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军也要进行战术训练,而最重要的还是阵法训练,“戈船列阵楚江滨”,南宋时期每年钱塘江观潮: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
正是“出没聚散,歘忽如神,令人汗下”。这都表明南宋水军日常训练肯定包括各种阵法训练,只是缺乏史料,难以探究其详。
实战中有不少南宋水军排阵的例子,韩世忠在黄天荡大战中,“连舻相衔为圜阵”,阻击完颜兀术。南宋末年张顺入援襄阳之役,也是“结方阵”,1279年,宋元水上决战,“大兵攻崖山,张世杰不守山门,集舟千余作一字阵御之,而大兵入山门,作长蛇阵对之。”
上述“圜阵”、“方陈”、“一字阵”等阵,笔者认为与宋陆军战术训练中采用的阵法大致相同。宋时水军虽然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受到战略思维、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战场上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陆军,这样陆军战术训练很可能被引入水军训练之中,所谓“五阵之势”也或许就是方、圆、锐、直、曲这五种阵法,当然不排除根据水战特点进行改进的可能性。
既然战术训练以阵法为主,水军士兵也应该熟悉战场上各种指挥号令,宋代水军如同陆军一样,战场上的行动全凭借旗鼓等来指挥,李纲诗中就写道:“习战楼船章水滨,机轮运转若无人。旌麾耀日惊飞鹭,金鼓翻波跃锦鳞。”当然每一种旗鼓代表的含义不同:
凡水战……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诸军视大将军之旗,旗前亚,闻鼓,进则;旗立,闻金,则止;旗偃即还。若先锋、游变等船,为贼所围,以须外援,则视大将赤旗,向贼点则进。每点,一船进;旗前亚,不举,则战船徐退;旗向内点,每点,一船退。若张疑兵,则于浦泥广设旌旗、帆樯以惑之。此其大略也。
《虎钤经》则对水战中的纪律做了严格规定:“夫水战之时,擂一通鼓,吏士皆严肃。再擂一通鼓,士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一当其所。幢幡鼓角,各随所战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发,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后不得易越。违令斩之。”这都需要士兵在训练中养成良好习惯,才能在战时不致混乱。
而难以应用“旗帜金鼓”时,就用传令船进行命令传递。绍兴元年(1131)章谊谈到水军船只:
臣闻古兵法,舟师有三等:其舟之大者为阵脚船,其次为战船,其小为传令船。盖置阵尚持重,故用大船;出战尚轻捷,故用其次;至于江海波涛之间,旗帜金鼓,难以麾召进退,故用小舟。由此观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为守战之备,不必皆用大船然后济也。
“旗帜金鼓”都是在白昼需要士兵用目力辨识,而晚上则需要以灯火为号,建炎元年(1127)通州长官郭凝建议在通州建立水军,“昼以旌旗,夜以明火为号。”在南宋末年二张救援襄阳的战役中,各船“以红灯为号”,互相沟通。这些信号都需要士兵在日常训练中加以熟悉,以免在实战中发生差误,影响战斗胜利。
将旗鼓等号令与阵法结合,才是战术训练的重点所在。据北宋末年孟元老记载,东京开封城每年水军表演,就显示了许多旗语,每一种旗语代表的水军战船列阵不同:
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队船相交互,谓之“交头”。
这究竟是宋代水军训练经常采用的项目,还只是供达官显贵娱乐之用,资料所限,已经很难探究详细。不过乾道四年(1168)宋孝宗茅滩大阅结束后,“步人分东西引拽,马军交头于御台下,随队呈试骁锐大刀武艺,继而进呈车炮、火炮、烟枪。”此处也提到“交头”,似可证明水军战术训练与陆军联系紧密。
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水军非常发达,再加上部分火器在战争中得到使用,水军训练相比前代有很大进步,同时从某些史料分析,当时水军训练也应有训练手册一类基本指导方法,但是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其详。只能从一些实战材料中看到南宋水军训练比较精良,对水军建设产生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并且间接加速了元代水军(海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