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杭州人的一位代表的典型。凡在杭州人性格中所有的特异处，都具备在先生的一身，自然，杭州人的弱点，也不免略具着些。
先生的曾高始祖，于何时始迁杭州，我并不知道。是琅琊系呢，抑太原系？是田齐之后呢，还是比干或信陵君之后呢，我也无从说起。先生晚年，日夜在编的一部《三千年王氏世系叙略》，不幸属稿未终，就去世了；上面只追溯到了周秦，下面不过叙到了两晋南北朝之际。然而先生平时告我，每说真正的杭州土著老百姓，近来是很少了，王氏就是这些仅少的土著老百姓中间的一族。
我生也晚，和先生相去，远隔着四十多年（先生生咸丰三年癸丑，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又以少时流寓四方，杭郡耆旧，亲睦得很少，所以和先生游处的时日，只有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丁卯以后的四五年光景。
与先生相识，当然是由于先生孙女映霞的绍介。映霞本姓金，实系先生长女之所出，按例为先生的外孙女，但因先生的一子早世，无所出，故将映霞及伊幼弟抚育，以继王氏之宗。我平时亦常以爹爹呼先生（杭州俗语，爹爹即祖父之亲称），不过自相识以后，熟而缺礼，和先生时时对酒谈诗书，一顿饭，总要吃尽三四个钟头；有时夜半起来，挑灯，喝酒，翻书，谈古今，往往会痴坐到天亮；先生不以尊长自居，我也不觉得先生是长两辈的亲属；所以现在在这里写他的回忆，也仿佛只是一个后学小子，在对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前辈，直抒着胸臆间不能自已的仰慕与追思，亲属的观念，倒并不觉得十分浓厚似的。这，一半虽然也是由于我的不恭少敬的天性之所致，但是先生的道德文章，尤其是先生的伟大的人格风度的感化，想来还是更大的原因无疑。
十五年丙寅的秋季，在上海和因避乱而寄寓在法界的映霞认识以后，十六年春，为了政治及个人的关系，我不得不逃到杭州来小住。那时候，先生正在梅花碑的育婴堂里任董事。初次与先生见面，是在育婴堂的那一间会客室里，记得是一天阴寒欲雨的早春天。
当时，我在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因政治关系而入了停滞的状态；对于前妻并子女的离异赡养等问题，又因现款无着，祖产未分，而处到了两难之境；尤其是危急的一个生死关头，是因为有几位朋友的政见之故，我也受了当局的嫌疑，弄得行动居处，都失掉了自由。
在这一种四面楚歌的处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时候，我的精神的萎顿，当然可以不必说起，就是身体，也旧疾复发，夜热睡汗等症状，色色俱全，痰里头更重见了点点的血丝。又因为在上海租界上乱避乱躲的结果，饥饱不匀，饮酒过度，胆里起了异状，胆汁溢满全身，遍体只是金黄的一层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饭也吃不进，走路也提不起脚跟来了。
先生一见，就殷殷以保修身体为劝，对于我与映霞的结合，也不持异议，但问祖产分后，让给前妻，也够得她们母子的衣食否？说到后来，先生还微叹着气，笑念出了两句“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的梅村的名句来。
这一年，先生已经有七十五岁了，圆头大耳，面色红润，肌肉也非常丰硕，说话的声气，沉着洪爽，而微笑起来，真有点像弥勒的塑像。
