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土心路八十年》
《乡土心路八十年》是一本像我这样普通的读书人也可看懂的学术著作——听张鸣先生条条缕缕地细道1840年西方介入中国至1920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发轫、其间八十年的农民意识，明白了民众通俗思想的主体农民意识在近代的变化脉络。历史是不会中断的，在中国农民几千年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与近代化的碰撞之中，我们也可感觉一些今天中国农民的“底气”。——在当下聚光明星、闪光“焦点”人物的“时尚”中，这种“探底”“不合时宜”，却难能可贵。
1840年至1920年，农民在痛苦与屈辱中身不由己，迈上了自身的近代化历程：对待西方——从人到文化；对待西化——从物器到精神；对中国式效法——从反思到操作。步步艰涩，曲折向前，“洋”从物到心物交界再到心的接触、碰撞、容纳渐至“消解”、“同化”，展示了一段大起大落的农民意识变迁历程。有如九曲十八弯、波澜壮阔东入海的黄河。作者从农村的政治结构、皇权权力、乡绅与农民相互制衡的三角结构中考察农民，在时间的推移中，把握农民和农民的变化。与此同时，作者还缀以王韬、冯桂芬、孙中山等上层精英的思想，缀以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来展示上层与下层在对“洋”态度和行为上的相合、相错、相背，并从中暗含对英雄史观的“不满”。
近代农民意识的变迁可分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为第一阶段，农民在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的情势下碰上了西方的侵入，出于善意的误解，一部分农民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迎合态度，而另一部分农民则在传统支撑下“看不顺眼”。从洪秀全借来西方“上帝”，从所有太平天国文献提及“洋”字含有敌意的只有洋烟等事实中，可以看出农民对陌生事物，其态度取向是“拿来”大于“排异”。从太平天国失败到甲午战争为第二阶段，前阶段的两部分农民都在西方日益深入的侵略中积蕴了敌意，在广泛的教案与有限的洋务中，缓慢、曲折地增加了对西方的了解。带“洋”的东西日益“流行”起来：流行的是洋货，吓人的是洋枪，霸道的是洋人，上层在办洋务，而农民作为下层正打着洋教。自然，在打洋教的“群众运动”中，流露着、宣泄了农民的另一面。“用小孩子眼配蒙药迷人”等之类的反教揭帖的出笼和传播，既是发泄愤忿与嫌恶，同时也流露出平时不易暴露的某些阴暗心理（“文革”中“群众”流露的某些东西，与此有无可比性，有待方家指点）。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第三阶段，由于民族危机的骤然加剧，在第二阶段漫长岁月中积累起来的对西方及其文明的恶感经甲午战争“加温”后，陡然膨胀、升腾。维新派在制度文化层面上作着近代化尝试，而农民以排外狂潮来应对。亿万农民凭借关张赵马的武器（刀、矛）和关张赵马的精灵（神道），掀起了一股要把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的瓜分中拯救出来的强台风——义和团运动。在大传统意识形态束手无策时，边缘性民间信仰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在“忠义”自许、扶清保国中显现出中国农民的“忠”“厚”本色。在非理性的盲动背后，农民意识格局的深刻变化已初露端倪。晚清最后十年与民初九年为第四阶段，在此阶段，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农民的价值失落状态并未恢复，而先进分子的近代化努力给了他们新的失望；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盲目排外的不可取，对近代文明已具理性观照的眼力，心态已进入近代化的临界状态，对其物器文明持欢迎态度，对西方观念及相应的制度变革虽不甚理解，却能容忍，或者被动地接受。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农民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走完了一个循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此时，农民的这份“宽容”“无奈”以及急于寻找价值依托的姿态，迎来了新的思想资源——共产主义运动。
历史这样写道：此“八十年”后，共产党闯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改革开放，土地承包，中国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至今，这种“包围”还在延伸——小城镇加快发展就是包围中的一大“战役”。蜗居城市的现代人，有多少能透视历史、了解中国的农民？须知，中国农民的“底气”，就是中国迎接新世纪的“底气”与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