在书的空白之处。经这两道手续，我和书的关系就亲近、亲密得多了。——书店里的书成了我的书。实质性的“收养”关系由此确立。
收养别人家的小孩，怕的是孩子长大了亲爹亲娘来相认；“收养”书店里的书，怕的是别人看到我的书后开口说“借”。我的书，别人来借，我的毛病就生发出来了。这一借，不仅由此牵出我无限的挂念外（日久会生心病的啦），还将我的缺点也鲜明彰显出来：在朋友面前不够朋友；在熟人面前不够爽气。
印象最浓的是，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本书，在当时，有点禁书黄书的味道。现在看来，此书对我后来的文学观念、情爱（爱情）观念、性的观念有明显影响。这就是启蒙了。自然，这类书少不了人来借。当时我年轻不懂事还大方着呢。一同事来借，我很爽快地答应。
过了些时，我问：看完了没有？答：过几天还。过了几天又几天，再问：我的书呢？答：再过几天。过了几天又几天又几天。再追问。对方有些恼了：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不就是一本书么？值得你这样追来讨去吗？——这本书就这样没了，至今不见影儿。连带着我“不爽气”的“坏名声”也“渐露头角”了。
后来，心一硬，制订下铁的方针：不借，就是不借。于是，烦恼来了。比如，有好友来访，言谈甚欢。临别之时，友人顺手（我想可能早有预谋）抓起一本书，轻轻一说：我拿去看几天！这一轻言对我来说可是晴天一个霹雳。没法子，按既定方针办并加之一番温馨的“政策”解释。无奈，常见的结果是，友人的脸立马一沉，刚才一席言谈彰显的尘世情谊因之递减。唉！闹了个两头不开心。
实践证明，不借的方针，不符合中国国情，行之不远。我夫人也严词批我：一本书，不就是二十几块钱吗？你就不能大方点？我深知，二十几块钱可以买一本书，但买来的书，在我心里，就已不再等于那二十几块钞票了。还是拗不过，在现实教训和夫人劝诫下，现在我已有所进步。比如，有时，我假装大方潇洒起来：变借为送，敬请借者笑纳。送时，我还不改书生本色，会在书上题上几句话作个情谊见证。记得上次我在那送出的书上是这样写的：“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祝生意兴隆！事业发达！”这样一来，借者得意外之财，连连说感谢。而我呢？一刀了断了与那本书的牵挂。我好他也好，两好。
如果真把买书当成收养孩子的话，我现在已有不少孩子。合眼一合计，流落在外的孩子还真不少。有甲书，有乙书，有丙书……鉴于借我书的朋友有可能看到此文会腼腆起来，在此，我就不一一点出具体书名了。但我清楚的是，我的牵挂一直在，我的毛病一直在。看来，这个病是慢性病。而对付慢性病，是没有什么好方法的。
有病在身，我最怕的是这样的流言：书非借不能读也。
最后，老实交代，在我的书柜里，也有不少书是借来的，甚至，有的书向谁借的，我都忘记了。——但，那个“谁”，像我一样，大概也会一直惦记着“谁”的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