在杭州养病的中间，和先生谈话的机会很多，自己的过去七十五年中间的悲欢起伏，在旁人是决不能忍受的打击与被欺，先生谈的时候，总不改他的微笑的态度，仿佛是在谈利害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先生是于旧历九月二十八日寅时，生在宁波宁绍台道的官署里的，那时候先生的父亲六平公正在段镜湖观察的幕里佐金谷。
“九月廿八，本来是财神的生日，像我这样的一个穷措大，居然会和财神同一日生，你说可笑不可笑？”
先生每次谈到他的生日，总忘不了对运命之神，作一段诙谐。听他的口吻，看他的神气，却并不是在怨贫，倒是真正地在乐道。
七岁上，因六平公的出宰沙县，先生也就上福建延平府下的这沙县去读书了。第二年庚申，咸丰十年，再下一年辛酉，咸丰十一年，杭州曾两次陷入洪杨军手，先生一家总算因宦游在外，得免于惊恐。
先生的敏慧，自小就有名了。每谈到十二岁时，就为宁德县宰云南汤四如先生所赏识，十六岁时，为徐寿蘅学使所拔擢，十九岁时补廪的种种过去，先生于破颜一笑之余，总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两句话来自嘲自慰；看他笑着说出这两句结尾语的时候，我总要想起“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的那一首诗来，而为他悒郁；但先生自己，却说完就忘了似的，又去看他的书，喝他的酒，或睡他的觉，干他的事去了。
廿一岁时，考试选拔，头场取列，二场因母病不去，是先生一生功名潦倒的开始。其后十余年中丧母丧父，托人经营的钱庄数家，同时破产；更因给嫁海宁查氏以四妹之故而倾家，甚至于弄得饘粥不继，不得不依敷文，崇文，紫阳，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五个书院的膏火收入以自活；你试想想，一个不更世事的宦家迂腐少年，同时遭遇着了这种种重大的打击，谁能够免得了不垂头丧气，从此一蹶不振，萎靡下去的呢？而先生，却也不改他的常态，只苦笑着说：“大约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我也！”当这时候的先生的这种旷达的风度，是适赵氏的先生的三妹，今年已达到了八十一岁的高龄的餐霞老人向我说的。先生是独子，姊妹却有四人，长适陈氏，早故。仲姊先亦适查，殁后又以四妹嫁过去的。
先生生平的知己，第一个要算是当时在浙江做按察使的安徽寿州孙稼生氏。氏名家毅，咸丰丙辰进士，由荆宜施道，升任浙江按察使司；当时的三司六道，凡由科甲出身的人，总爱上书院去阅卷课士，分出他们一部分的俸来，助作膏火。这位孙按察使于庚辰年（按这一年先生正念八岁）的四月，在诂经精舍看到了先生的《筹海赋》和三十首上下平韵《西湖棹歌》的卷子，早在想和先生见见，谈谈文艺了；他这一个慕才下士的心愿，不意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很奇异地实现了出来；这事情若说得玄妙一点，倒真可以做一对从前的章回小说里的回目，叫作：“三雅园谈诗，穷士千秋逢伯乐；二南公作赋，江城五月落梅花。”
事情的经过，是如此的：这一年六月的有一天午后，先生正与同人等从西湖接卷回来，在三雅园的西室里喝茶。前一月的课题，是一篇《江城五月落梅花赋》，先生的卷子，考在第一。他们的一群人正在将旧卷互评互赞的中间，一位衣冠楚楚，举止不凡的中老先生，却也混到他们的中间去倾听，细阅，攀谈起来了；朗诵了一回先生的卷子，又读出了几句《西湖棹歌》里的警句，直到先生请教他的名姓的时候，这一位老者才微笑着说出了真名实姓，与两月来的向慕之殷。这位孙廉访的微服出游，本意也许是在私行察访，但结果却成了个后车载士的近代的桓公。从这一回后，先生后半生的事业便决定了，就是入幕为宾，去各府院阅试卷，为书院山长或大学教授等闲冷的小头衔。
