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背英雄踏中原，满清盛衰日渐斜10
吃饱的嘉庆若火龙，渡河热难当——预言嘉庆朝
廿岁力士开双口，人又一心度短长。时佐寺僧八千众，火龙渡河热难当。
——《烧饼歌》
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0000两，纯金，1000两一个的大金元宝100个，100两一个的小银元宝56600个，银锭900万个，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吉林人参600余斤，玉如意1200余柄，珍珠手串230串，桂圆大珍珠10粒，大红宝石10块，大蓝宝石40块，银碗40桌，三尺有余，珊瑚树11支，纱缎绸罗14300匹，毛呢哔叽20000板，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又各种粗细皮56000张，铜器和锡器361000件，名贵瓷器10万件。镂金八宝炕床24座，西洋钟460座，四季好衣服7000件，家人606名，妇女600名，总价值达11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库十五年收入的总和。
以上这份，便是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时列出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清单。作为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的腐败显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富可敌国的程度已经不只是他敛财能力的佐证，同时也是当时官僚腐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映了奸臣当道、大肆敛财的黑暗现实。
学者彭勇在《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中所说：“清朝由于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中，使统治者对朝政的每况愈下放松了警惕。”特别是乾隆后期，为了标榜功绩，追求虚名，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当时的吏治腐败也日趋严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最可怕的是，军队也加入了腐化的队列，军官克扣军饷，士兵则惰于操练，战斗力严重下降。这，就是嘉庆皇帝从乾隆皇帝手中接过的江山。
乾隆皇帝一生共立过三位太子，第一位太子永琏和第二位太子永琮都早早地夭折了，皇位自然而然在落到了原名永琰后改名为颙琰的头上。由于乾隆皇帝此前曾宣谕：“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所以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内禅大典，皇太子颙琰即皇帝位，对外各省改用“嘉庆”年号，他就是刘伯温“廿岁力士开双口（即“嘉”），人又一心度短长（形似“庆”的繁体字“慶”）”预言中的嘉庆皇帝。
虽已登上帝位，但朝堂的实际权力仍然在其父手中，太上皇乾隆仍时常接受百官朝贺，而嘉庆则处于陪侍的地位。当时前往大清的朝鲜使臣在其记载中说：嘉庆“侍坐太上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又载：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这种“初逢训政，恭谨无违”的情形，一直持续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或许是更早以前，嘉庆就已经清楚自己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四处漏洞、破败不堪的江山。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中，最紧迫的当属和珅的问题。
和珅的飞黄腾达与明朝时的严嵩有几分相似：揣摩上意，深得圣心。不过，乾隆对和珅又远比嘉靖对严嵩要好得多。朝廷中，能与和珅分庭抗礼的人几乎没有。和珅的一些作为，乾隆皇帝不是不知，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因为他需要一个和珅这样的人。作为一国之君，尤其是要做个明君，有些需要是无法言明的，或许是迫于皇族威严，或许是迫于舆论民声，种种限制让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在这种情况下，和珅仿佛皇帝肚子里的蛔虫，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充当了奴才和臣子中的一个特殊角色。基于对乾隆心理的完全把握，和珅才得以在乾隆朝呼风唤雨。
然而，乾隆不可能永远在位，嘉庆皇帝一上台，和珅便慌了神。但碍于父亲乾隆健在，嘉庆一直压抑着未曾发作。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驾崩，隐忍多时的嘉庆乘着办理乾隆皇帝大丧的时机，解决掉了和珅这一大患。他一方面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总理太上皇丧仪，切断了和珅等人与外界的联系，一方面突然出击，宣布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负责查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正月十一——乾隆去世的第八天，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正月十八，嘉庆帝赐和珅自尽。
短短十五天的时间里，嘉庆断然惩治了一个被大行皇帝恩宠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权臣。春干净利落的动作、宽严适当的策略，令举朝上下大为震惊。无论嘉庆铲除和珅的目的，是否是因为那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间传言，其客观的结果都确实弥补了一下国库的连年亏空，也令朝野为之一振。毋庸置疑，这是嘉庆皇帝一生中所有处理的政治事件中最精彩的一笔。
当代历史学者阎崇年认为，这也是嘉庆皇帝“作为政治家的唯一杰作”，因为在他看来，“与他的父、祖相比，嘉庆皇帝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的平庸天子。‘平庸’两个字，是嘉庆皇帝的主要性格特点。”从为政的结果上来说，确是如此。虽然亲掌大权之后，嘉庆为挽救衰败的态势，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大力平息农民的武装叛乱，尽力遏制吏治腐败之风，努力扭转官员玩忽职守之气，重视治河、赈济灾民，但他始终是有心无力。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七月，嘉庆皇帝前往木兰围场狩猎，猝死于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据《清史稿?仁宗本纪》载：“己卯，上不豫，乡夕大浙。宣召立皇次子智亲王为皇太子。日加戌，上崩于行宫，年六十有一。”由此，可以确定的是嘉庆定驾崩于亦名热河的承德，应了刘伯温所言的“火龙渡河热难当”，但关于嘉庆皇帝的死因，竟一字未提，这也就成了又一起清宫疑案。
“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嘉庆这位于丙辰龙年登基，于庚辰龙年驾崩的皇帝，在位二十五年，“二十五弦弹易尽，龙来龙去不逢蛇”（出自于《黄蘖禅师诗》），仍然无法阻止“康乾盛世”急速衰落的步伐，就像出使大清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在他的《纪实》中所说的那样：“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大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帝国衰败至如此的程度，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等于在这艘破旧的船上再添一个新的漏洞。
争议纪：
嘉庆为何杀和珅
当代历史学者阎崇年，对于嘉庆帝杀和珅的原因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扳倒“富可敌国”的和珅，显然可以缓解嘉庆面临的财政压力；其二，杀和珅以谢天下：嘉庆帝将白莲教起义一事，全都归罪于和珅一人，杀和珅以缓解官民矛盾；其三，除权臣必杀和珅：嘉庆帝想要摆脱“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的困扰，故借杀和珅以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