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学习的全球化趋势对各国而言既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又是不可避免的挑战。一方面，信息社会和现代通信技术带来的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促使知识对社会的主导作用愈加明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机会。教育正从狭窄的校园和课堂之中、从大学辖区和国家边界之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国际互联网和其他通信设施的广泛应用促使教育愈加趋向全球化，并衍生出许多新的机会。
现在，教育可以通过各种通信媒体和网络来提供，这必然引发从古老年代的课堂教学过程向通过同步或异步通信实现的虚拟或分布式的课堂与学生相互任用的教学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终极目标是教育的开放：向教育对象、教学时空、教育观念和教学实践开放。伴随电子网络媒体的广泛应用，知识和学习材料开始为适应各种学习者的需要和背景进行多种的组合与搭配，并且以更多交流和通信的方式发送给学生。整个教学过程将转变成在网络上的协同学习和工作。
网络还可以用来开放和提供各种学习资源，进而被各种单位和地区共享，并在每个学习者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被充分利用。而且，在当今综合和趋同的时代，学习正垂涎和工作综合而形成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现在正是建立全球知识网的时刻，通过网络和“基于资源的学习”，所有的人，尤其是至今仍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能共享专业知识和专门经验，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共创21世纪的文明。
另一方面，未来知识社会和全球化进程有可能继续加大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从而继续加大贫与富、先进和落后的差距，即继续加剧现存的不公平状态；并且有可能在文化和教育领域里形成某些力量的主宰或统治，从而威胁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的认同。这是包括许多亚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
如何抑制教育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尽量开发或放大其正面效应，已成为国际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课题。所以，最重要的是，采用适当的道路和方法去适应各国人民的需要、背景、文化和信仰。将各国人民辉煌的古代文明和丰富的历史遗产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是每个国家教育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从根本上说，是受良好教育的优势群体与被剥夺了教育权利的弱势群体之间的社会鸿沟。新的教育条件下，教育的本质是发展在数字环境中的大众教育和全民教育。
二、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全球化趋势
（一）概述
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全球化趋势，不仅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为后者服务的一种工具。为了更好地阐释开放与远程教育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更好地掌握各国经济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各国文化如何融入全球文化之中。信息技术和全球化为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前的开放与远程教育院校与传统大学、新兴的国际的和与日俱增的虚拟大学已呈现竞争之势，后两种教育模式正试图应用新技术和新的办学方法和理念来求取占有更大的教育市场份额。互联网及万维网新共同构成的全球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充满进取精神，学生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求最适合的课程和学位。对于全球化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不应该加剧贫与富、优势和弱势人群之间的差距，由此增加亚洲国家亿万人民已遭受的不平等。
（二）开放与远程教育在各国的发展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国际竞争和院校合作正在逐步加强。一些著名的远程教育系统已经开始实行了全球教学。
1996~1997学年，英国开放大学在世界各地注册学习的外国学生已经超过2.5万人，比1995~1996学年增加22%。其中65%的学生学习数学、计算机。它的课程还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语言进行教育教学，这类课程的注册数在同一学年也增加了19%，目前绝大多数是工商管理课程，但已经有技术、数学和计算机，以及社会科学类课程也开始被翻译用于别国的远程教学。1999年，法国国家远程教育中心在190个国家已拥有3万名学生。美国国家技术大学的教学卫星电视网也已经扩展到了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欧洲、亚洲等世界许多地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在拉丁美洲的注册学生数也已经超过了在西班牙本土的学生数。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远程教学大学正在将它们的教育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目前，一些亚洲远程教学大学也在逐渐使它们的教育地区化或国际化。例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统大学正在努力将自己发展成国际教育提供者。马来西亚的马哈迪尔首相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1届年会上大胆预测，在未来社会，开展远程教育的高等院校将应用电子通信技术实现全国联网和全球联网，远程教育系统将实现全球化。他表示，由马来西亚开放大学提供的远程学习计划应该逐步向东南亚国家乃至亚洲各个国家转移和开放，“如果我们教育的质量是世界水平的，我们就可以出口我们的教育”。可以看出，马哈迪尔首相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是一位推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信息时代远程教育的倡导者和领导人。如今，马来西亚的电子通信大学已有欧洲、非洲和亚洲学生注册学习。
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也已将其课程发送到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并计划为尼泊尔、马来西亚、南非和美国提供课程。印度的拉奥在其论文《南亚地区的开放大学：机构合作的可能性》中探讨了这一重大课题。南亚7个发展中国家都把远程教育视为传统教育的替代方法。南亚成员国之间存在文化、社会经济的相似性以及较强的经济制约关系，因此，研究资源共享是非常必要的。在1998年第10届南亚地区首脑会议上发表的《科伦坡宣言》，强调加大成员国家之间在学习材料、专家和信息技术三方面的资源共享和合作，发展地区开放与远程教育。
中国澳门的亚洲国际开放大学主办亚洲开放大学第12届年会的开幕式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指出：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高技术网络将使教育实现从传统校园到超越国界的飞跃。某些院校不仅将它们的教育计划提供给自己的学生，而且已经开始为地区甚至全球提供课程。为了加强合作、促进跨国教育计划的最佳实践和实话质量保证机制，地区的和国际的协作和交流是绝对必要的。她表示，在现有的通信网络基础上，再加上政府对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承诺，香港将优先发展成为亚洲远程学习网络的一个主服务器。事实上，香港公开大学正在大力开拓在内地的开放与远程教育市场。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如上海电视大学）也在远程教育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在过去的20年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英国开放大学在英语课程开发、远程教育专业人才培训、多种媒体课程材料设计制作等方面的合作卓有成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某些海外教育院校和商业公司（如加拿大奥兹网络公司）合作开设继续教育课程也取得了成功。上海电视大学还在澳大利亚悉尼创办了分校。