从庚辰年念八岁起，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五十八岁止，先生曾到过宁波（入鄞县陈槐庭大令幕），萧山（为商禹卿西宾），绍兴（入霍子方太守幕），诸暨（入倪愚山大令幕），东阳（掌教东白书院），义乌（掌教绣湖书院），嘉善（入苏俪笙刺史幕），秀水（入寿子千大令幕），宁海，归安等处，虽则所入甚微，但先生却葬了双亲，养大了一儿一女，各办嫁娶，周济了朋友，更为苏俪笙刺史代垫了巨款；从这一篇粗账来下一个观察，则先生的自奉的俭约，与待人的宽大，也就可以想见的了；谁知苍天偏不佑忠良，对于先生，真像是要降以大任似的，在革命前后的六七年间，竟连接不断地赐予了先生以种种怎么也意想不到的横祸。
鼎记庆余的两家先生所开的那钱庄的倒闭，已经在前面说起过了，倒还不算是了不得的打击，最使先生的老境难堪，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常人决受不了的，却是民国三年先生的夫人胡恭人与媳华氏的相继双亡，翌年八月，先生独子的去世，又下一年的十二月，拱宸桥永安里寓所的失慎，越三年，当先生六十七岁时，爱婿的物故等等伤心的惨事。
入民国以后，先生虽则仍旧精神矍铄如从前，兴趣也不衰于往日，但老命箏鍃，只身孤苦的际遇，终竟也影响到了先生的出处。历任省长像齐照岩，沈叔詹，夏定候诸前辈，都仰慕先生的高洁，佩服先生的才略，想借重先生，来做一个耆年硕德的名教模楷的；但先生却心早灰了，对于他们各位的敦劝，只承认做一个孔庙的奉祀官（一直任至国民革命军入杭州的那一年为止），与育婴堂的董事，以尽他的暮年卫道，且为浇薄的社会服一点务的初衷。
国民革命军入浙之先，先生为避免兵乱，曾经一度迁住过上海，这一段时期，就是我领先生的教益最多的几年。我们平常人的记忆力，大约总是幼年极强，中年消褪，老年全无的，而先生却独不然，那时候先生已经有七十五岁了，有一次看见我在翻汲古阁本的《三国志》，先生就问我要查哪一个的事实，我就以“庞士元非百里才”的一句话的出处对，先生不借思索，就回答说：
“是鲁肃对先主说的话：‘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你且翻开《蜀志》卷七，头一二页上就有了。”
我翻开来一看，真惊异得想叫起来，非但卷数不错，连页数都是对的。就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先生平时读书的用心来了；而少年时读在那里的浩漫的经史，直到老年，还记得这样清楚，实在是我生平只见到过的一次的奇迹。
先生的性格，矛盾的地方也很多；生性本来是十分俭约的，但对于居室，先生却总喜欢住高大的房子。寄寓在上海的时候，一个讲究国学的群治大学，来聘先生去教书；先生以这样大的年纪，以素来不善步行的双脚，有时候去上课及回来，总老是不肯乘坐一步人力车。问他何苦如此，先生又微笑着回答说：“只想省下几个车钱来付房租。”对于宗教的迷信，先生是以宋儒一贯的态度来排除的，所以先生所注的佛经，引用的都是儒家之语；但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先生总是五更起来，焚香沐手，要虔虔敬敬的卜一个文王卦来决这一年的休咎；这习惯先生一向没有忘记过，直到先生去世的那一年为止。先生对待坏人，总非常的宽厚，平时老持着一个恕字作根基，每对我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决不可负天下的任何人。”但对于自己的小辈，却又严谨得非常，说：“在家里不吃苦，怕要到社会上去吃苦不好。”
先生的技艺，样样都能和专家比甲乙；自写字，刻金石，仿谜语，唱道情起，一直到缝衣补袜，制印泥，种花木，为小孩子们做玩意儿止，总件件都做得非常出色。我每惊叹他的多艺，私问他的秘诀，先生就以出卖捉臭虫秘方的笑话对我说：“凡事总不外乎一个勤字，不要灰心，不要自弃，什么事情总做得好的。”
国民革命军平定江浙之后，先生又自上海迁回到杭州来住了，所以当先生作故的前一二年，我和他不能够日日的见面。每一次到上海来，住在我们家里，玩两三天，先生就惦记杭州，想回来了！我问他杭州有什么好处，值得这样的怀恋？先生又笑着说：“年纪大了一点，就只想和同年辈人谈谈，在上海总觉得找不到这么些个朋友。”
先生在杭州的知友，像杨见心先生，陆佑之先生，陈蝶仙先生父子，孙廑才先生等，我都是由先生之介而认识的！至于比先生早故的吴公礻氏修，高公白叔等，我却不及见了。从前的人说，看了一个人的朋友，就知道他的为人！先生生前的益友数辈我近来也颇有接谈的机会，一见到他们的那种长者的丰度，我就要想起先生，所以会双重的感到如坐在霁月光风的怀里。
先生的同胞姊妹，都是和先生一样的老而不衰！我每见到先生和杭州适赵的三姑母太太与上海适查的四姑母太太的聚首欢谈，见到他们几位白发盈颠的老兄老妹，还亲爱得像少年时候一样，心里总要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高年阅世，确是人生最难得的一种机会！我少年时期的那一种厌世偏向的渐渐减去，所受的也是先生的感化。
闲时我也常问先生以养寿之方，先生于一般人所说的清心寡欲的四字之外，还加了一句说“少怒！”万事逆来顺受，退一步想，不与人争，寿自然是长了。
先生不喜蓄须，头每十日一剃，所以自署作不须老人！他的意思，虽在说妻财子禄，一无须要，但暗射双关，先生对这称号自己也很得意。酒酣耳热，先生就喜欢玩这些小玩意儿；譬如自己刻几个雅号的图章，做些谜语诗，或写一条格言贴在座右之类！而先生所最擅长的，却是在对对子。有一次我说到了曾在广西肇庆的望江楼上听到过一个对语，叫“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前人对的是“朝天寺外朝天子，天子万年，天寺万年。”先生嫌朝天寺拆成天寺还不大好，而且寺与子由杭州人念来，音总还不同楼流一样，就接着说：“你们奶奶死，我曾在大佛寺里拜过七日的经忏追荐她，这里倒有一个现成的对子，是‘大佛寺中大佛事，佛事当年，佛寺当年。’”还有先生最喜欢向人说的，是高公白叔家有一次喜事，系先生做的媒人。先生在高庄帐房里和帐房分吃厨房孝敬帐房的小菜，依杭州的俗例，这似应叫作小水的！高公见了，就笑对先生说：“大宾吃小水，这对子若对得出，请你吃东道。”先生即口回答说：“对出了！明天就请我落西湖怎么样？”高公说：“算数！”先生说：“那么已经对出了。”高公问：“对什么？”先生说：“岂不是东道落西湖么？”
先生的病是脑溢血！俗称中风的急症。民国二十年辛未的五月里，前几日正为黑龙江主席的母太夫人写成了两篇寿序，接着还在做律诗四首；但做到半夜，人就跌倒了。我和映霞在上海接到电报，赶来的时候，先生还能开口！听到了我们的到，先生还张眼看了我们一眼，读了几首新做的诗给我听。后来笑了一脸，眼睛闭上之后，就一直的长眠了；回想起来，正仿佛还是昨旧的事情。
先生殁后，我们翻他的遗箧，连讣闻年谱及遗嘱之类，都井井有条地写好在那里，似乎先生已早就预备好有这么一日的样子。此外连竹头木屑，绳索油纸之类，也一篮篮地收拾得完完整整，纸包上都号有内有纸若干，有绳多少，可作什么用，几时几日包藏等字样；先生的整肃的精神，实在要使人感动得涕泪奔流。
先生的坟在洪春桥里头离茅家埠不远的饮马桥边，我每次过岳坟灵隐，总要中途弯进去上墓门前展拜一回，风摇叶落，宿草颠头，恍惚像是又亲承了先生的謦亥欠一样。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二日杭州《越风》半月刊第三、第四期，据《达夫散文集》）