某些学者认为，在21世纪，合作远程大学模式将构成对现存远程院校的挑战，像美国的微软大学。在非洲大陆，由许多非洲国家大学联合构成的非洲虚拟大学已经从构想变成现实。非洲虚拟大学还大量采用了来自全球其他大陆的大学课程和其他各种教育资源。
总之，在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各国都在尽力寻求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与途径，并为此不断开辟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全球化与国家特色：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
全球化趋势条件下，在密切关注远程教育主体多元化和远程教育形态多样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重视各个国家远程教育系统的特色与本土文化教育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早在1989年，北京举办第一届国际远程教育研讨会时，丁兴富曾经与霍姆伯格、基更等谈到中国远程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同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他们对我国60年代初举办城市电视大学的创举一无所知并有所怀疑。后来，基更还成了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后他向西方学者一再表示，在分析远程教育时，如果不谈及中国电大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系统是不科学的。拉彻底姆则在他的论文《开放与远程教育：为社会增添价值？》中说道：“从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可以看出，在知识和智慧的开放学习和自我才学方面中国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他还指出在本世纪初提出在大学围墙外发展家庭学习和考试的另一位先驱者、诺贝尔奖桂冠获得者、诗人泰戈尔，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在他在世时实现其理想，然而，他的思想如今已经在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9所邦立开放大学和52所传统大学开设的函授教育课程中得到体现。拉彻姆还阐释了受泰戈尔思想影响的西方学者与后来在西方开创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历史渊源关系。最后他强调：那些注重当地需要和环境来发展自己的亚洲远程教育院校是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急于模仿其西方伙伴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其间的文化差异、经济限制和技术鸿沟是如此巨大。
当然，在这里我们强调各国远程教育系统与本土化教育和历史传统特点的紧密关系，并不等于对全球化的排斥，无视开放与远程教育的普遍规律和特征，拒绝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交流与沟通，教育的趋同一体化和多样化的并存，且相辅相成，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中国入世和远程教育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伴随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外合作办学已步入明媚的春天，我国远程教育的全球化进程也得到进一步加快。当前在我国，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已逐步深入人心。1999年6月1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征战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一种产业，教育的输入和输出迅速发展起来，人才市场和教育市场的改革开放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的开放和全球化更是首当其冲。人才共享、教育共享将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同时使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我国教育技术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中心理论问题
二、本质与作用
三、定位问题
……
作为近年来世界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发展最快的新兴学科之一，现代教育技术学已成为跨世纪教育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生长点。中国教育技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为此，教育技术学界还一度出现了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但遗憾的是，我们对教育技术的研究还仅仅在引进介绍的层次上徘徊，相关工作者只是热衷于翻译原著、“拷贝”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还过多地在名词概念、定义理解等问题上纠缠不休，缺乏教育技术的本土化研究，即很少研究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技术学。中国的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它在教育中如何发挥作用？地位如何？反思和研究相关问题，并找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应当成为教育技术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鉴于当前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有结论，没理论；有想法，没方法；有草案，没个案等，本节我们将予以简单的罗列和阐述，权作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心理论问题
对现实的抽象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却能够指导实践，并具有组织和总结知识、预测和启发等多种功能。因此，研究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对于我们确定教育技术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指导教育技术实践工作等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现代教育技术与许多学科的理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因此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一般说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视听教育理论和教育传播学理论
这一理论是教育技术最直接、最浅层次的基础，它促使了媒体中心论的产生，致使我们在电化教育阶段的研究一直在围绕媒体打转，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教育技术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但是，伴随教育技术研究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媒体技术理论如信息技术、传播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的科学技术的理论也构成了教育技术的技术理论基础。
（二）学习理论和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